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莫言的硕士论文与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5 次 更新时间:2015-12-14 15: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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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莫言创作的成功在于他早在1994年的硕士论文中就提出了要建立“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的理想。他的硕士论文提出了文学创作应源于故乡又超越故乡的论点。他的故乡是“血地”说,比李贽的“童心”说,海明威的“摇篮”说和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馈赠”说,更深刻地阐述了故乡的体验对文学创作的意义,更富有感情的意涵。他的创作实践围绕着他想建立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展开,他不认为写故乡就是复制故乡,而要经过梦幻般的文学处理,要超越故乡,从特殊提升到普遍,写出人性、人情,这样才能与全国的读者和世界的读者的心息息相通。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实至名归。莫言论文和创作实践给作家们以深刻的启示:创作要有自己的领地、童年经验与童年体验的区别;作家要社会化,又要社会化阻滞;童年体验基本上是心理印象,它的历时性特点使它成为作家取之不竭的生活源泉。

   【关 键 词】莫言/故乡/血地/高密东北乡/经验与体验

  

  

莫言获得了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12月10号,莫言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厅,穿着他特意做的漂亮的燕尾服,庄严地从瑞典的国王那里亲手接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证书、奖章和奖金。全中国的人民都为他感到骄傲。全世界的华人都为他感到骄傲。因为他是用汉语写作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个中国公民。我作为他的硕士论文指导教师,为他的成功感到无比的高兴。高兴的不仅仅是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高兴的还在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毕生的理想——成功地建立起了强大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王国。

   建立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王国是莫言1994年撰写的硕士论文《超越故乡》第一次提出来的。这篇论文的题目开始是我提出的建议,可以结合自己的创作写“童年经验与文学创作”,但最后他改题为《超越故乡》,可论文主旨和内容与我设想的大体一致。硕士论文于1994年5月11日上午答辩,我作为他的硕士论文导师,请程正民教授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答辩委员有鲁迅文学院的何镇邦教授,还有目前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罗钢教授和首都师大任教的陶东风教授。答辩的地点就是北师大旧主楼七层的文学理论教研室里。

   答辩在愉快的气氛中进行。莫言的答辩充满风趣,他不断用手比划着,说,故乡是他创作的源头活水,“我的手伸进故乡,抓出来的是一条小鱼,那就是一篇短篇小说,如果抓出来的是一条不大不小的鱼,那就是一个中篇小说,如果运气好,抓出的是一条大鱼,那就是一个长篇了。”他顺利地在那个研究生班毕业,并通过他的硕士论文答辩,获得文学硕士学位。莫言也就这样成为了我们的校友。

   讲三个问题:

   一、源于故乡,超越故乡

   莫言于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那时他在部队生活,他最早的文学创作是要“抵制故乡”。他笔下写的是“以海岛为背景的军营生活”,“去写海洋、山峦、军营”,也发表了几篇这类题材的小说。他在论文中说:“在以后几年里,我一直采取着这种极端错误地抵制故乡的态度。”②但是莫言意识到,这些小说都是“假货”。他在论文中,进行了反省,说:“为了让小说道德高尚,我给主人公的手里塞一本《列宁选集》,为了让小说有贵族气息,我让主人公弹钢琴三部曲(其实至今也没有见过钢琴是什么样子),等等等等,胡编乱造,附庸风雅,吃一片洋面包,便学着放洋屁;撮一顿涮羊肉,便改行做回民……无论如何乔装打扮,也成不了文雅公子,我的小说无论妆点上什么样的花环,也只能是地瓜小说。”②为什么莫言会在他的论文中作出这样的反省呢?这是因为他认识到,他开始的创作离开了文学赖以生存的大地,赖以生存的泉源;他认识到自己小时候亲身体验过的贫穷、饥饿和苦难就是文学创作最好的源泉。对于莫言来说,对他最亲切的、有着刻骨铭心体验的是故乡20年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的生活经历,以及日后要进入他的小说里的他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姑姑、乡亲和朋友等。离开了这些莫言所熟悉的小说赖以生存的泉源,怎么能写出真东西来呢?

   1984年,莫言的小说创作有了一次转折。他开始向故乡靠拢。论文中说:“其实,就在我做着远离故乡的努力的同时,我却一步步地、不自觉地向故乡靠拢。到了1984年秋天,在一篇题为《白狗秋千架》的小说里,我第一次战战兢兢地打起‘高密东北乡’③的旗号,从此便开始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文学生涯。‘原本想打家劫舍,谁知道弄假成真’。我成了文学的‘高密东北乡’的开天辟地的皇帝,发号施令,颐使气指,要谁死谁就死,要谁活谁就活,饱尝了君临天下的乐趣。什么钢琴啦、面包啦、原子弹啦、臭狗屎啦、摩登女郎、地痞流氓、皇亲国戚、假洋鬼子、真传教士……统统都塞到高粱地里去。”④这样,莫言终于找到了创作的泉源。不久,他发表了他成名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小说取材于“文革”期间他自己在一个桥梁工地砸石子和拉风箱的经历。

   莫言论文对于故乡与创作的关系的理解,概括起来有两点:

   第一点,故乡是“血地”,创作源于作为感情根基的故乡。他在论文中写道:“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⑤这就把故乡对作家的意义提高到极高的地位。莫言在论文中引过李贽的“童心”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引过海明威的“摇篮”说(“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引过俄国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馈赠”说(“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但是比较之下,我认为莫言的故乡是“血地”说,更富于深刻的情感内涵。莫言的“血地”说,从根本上是从亲情的角度、情感的角度来理解故乡对于作家的意义。情感是文学创作的根本,有情感的渗入,才会有动人心魄的作品,离开了浓烈的情感,作品必定是苍白的,所以莫言称故乡为“血地”,就是他认为创作要有感情的根基。并认为把故乡作为感情的根基这一点,是具有普遍性的,许多作家都这样做,他说:“当你构思一个故事,最方便的写法是把故事发生的环境放在你的故乡。孙犁在荷花淀里,老舍在小羊圈胡同里,沈从文在凤凰城里,马尔克斯在马孔多,乔伊斯离不了都柏林,我当然是在高密东北乡。”⑥

   第二点,超越故乡,创作应从特殊性中凸显普遍性。莫言虽然认为故乡是文学的“血地”,但又从来不把艺术描写局限于故乡,尤其不把作品中的思想和哲学局限于故乡。论文中他曾引过和评论过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说:“托马斯•沃尔夫在他短暂一生的后期,意识到自己有必要从自我中跳出来,从狭隘的故乡观念中跳出来,去尽量地理解广大的世界,用更崭新的思想去洞察生活,把更丰富生活写进自己的作品,可惜他还没有认真去做就去世了。”⑦所以莫言在论文中强调:“现实中的故乡与我回忆中的故乡、与我用想象力丰富了许多的故乡已经不是一回事。作家的故乡更多是一个回忆往昔的梦境,它是以历史上的某些真实生活为依据,但平添了无数的花草,作家正像无数的传说者一样,为了吸引读者,不断地为他梦中的故乡添加枝叶——这样将故乡梦幻化、将故乡情感化的企图里,便萌动了超越故乡的希望和超越故乡的可能性。”⑧那么为什么不如实地描写,而要把故乡变成一种梦境,将故乡梦幻化和情感化呢?这就是对故乡的审美(包括审丑)的评价。而更重要的是,作家有自己的文学理想,有自己的审美的追求,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就是在这种梦幻化和情感化中,这一切都可能渗入其中,这样或那样被实现,从个别的特殊的故乡里,写出普遍的人类相同的人性、人情,写出人类的美好的追求。这从特殊中凸显普遍,是文学从地区性提升为世界性,使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与整个世界息息相通,从而使作品为世界的人民所理解,并获得有一种为世界的读者所激动的力量。

   二、论文观点在莫言创作中的成功实践

   莫言在进入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前,就已经成名,他的以高密东北乡为题材的《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已经发表,受到读者的热烈的欢迎,引起文坛的震动。他的硕士论文是他创作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提升。但在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后,他对建立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的认识更深刻了,愿望更强烈了,实践也更自觉了。这是不能否认的。

   大家知道,莫言的长篇小说共有十一部,即《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食草家族》、《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红树林》、《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此外还有多部中篇和短篇,这些作品差不多都取材于“高密东北乡”,写了高密东北乡的各种人物,其中作为人物原型的就有他自己、他的爷爷、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兄弟、他的姐妹、他的姑姑,以及许多乡亲。一般人认为他的《透明的红萝卜》是他最好的小说,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的讲演《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中回答说:“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⑨实际上,这部小说的原型就是莫言自己,是他在那个桥梁工地劳动了60个昼夜所留下的真实生活的艺术加工。《天堂蒜臺之歌》写的是某县号召农民种蒜臺,但后来蒜臺卖不出去,农民闹事,包围了县政府,写出了人民的不平和愤怒,写出了他们的命运。这件事不是高密东北乡的事,但莫言也把这事件的环境挪到高密东北乡。他认为只有这样写,他心里才有底,才能把事件和人物写得活灵活现。如今可以说,他真正地实现了他的理想,建立起一个“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王国,他自己就是这个王国的“皇帝”,在这里他一个人说了算,他在这里掌握了许多人物的生死予夺之权,他在这里“独断专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为这里是他的“富矿”,他摸透了高密东北乡的生活逻辑和艺术轨迹。这是他的领地,是他的文学王国啊!

   但我尤其要强调的是,莫言不是一般地如实地记录自己故乡的风土人情,一个个离奇的故事,周围的环境,这里生长的动物植物等等。他着力要做的是要把自己的故乡梦幻化、情感化,也就是审美化。他写的是“高密东北乡”,又不完全是“高密东北乡”,“高密东北乡”人、事、景、物,都发生了变异。在他的笔下,有时把那里的事物诗化了,如在《透明的红萝卜》中,放在铁砧上的红萝卜怎么会透明的呢?姑娘脖子上的围巾怎么会变成红色飘动的火焰呢?这是诗化的结果。有时又把事物极端化,如那种残酷的“檀香刑”,人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它是莫言的极度的虚构和想象。他是那个文学王国的“国王”,他有这个权力。在《蛙》里以他姑姑为人物原型,但不是简单的复制。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说中说:“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⑩

更进一步,就是莫言在论文中所说的思想的超越和哲学的超越。他的论文的结尾是这样说的:“故乡的经历、故乡的风景、故乡的传说,是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逃脱的梦境,但要将这梦境变成小说,必须赋予这梦境以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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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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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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