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志如:转型宪政社会的权利风险

——以英国《大宪章》时代的权利为中心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 次 更新时间:2015-10-22 23: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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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志如  

   【摘要】通过对《大宪章》时代下的宪政权利做一个历史勾勒,揭示出转型社会中的权利具有风险性特征,以及这种风险性降低的过程与结果;最后在结尾表达出对中国法治的启示。

   【关键字】封建制;权利;《大宪章》;风险性

  

   一、《大宪章》有什么魅力?

   无论是从英国宪政史,还是在世界宪政史的视角看,英国《大宪章》都可谓年代久远而且属于重量级法律文献与历史文献。如果仅仅针对对于英国而言,这部法律文献的重要性或许也不应亚于1787年《美国宪法》在美国宪政史的地位。在《大宪章》中,如果从今天的视角看,主要体现权利、自由与限制政府权力(王权,即国王在法律之下治理英格兰 )等原则。虽然学者们对这些权利的主体还些争议[①],但这些原则却一直影响、激励着人类社会:在17世纪终于正式结果,即英国的《权利法案》,在18世纪又有美国颁布《美国宪法》,法国紧跟其后;到20世纪,已经成为所有现代国家立宪时首先需要完成的事项,它也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常识的一部分——至少在理念上已经达成共识,只是在实践中,法治国家在保障上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

   然而,即使在普通法视野下,对《大宪章》和《美国宪法》的研究与思考在中国语境下却占据迥然两别的地位:关于《美国宪法》的研究的论文、专着已经汗牛充栋,而对于《大宪章》研究的专业论文与专着——根据笔者在学术期刊网的检索——甚少,更多在于相关研究时随便提及,而且观点也属于人云亦云状态[②]。美国宪法(包括后来的修正案)在中国语境下呈现出一种精致、非常成熟、且令人艳羡的画面[③]——特别是从整个世界宪政史看,18世纪晚期的美国宪政相对于英国大宪章时代来说绝对符合这一描绘——当然,现在也以常态的方式展现在美国公民的日常生活中。不过对于中国的学人,却很少关注其中历程与辛酸或者反思美国成熟宪政后面的转型[④]。这种研究与思考方式只看到一个简单的美国与西方,只会让我们崇拜美国式的西方,而无法看到一个复杂的西方社会(包括西方制度与法治实践)——它无助于中国学习西方[⑤]。不仅如此,而且也更无助于中国以批判性方式借鉴西方法治以建设中国式的法治、宪政国家。

   要体会理解复杂的西方、全面的西方宪政法治全景,则不仅仅表现为记住一些术语、制度当下运行、技术操作等形式上的事项,还需要对转型时期西方社会的宪政法治发展过程予以深刻理解与研究[⑥]。宪政变迁规律才会浮现于眼前,这才能真正为中国在处于转型宪政时期时如何实现一种中国式的现代化宪政提供借鉴!大宪章时代的英国可以说属于中世纪与近代的分界点,处于社会转型的初期;如果研究这一时段的宪政制度比研究美国宪政史更有借鉴意义,因为它处于世界近代宪政史发展的初端[⑦]。作为结尾的开始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被治理者的权利如何产生,如何扩大,如何保障,其间经历了什么,作为争斗双方的他们态度究竟如何等问题都值得宪政、司法改革刚刚进入转型深水区的中国借鉴!不仅仅如是,在这里还可以将大宪章时代的宪政与美国宪政史作为一个谱系思考,以体察其中的阶段性、这些阶段中主要处置的事项,这些事项所能体现的权利与权力关系——这恰好才是宪政的核心精髓,因为在笔者看来,宪政就是如何处置权利与权力的博弈关系问题。这些或许就是《大宪章》的真正魅力吧!

   在分析之前,笔者必须提及一点:本文关注重心在《大宪章》时代的权利问题,因此《大宪章》在整个普通法宪政史上的谱系问题则留待其他文章分析,前面的提及只是顺便表明其值得研究的又一重要意义而已。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本文分析的时间与空间的界定,即本文不是对整个中世纪宪政转型的研究,而是对英国中世纪,并以《大宪章》为背景的宪政研究!

  

   二、权利视角下的英国宪政:《大宪章》颁布前时代的景象

   要分析《大宪章》时代的关于转型宪政时期的权利问题,首先需要完成一项任务,对转型之前、之中的制度,即所谓的封建制度必须有一个大概的理解与思考,因为只有在这一框架下我们才能感受到转型时如何开始的!

   对中世纪盛行的封建制度、封建主义或封建社会的界定,虽然学者争议不断[⑧],但对该制度的描绘则差别不大,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如是。如果从宪政视角的权利角度看,这一制度至少可以分解为如下问题,我相信大部分学者可以接受,即:

   首先,从人身依附关系上看,以臣服、效忠的方式表达封臣与领主的依附性,并且将这种关系无限扩张开来,最终将势力最大者与最小者联系起来[⑨]——当然必须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最大者与最小者有直接联系。

   其次,双方的封建权利与义务,则表现为领主恩赐土地与安全,封臣提供兵役、租税;如果另一方违反义务,对于领主而言则可以没收土地、财产与生命等,对于封臣而言,则可以反抗领主;而且他们联系重要基点就是土地[⑩]——可谓中世纪式契约[11],即虽然有缔结契约实质,但双方在地位上却是极端不平等,与现代国家契约的第一要义即平等之上的契约有着根本的区别。

   再次,虽然中世纪封建制下的司法分裂,但任何一级的领主都会为领主范围内的封臣提供一种纠纷发生时的审判,不仅仅为封臣提供保护,更增加自己的收入来源[12]。

   对于英国而言,在威廉一世治理英国之前,根据一位学者的看法,政治体制、宪政制度几乎还处在草创阶段,还非常简陋,如政府没有职能分工、司法审判缺乏程序等[13]。在1066年,诺曼公爵入主英国,带去了西欧大陆的封建制与原初的习惯法结合,形成了与前述有区别的封建制度(或者说英国宪政制度)。与前面描绘大致相对应,英国封建制可以这样描绘,主要有两点不同:

   首先,在领主与封臣关系上,虽然也都是属于依附关系,但在最高级领主(即国王)与最低级别的封臣之间的关系却不同,根据学者齐延平的观点,即“威廉在当时英格兰推行封建制是依据‘我的附庸的附庸也是我的附庸’的原则进行的,这与欧洲大陆‘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封建原则明显不同[14]”。 简单地说,在英国,国王与各级封臣由于一系列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建立了若干直接关系,如对全国进行各种调查、财政署的建立、司法改革的推进[15]。

   其次,在亨利二世加强中央集权的各种措施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司法改革,也就是说以司法作为重要武器加强中央集权,导致英国的司法制度在管辖制度、陪审团制度方面等程序性的重大变化[16]。与之相对应,欧洲大陆的司法制度,正如法国史学家布洛赫做分析的,即“首先……司法权呈现出极大的分裂状态;其次,各种司法权错综复杂;最后是这些司法权的功能低下[17]”。

   正是这两点原因,导致英国的宪政实践与欧洲大陆的迥然差别。在这里,笔者拟详细分析英国的宪政实践,以析出英国宪政在从封建制向近、现代宪政转型时的权利表现,在分析中简单地与西欧大陆宪政体制作比较,以充分展示英国在《大宪章》年代的权利特点,即风险性!就从前面没有分析的第二点开始,从这个“同”开始在上述的两点“不同”的影响下衍化出第二点在宪政体制上的不同来!

   虽然英国与西欧大陆的封建制有两点不同,但他们的基础是一样,正如历史学家韦尔斯引用《英国百科全书》所言,“真正的封建关系的基础是采邑,通常是土地……[18]”;又正如布洛赫的分析一样:

   “……大多数委身者从新领主那里所寻求的不只是保护……也期望新领主对他们的生计给予帮助……就领主而言,他不只是为行使对附庸的权力野心所驱使,而且还时常试图通过附庸们的力量控制财产。简而言之,各种保护关系从一开始就涉及到经济方面,附庸关系和其他关系都如此……

   (在)当时,拥有一群附庸的领主就像一位雇主一样……对附庸的役务(进行报酬)……有两种方法,领主必须选择其中之一。一是将附庸豢养于家中,供其衣食并出资为其提供装备;一是给予附庸一份地产或者提供一份固定的地产收入(引号为笔者注),供其维持生计[19]”。

   简而言之,西欧封建制(包括英格兰)的基础就是土地。以土地建立采邑,建立各种军事、依附关系,换句话来说,即其他制度与行为皆来自土地的衍生。如此封建制,根据冯天瑜的观点,属于“契约封建制”,而且在后来逐渐出现成文“封建契约”[20]。这种“契约式”封建制的具体表现(如果简单地说)则是封建权利与义务,如果从宪政的视角看,就是领主的权力(与职责)与封臣的权利(与义务)。

   如果从宪政视角看,英国当时的权利关系可以分析如下:

   以土地为中心的权利,并非一开始就是一种“成文契约封建制”下的权利,而是一种习惯法,不仅仅有还是重要组成部分的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还有诺曼已经成型的封建习惯法[21]:相对于最高领主英国国王而言,其在范围之内享受到的关于土地的习惯性权利(也是权力,因为其又是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当然相对于封臣或者说附庸(也即当时的贵族)就属于义务;根据学者程汉大的归纳有:骑士义务,即封建领主向国王提供骑士的义务、助钱义务,也即国王儿子受封或者嫁女等行为带来的礼金、继承税义务、接受国王监督义务、土地转归义务[22]——这些构成国王的主要收入!那么对于封臣(即贵族)而言,他们享有的权利,根据前面的叙述,则必须被封赐土地或者提供一份收入,国王还必须确保其享有所有权,再则还有为封臣提供一种安全的社会秩序[23]——相对于领主、国王而言则属于责任与义务!

   如果从宏观视角看,则上述叙述的关于习惯性权利,西欧大陆都有[24]。但是,由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国王对骑士的统治到达底层,即“国王附庸的附庸还是国王的附庸”,不仅仅能够向全国征税[25],也能够通过司法改革方式(同样也属于加强中央集权措施之一)将所谓的国王的正义施以每位骑士——这就是英国与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不同的地方!这种不同的运行形式,导致了英国宪政权利的什么特点呢?

   然而,由于整个英国有很多层次的领主[26],每个领主的主要区别就是地产(采邑)不一样,因而他们享受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数量不一样,虽然他们在本质上属于同一性质,都接受国王直接治理。正因为权利与义务的数量不一样,导致了他们与国王的距离也不一样,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所能引起的政局变化也不同。国王对他们的关注就有很大区别,而且也体现在司法程序中,具体分析如下:

   领主的地产所有权、继承权等权利作为封建权利之一,在前面已经提及属于习惯法,在这些权利发生纠纷后,如何救济以实现呢?

   在当时欧洲大陆,一旦纠纷发生则主要在领主法院进行诉讼,没有一种集权式的管辖程序,而且也没有现在所谓的上诉程序[27],导致了一种分裂的司法,整个王国的法律以习惯性法律方式表达出来呈现分裂状态[28],因为其奉行的原则是“领主附庸的附庸不是附庸”,通过国王提供正义的方式无法为国王增加收入,其没有动力去改变现状。

   但是,对英国而言,由于各种原因(如对付法国,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作为征服者必须在英格兰镇压不服从者、改造贵族、实现有效统治等[29]),国王必须(甚至可以说是属于一种被迫行为而必须)加强中央集权:

在1066年征服英格兰后,无论是威廉一世,还是后来的威廉二世、亨利一世都主要在行政方面加强中央集权[30];这种集权虽然效果很高、速度也快,但更容易造成负面后果,如威廉一世、威廉二世的统治就很容易被认为残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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