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勤 何成云:身份与职业:城乡关系视域中的“亦工亦农”(1958—1977)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 次 更新时间:2020-06-22 19:50:29

进入专题: 城乡关系   亦工亦农   合同工   社队企业   制度变迁  

宋学勤   何成云  

   摘    要:

   内生于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需要,人民公社时期的中国社会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结构存在许多内在张力:企业因生产任务增长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农民因城乡差距对“进城”的渴望、农业因人地矛盾和工业提取而滋长的“内卷化”问题等。对此,国家提出了“亦工亦农”的设想,为彼时的农业剩余人口提供向工业转移的制度化渠道,虽有其限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主义国家消除城乡、工农差别的承诺与有限国家能力之间的矛盾,也为改革开放初期的“边缘革命”准备了条件。

   关键词:城乡关系; 亦工亦农; 合同工; 社队企业; 制度变迁;

  

   人民公社时期的“亦工亦农”,从其最狭义的层面而言,是一种劳动用工制度,起源于刘少奇于1958年上半年、1964年上半年两度提出的用工制度从固定工制向合同制改革的倡议,核心原则是“能进能出,亦工亦农”,即在该制度下,农民不改变户籍性质及社会福利关系(包括口粮、医疗保障等),在由企业和社队集体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内进厂做工,暂时改变职业身份,“农忙务农,农闲做工”、期满返农1。而从广义而言,“亦工亦农”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消除“三大差别”尤其是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一种思考和实践路径,即农民在地工业化、农业通过自我积累实现机械化2。

   “亦工亦农”作为人民公社时期国家为疏解因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经济、社会方面的压力而创设的一项允许农村劳动力要素暂时地向城市和工业转移的制度性机制,既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各自作为能动的行为者贯穿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持续互动,也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在理想社会承诺与现实国家能力之间的艰难平衡。因此,对于“亦工亦农”,一方面应当有历史学钩沉索隐的细致功夫,爬梳其兴衰嬗变的运作实态;另一方面也应当有社会科学的宏观视野,将其放在超出劳动用工制度以外的较为宏观的视域中加以考察和分析。但目前直接涉及“亦工亦农”的研究,一般很少超出劳动用工制度的谱系3,往往集中于国家层面的政策设计,缺少对其实际运行的详论4,且普遍认为“亦工亦农”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被迫中止———人民公社时期“农民进城”的合法之途被彻底封死5。鉴此,本文将以档案材料为基础,同时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视角,在城乡关系的视域中探究“亦工亦农”提出与运作的坚实社会基础,述其实践、析其能为,以展现这一时期社会在“被动”之外的“坚韧、顽强、智慧和希望”6,揭示国家于“强硬”之外,在“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下容纳社会预期、实现社会承诺的持续努力。

  

   一、“亦工亦农”的社会基础

  

   如前所述,在狭义的“亦工亦农”制度下,大中型企业(包括一般厂矿和季节性生产企业)被允许划定“预备工区”,在该范围内与农村人民公社协商“建立固定的劳动力支援协作关系”7,即事实上允许城市企业(大中型企业一般在城市)在农村招用工人。但1958年上半年、1964年上半年两度倡议“亦工亦农”之时,恰为两轮人口精简8刚刚完成的节点。由此产生的疑问是:在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后、尤其是在第二轮精简刚以艰巨的努力清退1940万职工回农村时,为何又提出“亦工亦农”?这不能不从城乡二元结构自身的内在张力与界限谈起。

   关于人民公社时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缘由,学界已有公论,这一结构内生于赶超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需要9。然而,城乡二元结构下其成员的利益诉求亦需得到适当的满足———何况消除城乡差别始终是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亦工亦农”的提出,即是企业、农民等行为主体与国家互动的结果。

   企业屡禁不止地向农村“私招乱雇”的现象及其附带后果是催生“亦工亦农”的动力之一。在赶超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要求下,企业始终以完成生产任务为第一要务,尽管国家对于“大跃进”后城市人口膨胀、商品粮供应危机的应对,即大规模精简城市人口的运动会短暂地构成“工作打断”而改变企业行为的优先级,但只要工业仍被需要保持高速度增长,企业增加人员的需求实际上是不可遏制的:不仅从客观上而言“增产增事”很难“不增人”,“软预算约束”也为企业提供了主观的囤积冲动。当时劳动力统一调配制度的不完备,是造成企业“私招乱雇”的直接原因。这一制度要求单位在期初上报劳动力需求计划(包括工种、人数和使用时间),而后劳动部门根据各需工单位劳动力使用项目的轻重缓急,在部门和地区间进行统一调配。调配的主要原则是老企业“增产增事不增人”,并充分挖潜以便新企业需要时可以首先抽调。设想中这一制度可以合理、精干、充分地使用劳动力。10然而,一方面,“调配的是人不是钢材,调配不好,就要叫喊”,仅从盈—缺的角度取有余而补不足,往往会出现不匹配的现象;另一方面,“调而不配”的现象长期存在,需工企业往往要支付未知的时间成本。许多企业的“私招乱雇”即源于此:如天津市造纸厂私自长期招用临时工,即是因为“任务紧迫,(劳动力———引者加)调拨不及,严重影响了装卸收苇工作的完成,为此已造成罚款”11。为规避未知的时间成本,许多企业倾向于“囤积工人”,“宁肯窝工,也不外调”12;或者“在借调工人时,有的借出单位不保证工人质量,有的调入单位却又不按期送还”13。这些行为有着极强的负外部性,导致有些单位索性“宽打窄用”,有意多报,打上“保险系数”,而劳动部门在此情况下采用的“打折扣”办法14,事实上损害了认真制订需工计划的企业,这进一步削弱了劳动力调配制度实施的绩效,促使企业在制度外进行招工。于是,国家在不放弃“高积累—高增长”发展模式又不能放任企业盲目地进行“计划外招(农民)工”的情况下,就须设法将后者纳入规制之中。15

   由于经济投入和产出在城乡间的不平衡分配,城乡二元结构下受损最大的无疑是农民。同企业一样,农民也通过各种非正式途径表达和实践着自己的诉求。在农民的各种非正式途径中,“盲目外流”无疑是最显性的一种。虽然至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已在农村完备了“支部建在大队”的常规干部体系以及包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内的运动机制,配合城市的户籍、粮食配给、收容遣送等制度,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民“盲目外流”的规模。但是,这些努力是有其限度和代价的。

   就其限度而言,企业屡禁不止的“私招乱雇”与一些城市短缺的商品和服务均为农民在城市短暂立足提供了可能。在进厂做工方面,农民具有体力好、顺从且便宜(由于处于“灰色地带”而缺少议价能力)的特点,因而在一些对体力要求高、技术简单而社会评价不高的岗位上拥有相对于城市临时工的优势。一些具备特殊技艺的农村匠人,如皮匠、铜匠、瓦匠很容易在城市找到活干,除填饱肚子外,还能往家寄钱16。在一些人地矛盾突出、难以糊口的地区,农村干部甚至会主动为具备上述外流能力的人开具介绍信,以在其自我供养的同时增加社队的副业收入。如江苏省兴化县孤山大队一小队长在群众会上说:“如果愿意出去混混,口粮由社内保管,明年春天来家一斤不少。”17于是,尽管农民不可能毫无限制地“自由”流动,但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数量依然可观,要将这些人全部收容、遣送,成本势将高昂。

   就其代价而言,城乡之间的差别和控制农民进城乃至要求已经进厂做工的农民返乡务农的做法,亦会引起农民的不满。1961年7月3日,北京市昌平县南邵公社一个生产队长向万里写信反映农民户比居民户供应少的问题,提出“农民户每月供应的一切物品比居民户都少甚至没有,同是人民政府人享受为何不一样平等呢?”18部分家属在农业社的职工更容易成为农民发泄不满的对象,比如河南省井阮村就有村干部骂“工人不要脸,赚上钱当资产阶级”,还有对工人开斗争会并编戏嘲讽的19。由于合法“进城”的渠道渐趋狭窄而企业和农民的需求不减(这一矛盾在精简期间更突出),许多“私人关系”活跃起来,除了通过正常的同乡和亲友关系告知需工信息外,滥用职权、冒用公章、财务作假、“包工头”及剥削等现象开始出现。比如,1962年3月,苏州蔬菜公司有一基建项目需工,因嫌城市建筑部门工价高,该公司通过私人介绍与“包工头”李某接洽,李某利用其“大队建筑组”印章签订合同以在税务部门“过明路”,而后又低价转包,通过“阴阳合同”从中获取差价20。

   而如果说农民的“盲目流动”对城乡二元结构构成了显性的挑战,那么伴随着“大精简”与“充实农业战线”而来的“五亿农民搞饭吃”(“以粮为纲”“劳力归田”),将以种种或隐或显的“内卷化”形式在更长远也是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制约整体经济发展的步伐。事实上,人多地少的矛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初步显露,当时国家试图通过组织起来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垦荒、整修土地、疏浚河道、建设大型水利工程,有计划地发展有销路的副业、手工业和农副产品的初步加工来尽可能多地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以等待工业增长后再有计划地从农村抽调劳动力21。应当说这一计划是符合当时国情的,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先集体化,后机械化”的农业现代化设想中的第二步事实上难以落实:不多的农业剩余已通过“统购统销”“工农产品剪刀差”等方式被大部转移到工业部门,而且来自财政的农业投入在1958年至1978年间年均仅13.09%22。于是上述途径或许能够使农民在农村有事可做,但是无法明显增加社员和农业社的收入。这使得机械化所需要的农具及相关服务(排灌、机耕、电力等)相对于社队的需要而言显得稀少而昂贵。如此一来,农业将陷入“无发展的增长”,有限的增长也大多以“糊口经济”的方式被过剩劳动力的消费所抵消23。

   对此,国家领导人很清楚,“硬性规定不准农民进城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24,“农业机械化应当加紧实行,以便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25。但是,赶超型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并未改变,工农业基础仍然薄弱的国情并未改变,因而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有必要维持。于是摆在国家面前的任务是:必须设计出一种机制,在不打破既有大框架的前提下,既满足企业因生产发展而增长的用工需要,又尽可能地减少由此带来的商品粮和其他福利设施需求的增加;既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为此必须设法增加其收入,但又“不能改善太多”以致购买力与消费资料供应的差额进一步加大26;同时又能够使农业社增加现金收入,以满足农业向“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发展所必需的资金。于是,“亦工亦农”制度应运而生。

  

   二、“亦工亦农”的运作形态

  

   一般认为,刘少奇最早提出并积极倡导“亦工亦农”,但就其制度来源及其最终形态而言,可以说是上下互动的结果。由于当时普遍认为“铁饭碗”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刘少奇1958年上半年提出“在工厂有多余工人的时候,招收的工人没有工作可作时,是否可以暂时辞退”27之问。打破僵局的是来自基层使农民“亦工”的实践。如前所述,企业的用工需求同现实间的矛盾,地方是直接感受者也是第一处理人,因而最早感受到对国家政策变通的必要性。如山西沁县、湖南湘潭、四川雅安、安徽淮南等地,在1955年至1956年即开始试行并已形成制度28。这类试验在1958年初经地方报告、报纸报道等形式传播后,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58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关于县以上新建工业企业,从农村招工,实行亦工亦农制度,不采取“包下来”的办法的请示报告》,要求各地组织试行推广29。

随着“大跃进”的全面发动,在“全党全民办工业”的氛围中,到1958年12月,不仅城市大中型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工程中招收了“来自农村的简单体力劳动工人约300万人”,县以下工业更是“遍地开花”,社队工业中“亦工亦农”人员约达1500万人30。尽管这些新增加的来自农村的合同工在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大多又被精简回农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城乡关系   亦工亦农   合同工   社队企业   制度变迁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1784.html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CPC History Studies 2020年0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