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志如:偶然事件对宪政制度变迁的意义

——以《大宪章》事件为例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1 次 更新时间:2015-10-22 23:4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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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志如  

   【摘要】在“制度——人”视野下分析《大宪章》的出台过程可以发现一个制度变迁中偶然事件的意义,即:一方面,人们通常都是遵守现有制度,而非打破现状。在另一方面,当偶然事件出现时,可以在主观能动性的支配下在以后会巩固这次偶然事件带来的可能制度演进。不过,它的实现,不仅仅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更需要时间经过,即坚持。

   【关键词】《大宪章》、偶然事件、宪政、制度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今天,我们很容易确定一些历史事件或者时间点作为一个时代开始,标志着(宪政)制度开始变迁或者演化,如在西方历史上,英国的约翰王与贵族签订《大宪章》,美国在1787年召开的制宪会议,1803年联邦最高法院马歇尔审理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在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9年改革开放。但是,对于当时人们来说,要有如此感觉与体会则有些强人所难;或许,他们在当时能够做的,就是根据自己的利益考虑,甚至是不正当利益考虑,在激情之下就采取行动,是非与成败对于当事人来说则无法考虑那么理性与周详[①]。

   之所以出现将这个时间点或者事件作为制度变迁的开始标志,主要在于人们的事后构建,而且这种时候构建的时间点也不能短,必须能够放在大历史的视角下观察与思考时才能做到;正因为大历史意味着宏观视野与长时间短的考察与思考[②],才能恍然大悟地发现某个时间点或事件是某种(宪政)制度变迁的萌芽。

   本文将要叙及的事件,1215年签订《大宪章》也处于这个境地。但本文主旨不在于分析《大宪章》这一文件在英国宪政史、甚至是世界宪政史上所占据的起点意义,而在于分析该事件作为当时的“偶然”事件在什么条件下成为了英国近现代宪政史发展的起点,以为作为已经非常明确的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宪政转型提供经验与教训[③],因为在当下的依据“理性需要”(而非依据“欲望”)生活的我们[④]可以在充分思量已经有了的人类经验为自己前景作出一点点理性预测。虽然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它,而且在实际的宪政实践展开中也会出现偏离原来预期的现象,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事该行为(好像人类还喜欢这样,就像古代祭师一样一遇到重要之事就会寻求神给予启示以指导他们的行为),并且从中受益[⑤]。

   因此,本文的分析将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首先,大宪章作为一种“偶然”事件的出现过程,以及事件中当事人的态度;其次,作为近代宪政制度形成的开始事件如何持续性地得到关注的或者说为什么它没有变为一闪而过的行为或者事件;再次,我们还需要关心中国语境下的思考与借鉴;最后,作为结语,反思制度下的具体个人在制度(特别是基本制度即宪政制度)变迁中的积极意义。

  

   二、作为“偶然”事件的《大宪章》出台

   首先,我们需要把握《大宪章》签订的前因,具体描绘如下[⑥]:

   在1199年,约翰在理查德去世后立即登基,成为国王。在这时,他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巩固自己的国王位置,避免有继承权的阿瑟乘虚而入。为此,他开始向不愿意随他到大陆地区服役的贵族征收两马克的盾牌金,准备法国国王菲利普二世随时可能的入侵;随后通过游说赢得本来是阿瑟支持者的效忠,并迫使菲利普签订和平条约,巩固了统治。

   本来可以高枕无忧的约翰王却与自己的妻子伊莎贝拉离婚,迎娶另外一个伊莎贝拉,而后一个伊莎贝拉却本来应该是强大的法国贵族休十世的强烈憎恨。法国王国、休与阿瑟勾结起来,发动了针对约翰的战争:在战争伊始,约翰占据上风并俘虏阿瑟,不过阿瑟却去世,而且死因不明。这导致了后期战争的失败,结果是在1204大陆的全部领土失去,成为法国的一部分。

   约翰要夺回在大陆失去的领土,则必须发动另外一场战争,为了准备这场战争,他向他的封臣征收各种各样的捐税,还包括了对教会财产(为此他得罪了当时非常强势的教皇,英诺森三世)。虽然最终达到获取财富以应付即将发动战争的目的,却由此引起贵族的抱怨与反抗,认为国王侵犯他们的习惯权利。

   然而, 贵族的抱怨与反抗并没有影响约翰的计划,倒是约翰与教皇的斗争、与布里奥斯的斗争,让战争在1214年才开始,也在1214年结束,而且还是以约翰失败而告终。带着战争失败的结果,约翰回到英国。贵族乘着国王处于弱势时,在1215年6月约翰与贵族在兰尼米德签订大宪章。

   在该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个行为点,即约翰王登基、休妻再娶妻、杀阿瑟、与教皇和布里奥斯斗争、战争再次失败、签订大宪章。这些点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特别是在去掉其中一个点或者两个点更是如是,换句话来说,即它们存在着若干偶然性,如果这些点间隔越大,偶然性则越大。在另一方面,必须注意,这一个过程中,如果在前面的几个点中,可以说存在着较小发生概率,只不过越到后来,则发生概率越高。因此,我们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签订大宪章这一个事件本身是一系列事件逐渐积累的结果,而非当事人双方计划之后果,只不过在这时选择的空间就越小。

   对此,在笔者看来,对此两种相对立的评价,可以放在“制度—人”的视角观察则可以看到它们的和谐,即我们通常的选择是遵从既有制度,而不是突破现有制度,个人或许能够补充或者修正这个制度,但一个人肯定不行,那是整个社会共同活动的结果[⑦]。具体到这里,即:

   一方面,如果从当时的宪政制度,即封建制度看,在约翰时期时,还处于运行的发展时期,而且还不属于巅峰时期(无论是欧洲大陆看,还是从英国看都是如此)[⑧]。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该制度下,作为具体的国王即使在自己的个人性格强势下,也通常是充分利用与发挥或者说去完善当时宪政制度。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但即使有一些事件在事实上导致了既有该制度“突破”,也最多只能看成偶然事件,甚至例外事件,因为参与其中的当事人没有对该事件所带来的后果抱有多大希望,而仅仅希望在该事件中收获当时已经达成的私人利益而已,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指责那些签订大宪章的贵族的私心,以及认为这个《大宪章》是一个封建契约而已,不值那么多赞誉[⑨]。

   简而言之,在这时的国王和贵族如果能够取得成就也只能是制度的服从,而不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去突破。进一步说,出现《大宪章》文件的后果,不是对当时制度的突破,而仅仅是一件偶然事件而已,谁也没有当真。

  

   三、重复的意义

   现在,我们已然明白,签订《大宪章》这一事件在当时只是偶然事件或者说例外情况,它超越了当时社会封建制度底线,根本无法得到整个社会承认,因为它除了声称传统习惯权利外,还涵盖太多对国王权力的制约。在当时教会,不仅仅没有得到教皇认可,反而英诺森三世认为《大宪章》无视国王的权利和荣誉,并颁布训令解除它的效力,还要威胁如果要约翰遵守的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破门律的惩罚[⑩]。在英国,不仅仅贵族没有在签约后立即就信任约翰王,而且还继续保持对当时伦敦的控制,以至于约翰王在1215年9月与贵族发生内战,正如霍尔特所评价的,即“1215年《大宪章》是个失败。它的目标是和平,但却引发了战争[11]”。

   但是,它的确在英国宪政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限制国王权力的重要文献,是近代宪政的萌芽,不管是否是想为近现代宪政寻找一个看得见开始点(方便于识记),抑或者是想创造一个史诗和神话[12]以得到信仰。如果要将之作为宪政制度演进的开始,即从封建宪政制度演进到近现代宪政的开始,则必须看看这个萌芽在什么条件下被跟进,跟进的过程,以及以什么方式跟进,最终让我们看见这个萌芽和跟进与以前相比较而言的确属于新宪政制度的范畴!具体分析如下:

   由约翰开始与贵族的内战,随着约翰的去世和亨利三世的继位而逐渐结束。但是,在结束之前,虽然辅政大臣马歇尔的衷心支持,但法国菲利普的太子路易八世依然在英国骑马驰骋,梦想着建立威廉一世一样的事业,而且还有一些贵族的支持[13]。为了取得对法国入侵战争的胜利,由辅政大臣威廉·马歇尔主导的 、由亨利三世签署的《大宪章》在1216、1217年得到两次重申,取得了贵族的绝大多数的支持,路易八世灰溜溜地逃回欧洲大陆;1219年马歇尔去世之后,亨利三世继续在1218年、1223年再次确认,在1225年重新签署《大宪章》——在这时,英国的贵族心理才对政府放心[14]。

   如果我们再把历史拉长,根据齐延平的描绘[15]:首先,在1258年,亨利三世逼迫接受另外一个大宪章即《牛津条例》,这个文件是在大宪章的基础上起草的,而且该条例重申自由大宪章个必须得到遵守。其次,在爱德华一世的1297年,大宪章再次得到确认,宣布大宪章必须得到遵守,任何与大宪章条文相抵触的判决归于无效——在这里,齐延平教授指出,在大宪章从颁布到1297年的80年中,其得到32次确认[16]。再次,在爱德华三世时,大宪章进入到司法领域,而且议会也开始对大宪章进行多方面的创造性解释,补充和完善了大宪章的内容。

   然而,在随后的日子里,《大宪章》被遗忘,即使在莎士比亚的戏剧《约翰王》也没有提及这一文献[17]。直到柯克大法官的17世纪,在他的领导下、法律家的共同努力下,《大宪章》重新成为重要性的政治文件[18];然而,在这时不再局限于贵族与国王的斗争,在于司法权与国王代表的形成权的对抗,也就是说已经形成新的内容,具备了新的政治涵义,即这才是真正的近代宪政[19],而不再是封建社会宪政制度的具体体现。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虽然在约翰王签署《大宪章》时属于一个逼迫行为,而对于封建宪政制度而言,则属于一个偶然事件,也是一个例外;但在亨利三世之时,英国的内忧与外患同样没有消除,而且即使在这个威胁消除之后,由于要维持一个已经加强中央集权的帝国也需要贵族的经常性的财政支持,《大宪章》则在这种背景下得到不断的确认,在爱德华一世时期就已经达到32次,在爱德华三世时继续得到重复并它达到被神化的地步。简而言之,《大宪章》被不断重复!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即《大宪章》却在15、16世纪中沉浸在历史的背后!然而,《大宪章》所展示的内容是否也消失在历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就是对《大宪章》以偶然事件出现后,以何种方式跟进的进一步分析,具体说来:

   笔者曾经对《大宪章》的内容进行分析与归纳,认为有两个方面,其一,关于财产的实体性权利,其二,关于实现这些财产权利的程序性权利[20]。如果还要更确切地说,即《大宪章》对国王权力进行限制主要在国王运用权力侵犯财产权,要求他遵守英格兰关于财产的习惯法,要求在发生争议时能够以司法途径解决纠纷。如果再简单地说,则《大宪章》规定的条文主要是围绕财产权展开的,而不是围绕权力进行的。

关于财产的法律属于习惯法,但是这种习惯法以何种方式体现出来呢?众所周知,在诺曼征服英格兰以后,无论是诺曼王朝还是安茹王朝,他们都在完成一项事业,即加强中央集权,而且取得很大成功。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就有司法改革。在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如陪审团、令状等——就被誉为普通法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在13世纪普通法最终形成[21],但却是这种中央集权加强的副产品而已[22]。更确切地说,则英国普通法是国王们通过令状、陪审团巡回审判、王室法庭的设置实现权力了集中,又间接实现了以判决方式表达对国王对整个英国人习惯性权利(财产)的救济与保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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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大学法律评论》2011年卷,第26-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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