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寅德 刘海清:莫言在法国:翻译、传播与接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1 次 更新时间:2016-11-09 22: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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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寅德   刘海清  

   2012年莫言折桂诺贝尔文学奖为其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注入了新的动力。《变》(Le Grand Chambard)的法译本于翌年出版,而《红高粱家族》(LeClan du sorgho rouge)完整版译本也于2014年发行。今年伊始,又并行推出以《超越故乡》(Dépasser le paysnatal)为名的散文集和《幽默与趣味. 金发婴儿》(Professeur singe suivi de Le Bébé aux cheveux d’or)两部中篇小说,[1]法国媒体的反响日益强烈,大学机构的研究也不甘示弱:在两年时间里已经举行了2次莫言国际研讨会,[2]同时有首部莫言研究专著在法国问世。[3]

   法国对莫言的兴趣由来已久,是译介莫言作品最多的国家,只是在时间的先后上略晚于日本。自1988年向公众推出短篇小说《枯河》(La Rivière tarie)开始,法国就凭借其持续卓越的出版业绩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已向读者贡献了法语新译的9部长篇小说,10余部中篇小说和1部短篇小说集。相互诱惑力似乎始于最初。熟知拉伯雷的读者群体对莫言的接受程度反而最低,或许由于触动法国作家的魔幻世界很少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出现。[4]然而莫言除了参照著名的威廉•福克纳(WilliamFaulkner)与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之外,也多次向法国文化和文学致敬。他曾经对卢瓦尔大区(LaLoire)与山东省缔结姊妹省份多有赞誉,[5]也曾对首都大剧院建筑师保罗•安德耶(Paul Andreu)[6]不乏溢美之词,保罗是莫言的一位忠实读者并被虚构成其小说人物。莫言对法国文学表现出强烈的爱好与精深的领悟,正如他的写作中有许多法国新小说的技巧,而他最近的小说《蛙》(Grenouilles)也融入了萨特的戏剧艺术。

   莫言与法国之间切实的关联并不足以说明为何“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标签会印在他作品的封面,同样也不能反映该作家被法国接受的复杂性,因为中间的过程与中国文学的国际化历程紧密相关。因而我们下文的考察会围绕这个背景路线展开。

   近2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日益加强,拥有越来越广泛的受众。读者对当下文学表现出愈来愈浓厚的兴趣,有时甚至忽视了20世纪上半叶的传统作品与作家,这或许是由于法国公众乃至国际社会都将目光聚焦于一个处于重大变革期的中国,引发了诸多关于历史、现在与未来命运的争议和思辨。但从文化与文学交流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更多地源于一种共识,即中国力图将当下文学推广至国外,而接受国也想将中国文学纳入欧洲版图或文学的全球共和国图景中。由此应运而生的问题是在法国背景下,接受体系如何面对地方本位主义与普遍主义之间以及文学自身身份与融合潜力之间种种关系的压力。为了从社会学和翻译学的角度展示接受过程中的压力,我们先来审视一下出版运作过程和媒介传播渠道,从中发现促销的效率尚未伴随制度性效应。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评论界、新闻界和教育界的话语,体现了两种略微不同的诠释学方法,一种倾向于同化吸收,另一种倾向于显示特殊性。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最后一点与副文本机制有关,它在战略性区域凝聚了图像与语词两种可识别的不同符号。莫言是所有方面的范式,他在法国与其他国家日益增进的威望与接受证实了全球化与中国当今发展背景下相异性与普遍性之间的新关系。

   出版与传播

   莫言享有一个对当代中国文学颇为有利的、意识强烈的接受环境。在商业目的之外,推销行为反映了多样化的出版政策与传播模式,利于当下的中国作家融入接受国的文学图景。然而诸多的融合创举与循序渐进的制度化程序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出版方面,有利条件首先体现于出版跟踪制度的建立,这得益于数家综合出版社的参与。莫言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出版业中的某种变化:跟踪政策似乎逾越了纯粹的偶然性,就像这个领域15年前的情况,尽管在综合出版社与专业出版社之间、在跟踪与传播之间的分歧始终存在。[7]莫言的21部小说主要出现在瑟伊(Seuil)出版社与菲利普•毕基耶(Philippe Piquier)出版社的书目中,前者在几次收购行动后几乎垄断了莫言所有小说,后者对其短篇小说的开发较有兴趣。[8]跟踪策略立竿见影的效果是缩短了出版周期。[9]翻译与出版的时间越来越靠近,中间的时间差愈来愈短。莫言长篇小说的翻译由5年缩短到2年以内,正如2009年底在中国发行的《蛙》,于2011年8月在法国出版。[10]如果说速度不是大牌出版社的专利,它们通过去隔离与去私密来确保中国作家更好的发行量。发行量越来越大,莫言的发行册数接近7000,还不包括书店里《观点》(Points)系列的袖珍版本。这个系列与正常版本《绿框》(Cadre vert)系列中的莫言超越了纯粹数量的意义:莫言从此被完美地贴上了外国权威作家的标签。然而这种跟踪政策并非是要将莫言树立为具有建设意义的范例,而是将其塑造为中国文学的代表,莫言具有可延展的、国际性的一面:莫言与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一起被列入瑟伊出版社的目录,与美籍华人英语作家哈金属于同一系列丛书。[11]

   在媒介方面,与中国文学的传播相比,莫言的接受体现了几个新的要素,尤其是在媒体报道和新闻事件层面。关于媒体参与,视听媒体几乎缺席,传统报刊媒体总是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于是几大国家报刊媒体,诸如《世界报》、《解放报》、《费加罗报》等国家日报,《新观察家》、《快报》等信息周报,以及更专业的读书杂志《阅读》或《文学杂志》等,这些报刊除了发布出版资讯,还会定期刊登一些回顾和访谈。互联网凭借专业及业余网站的阅读量而奠定了其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各报刊杂志的电子版,有部分网站专门报道中国作家的最新讯息:自2009年至今,网页报纸《参媒》[12]相继六次报道莫言,《街头89》也数次将莫言作为头条报道。贝特朗 •米阿拉雷 (BertrandMialaret)是一位对中国和中国文化颇有研究的记者。他撰写的颇有深度的关于莫言的文章刊登在《街头89》上。作为这些文章的补充,一些博客主会将个人观点和机构报刊观点结合起来深入探讨,比如博客《如果毛知道》[13]的一篇以《檀香刑》(Le Supplice du santal )为主题的博文。通过以文化信息为主导的杂志网页Fluctuat.net,可以看到读者的自发评论及其分享阅读的喜悦之情。此网页还轮流刊登各出版社对各大作家的评论,如莫言,池莉,高行健,加西亚•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和弗郎索瓦•拉伯雷等都在其列。[14]

   同时媒体报道的事件日益增长,大大促进了中法文化交流。在2004年中法文化交流年举办的“图书沙龙”会上,中国受邀担任荣誉国家引起了媒体的强烈追捧 : 文学报刊界专门发布了中国文学特刊 : 《世界报每周书评》(LeMonde du livre),《文学半月刊》(La Quinzaine littéraire),《解放报》(Libération)的书籍专栏,《文学杂志》(Magazine Littéraire)[15]等。拉斐尔•雷罗勒(RaphaëlleRérolle)应时在《世界报每周书评》翌日对外出版刊物中刊登了与作者的长篇采访报道。[16]作为此事件的延续,莫言以“非凡游客”身份受邀参加了2006年圣马洛“东方梦,真东方”主题活动,之后在张炜的陪伴下,他作为《酒国》的作者于2009年6月重返埃克斯。[17]此外这些事件也伴随着一些促销活动,比如在2009年6月,[18]莫言就花了一周的时间为《生死疲劳》法语版的出版宣传造势:比如凤凰(Le Phénix)书店于26日组织了作者与读者的见面讨论晚会。[19]除大众的庆典外,还有越来越多针对各大作家的学术型活动展开,比如2001年12月13日至14日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研讨会。在此研讨会上,莫言发表了《小说的气味》(Odeurs de roman)的主题论文,清晰地阐述了他敏感的经历,各方评论经久不衰。[20]在大学城举办的文化活动中,中法作家圆桌对话也越来越多。2004年书展期间,莫言和热纳维夫•布里扎克(Geneviève Brisac)就儿童主题开展了一次对话。[21] 从这角度出发,无论莫言本人是否在场,会谈或公开辩论都充当着不可忽视的角色:无论是由诺埃尔•杜特莱(Noël Dutrait)在埃克斯市书城举办的会谈,奥布拉克市举办的“文学研讨会”[22],还是2007年9月的《日内瓦读书热潮》论辩会[23]又或是其他组织机构举办的会谈[24],分量都举足轻重。

   显而易见,各大出版公司和传媒公司都为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莫言知名度的扩大和著作的传播不遗余力。尽管如此,各机构对莫言的认知和接纳尚有待证明。中国文学全书,世界文学大全,拉鲁斯百科全书和环球百科全书[25]都将莫言的名字摘录在重要文献之中。即便如此,莫言还是与法国文学体系无缘,没有获得任何嘉奖,虽然其作品《生死疲劳》(La dure loi du karma)入选2009年美第奇奖,最终还是遗憾落选。贾平凹凭借《废都》获得了费米娜外国小说奖,这仅是个孤例,那莫言姑且用另外一个特别奖来作为双倍的补偿吧,那就是2000年翻译著作大奖洛尔-巴塔永奖(Prix Laure-Bataillon)颁发给了由诺埃尔•杜特莱和利利安•杜特莱翻译并在上一年度出版的《酒国》(Le Pays de l'alcool)[26]。

   此类中国文学翻译在制度体系中依旧处于边缘化位置,并不为教育课目所采用。然而,如果它能够作为教育科目文学,那将是非常不错的传播途径。当然,高等教育日益重视中文研究,以莫言的文学为例,某些译本来自于实践:来自埃克斯市和里昂市的两个研究生班的学生就参与翻译了《师傅越来越幽默》(Le maître a de plus en plus d'humour )和《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La Belle à dos d’ane dans l’avenue de Chang’an )这两部作品。莫言一直以来不拘泥于汉学研究,他同时也会融入到比较文学纲目中,这得益于诸多的法译本可以令母语为非汉语的外国文科生阅读到他的作品。[27]相反地,莫言以及其他中国当代作家迟迟未被选入中等教育纲目,除了一位例外:2008年余华的《活着》(Vivre)被引入国际中文科目用来比较小说与其改编的电影[28]。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个领域的矛盾,多年以来,戴思杰和山飒两位法语作家作品都被中学生所学习。确实,在中学教师学衔竞试中中文科目考试的《现代文学》大纲中,莫言与余华、格非、王小波等当代和当下作家被视为首选作家。可是我们还是为文科会考中中国作家的持续缺席而感到惋惜,不像早在40年前川瑞康城(Kawabata)的作品《古都》(Kyoto)就已被纳入比较文学科目考试。[29]

   评论

   在接纳系统中,激励性的规定和审慎性的体制形成反差对比[30],因而必然的结果是出现了不同的诠释行为。实际上,评论的内容介于记者吸纳式甚至化为己用的认知模式以及教育类的阐释学思想之间,而阐释学从相反角度致力于揭示那些拥有个人主题和形式的作者的独特性。

记者的评论与向广大群众发布的编辑和文化事件相关联,并倾向于将此评论主观化。记者的评论首先矛盾性地透过整体相异性反映了莫言完整的中国性。事实上充斥于报纸和杂志标题的回顾、访谈和特写以既综合又模糊的方式展现了一位杰出的中国作家,就像某些冗长的标题只是将作者名字和国家并列:《莫言,字里行间的中国》[31]。当我们优先思考一个国家的演变和变动时,短期的现象并不缺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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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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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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