蒋寅:在中国发现批评史

——清代诗学研究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传统的再认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 次 更新时间:2019-08-08 23: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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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批评史乃至整个文学史研究始终是前重后轻、前实后虚,对明清以来关注不够。由于明清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的薄弱,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传统的建构,始终存在很大缺陷和偏颇。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学界对古代文论和批评持有三个偏见:一、中国文学批评属于感悟式、印象式的;二、没有成系统的理论著作;三、缺少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理论范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命题。清代诗学的丰富文献将改变我们的看法,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传统,看到它拥有的丰富的概念、命题和独特的批评形式,从而实现“在中国发现批评史”的学术理念。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史研究也是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

  

   从1983年我第一次参加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的年会,在寻找古代文论民族性的主题下听到的各种对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概括,到三十年后在“失语症”或丧失话语权的令人沮丧的反思中听到的对古代文论“异质性”的强调,虽然心态和出发点完全不同,但思维方式和得出的结论却惊人地相似。明明是一个尚未登台的无交流状态,却被偷换成没有声音的判断。香港学者黄维樑的这样一个感慨,竟似成为中国文论不言自明的判词:“在当今的西方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20世纪是文艺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①经过一番追根溯源的反思,这笔账很大程度上被算到中国文论传统头上,于是在反思传统的名义下对传统文学理论和批评形成的三个以偏概全的结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我们对传统的认识。以至于今天,当学人一谈到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就不觉陷入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之中。

  

   一、关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三个偏见

  

   虽然三个偏见作为老生常谈随时都能听见、看到,但为了避免给人无的放矢的印象,我还是花了很大力气来搜集证据,以致本文延宕多年方得成稿。按照我的归纳,三个偏见表达为这样一些判断:

   (一)中国文学批评属于感悟式、印象式的。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在欧洲留学期间写作《诗论》,就提出了“中国人的心理偏向重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的论断②。长期以来,这一结论框定了后人对传统文学理论和批评基本性格的认识,限制了人们全面认识传统的视野。四十年后美国加州大学叶维廉又在1971年写作的《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略论》一文中指出:“中国的传统批评中几乎没有娓娓万言的实用批评,我们的批评(或只应说理论)只提供一些美学上(或由创作上反映出来的美学)的态度与观点,而在文学鉴赏时,只求‘点到即止’。”③虽然他并不否认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功能和价值,但对事实的认定明显与朱光潜的论断如出一辙。而且这并不只是他们一两个人的看法,许多老辈学者都这么认为。先师程干帆先生在1979年3月的日记中,记下他比较中西文艺理论得出的认识,以为中国文论“科学性、逻辑性不强,随感式的,灵感的,来源于封建社会悠闲生活”④。几十年过去,至今学界的一般看法仍是“西方美学偏于理论形态,具有分析性和系统性,而中国美学则偏于经验形态,大多是随感式的、印象式的、即兴式的,带有直观性和经验性”⑤。叶维廉举的例子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为代表,虽然当代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但仍同意以诗话为主体的中国诗学具有这样一些特点:1.类比与譬喻式的论诗方式;2.“语录”与“禅语体”式的批评话语;3.“以诗论诗”的独特文体⑥。这些特点概括了今人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言说方式的理解。

   (二)没有成系统的理论著作。

   这种论断也由来已久。1924年,陈荣捷就断言:“中土之文学评论,实不得谓为有统系的研究,成专门的学问。”⑦1928年出版的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也认为:“中国千年多前就有诗学原理,不过成系统有价值的非常之少,只有一些很零碎散漫可供我们做诗学原理研究的材料。”⑧朱光潜《诗论》则说:“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练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⑨1977年,台湾学界曾有一场关于批评方法的论争,以夏志清与颜元叔为对立双方的代表。夏志清认为当下的文学批评太过于注重科学化、系统化,且迷信方法,套用西洋理论往往变成机械的比较文学研究;颜元叔则反驳说,夏志清是“印象主义之复辟”,并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如诗话、词话都只是印象式的批评,主张批评应该基于理性的分析,而不应只停留在直觉层面和对作家传记的了解上。两人的对立观点引发了有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是不是主观的、印象式的论辩,议论蜂起,见仁见智⑩。但最终大家都承认,“中国文学批评确实比较没有系统,缺乏分析与论证,似乎较为主观。这点,颇令人沮丧”(11)。中国大陆文学理论家则往往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认定:“西方的诗学理论有较强的系统性,而我国传统的理论则较为零散。因为西方传统理论重分析、论辩,当然就表现出很强的系统性;而中国的诗学理论批评重感受、重领悟,所以往往表现为片言只语。”(12)《中国诗学批评史》的作者陈良运也说中国诗学“缺少全面的、系统的诗学专著,诗人和诗评家关于诗的发展史及诗的创作与鉴赏等方面的见解与阐述,多属个人经验式和感悟式的,尚未自觉地进行理论建构和实现整体把握”(13)。非古典文学专业的学者尤其会认同这种看法,如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第一章就认为,中国古代批评家“从朴素的整体观念和直觉阅读感受出发,构筑了一个漫不经心的缺少严密逻辑推导和理性特点的批评框架。在批评文体专事记载阅读偶感和某种体验,是一些人生碎片的集合”,“而过分简单化的语句,又使人感到古典批评的某种空白艺术,那些零散的、断片的词句,在表达自己的批评思想时有些躲躲闪闪,而微观批评方法和考据式的方法,使整个批评文体缺少综合性”,因而“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较之西方文学批评,主要缺少那种富有哲学精神的理性色彩”(14)。至于西方学者,限于自己接触到的少量文献,更容易产生一个印象:“大多数有关诗歌及其本质的讨论都见于有关具体的诗歌或对联的文章、书信或附带性言论的上下文之中;全面、整体性的理论著作往往是例外。从严格意义上讲,中文中确实没有与在内含与结构上系统表述的‘理论’(theory)一词相对应的术语。于是,有必要提请注意的是,在言及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时,人们所讨论的不外乎是某种不言而喻的样式,或以极有特点的词汇和论述策略重新建构起来的系统,而非概要分析样式的系统(synoptic models)。”(15)这些议论足以代表当今对古代文论作为知识形态之特征的认识。

   (三)缺少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理论范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命题。

   这一判断似乎出现得较晚,也许其部分指向已包含在上面第二个偏见中,所以我只见到《中国文学理论》的作者刘若愚曾说过:“中国传统之诗评每散见于诗话、序文以及笔记、尺牍之中,咳珠唾玉之言有余而开宗明义之作不足。纵有专著,亦多侧重诗人之品评次第,或诗句之摘瑜指瑕,或诗法之枝节推敲,而少阐发明确之概念与系统之理论。”(16)季广茂也认为,中国诗学“缺少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理论范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命题,更不能严格地论证自己的结论,它更喜欢以比喻性的策略展示独特的内在感悟。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式诗学,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理论,它展示出来的是东方式智慧而不是西方式的智力”(17)。这种看法应该是有普遍性的。曾对传统文论范畴意蕴的赋予、限定、派生和衍变的方式做过精彩论述的吴予敏也认为“传统文论并无意于运用概念范畴建构一个自足的批评—理论话语系统”(18)。如果要为这种判断寻找理据的话,汪涌豪《范畴论》指出的古代文论范畴涵义模糊性的两个表现——“一是用词多歧义,没有明确界说;二是立辞多独断,缺乏详细的论证”(19),也可引为佐证。这都是关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特征的一种普遍认识。

   上述三种判断当然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或者违背事实的,谁都知道,任何老生常谈都必定包含着某些一般意义上的正确知识。如果它们指涉的对象都只限于唐宋以前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论者作为例证举出的文献,清楚表明其立论的基础是唐宋以前的资料,那也可以说大体不错。但如果要将元明清文论和批评都包括进来,就未免唐突了。我所以称上述论断为偏见而不是谬见,就是说它们是部分正确同时含有很大偏颇的判断,在说明一部分事实的同时遮蔽了另一部分事实——也未必是刻意遮蔽,只不过是不了解而已。只要我们认真调查和阅读一下元代以来尤其是清代的文学批评文献,就会获得不同的印象,得出不同的结论。

  

   二、清代诗学提供的另一种历史认知

  

   自近代以来,批评史乃至文学史研究被一种先入为主的价值观所主导,始终是前重后轻、前实后虚,对明清以来的大量文献关注不够。本来,传统总是距离最近的那部分对我们影响最大:对沈德潜影响最大的是王渔洋、叶燮而不是钟嵘、皎然,对王国维影响最大的是纪晓岚、梁启超而不是刘勰、严羽。但我们谈论传统时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总是将《文心雕龙》、《诗品》、《诗式》、《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作为古典文论的代表,顶多再加上《姜斋诗话》、《带经堂诗话》、《原诗》、《艺概》。这个传统序列,说它不能反映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面貌,当然是不妥的;但若认为它能全面反映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面貌,就更有问题,起码说存在很大的缺陷和偏颇。清代文学家程晋芳《正学论》论及治宋学者未尝弃汉唐,而治汉学者独弃宋元以降的问题,曾有言:

   唐以前书,今存者不多,升高而呼,建瓴而泻水,曰:“我所学者,古也。”致功既易,又足以动人。若更浸淫于宋以来七百年之书,浩乎若涉海之靡涯,难以究竟矣。是以群居坐论,必《尔雅》、《说文》、《玉篇》、《广韵》诸书之相砺角也,必康成之遗言,服虔、贾逵末绪之相讨论也。古则古矣,不知学问之道,果遂止于是乎?(20)

   这是讥讽治汉学者仅抱着秦汉以上有限的文献,螺蛳壳里做道场,不知后代学问的发展。既然清代经学家已意识到,不了解晚近的著述,只在有限的秦汉文献里打转,就不可能有经学的进境。如今研究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不了解明清以来的丰富文献,又怎么能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传统呢?

   元明清三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文献一直处于半沉睡状态中,相比古代文学其他领域,文献整理工作明显滞后。毕生致力于搜集古代文论资料的郭绍虞曾说清诗话有三百多种,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牧童出版社1977年版)后附“清诗话知见书目”也著录三百多种,让学界误以为清诗话就是有限的这么些书。可根据我《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的著录,见存书籍已达1052种,待访书553种,计1605种。再据杜泽逊主编《清人著述总目》(未刊稿),可增见存书36种,待访书140种,总数达到1781种。这个数目是明代以前诗学文献总和的几倍!再加上众多的文话、赋话、词话、曲(剧)话、小说评论,清代文学理论和批评著作将达两千种以上。我不清楚整个欧洲在这近二百七十年间是否出版过如此众多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欧洲学者若忽视同一时期的书籍,就不可能产生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这样的巨著。然则我们在忽略清代文献的情况下写作的文学理论史和批评史,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传统,实在很让人存疑。

有清近二百七十年帝祚,不仅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末期,也是传统文化的总结期。在浓厚的学术风气下,文学理论和批评也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我多年研究清代诗学所得到的一个基本认识,就是只有到清代,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才真正成为一门学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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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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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文艺研究》 2017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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