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战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1 次 更新时间:2015-08-27 19: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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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战略是近期的热门话题,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都表示了高度的兴趣。但是浏览一下各种讨论,会发现多数是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上展开的。“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倘不能提升到一个历史的高度来理解的话,其意义便难以真正地呈现出来——所谓提升到历史的高度,并不是指回溯到丝绸之路的历史起点,而是要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对“一带一路”战略与世界秩序的演化逻辑之间的可能关联,作出内在分析。

   本文便是要在这样一种角度展开讨论。文章会尝试分析当今世界秩序的内在机理,以及其软肋所在,在此基础上,呈现出“一带一路”战略可能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美国主导下的当代世界秩序

   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讨论要从世界秩序谈起,因为任何战略都不是凭空、而是要在一个外部约束环境当中来展开的,不理解外部环境,便难以理解该战略本身。一带一路战略首先是个经济方案,必须在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市场[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参见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9页。] 当中落实其可行性。卡尔·波兰尼曾经提到现代世界的一大特征,就是“脱嵌”。这一现实使得一切政治方案都要顺应经济的逻辑,否则便无法落实;所以政治—法权意义上的世界秩序也必须得与世界市场的逻辑有同构性。这正是美国所主导的当代世界秩序的根本特征,也是我们讨论“一带一路”战略时,绕不开的约束条件。

   当代全球秩序是由美国所主导的,但它却不仅仅是美国的,而是超越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单个国家之上的普遍秩序。它以世界市场作为其最基本的约束条件;以国际安全秩序提供最根本的保障;以全球几大经济组织为世界市场提供基本的法权架构,约束、引导着国际贸易秩序和国际金融秩序,这些法权架构又伴随着现实的国际商品、资本的流动过程而缓慢地调整着自己;国际价值观体系则为前述所有这些提供正当性的辩护,以及作为外在的衡量标准,国际舆论依此对于现实状况加以评判。

   放大一些历史纵深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世界秩序,一直是由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所主导的,它在缓慢变迁着,但是变迁中却总是可以看到类似前面所说的一种超越于主导国之上的普遍秩序特征。一直持续到20世纪前半段的英国主导阶段,嗣后的美国主导阶段,皆是如此。期间曾经有几次大陆国家对于这一秩序的反抗,包括拿破仑法国通过大陆封锁对抗英国、德国对抗英国、苏联对抗美国等,但其结果都是反抗者被主导者所主导的秩序所包围,而从未发生过主导者被包围的情况。

   问题是,为什么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与苏联的经互会体系都是一种自我封锁,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对于对抗者的封锁却成为世界对它的封锁呢?仅仅用军力的强弱或得道、失道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这背后有着更深层的机理,那就是,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有着不同的国家建设历程及不同的法权叙事结构,它们带来了大不相同的政治空间观、不同的财政汲取手段,以及国家与市场间的不同关系,从而其在内政、外交的贯通性上,以及其政治行为与世界市场的协调性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两种政治空间观在1648年建立起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开始显现。一种空间观是欧陆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多元并立的非连续政治空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第一次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主权国家成为国际法的主体。格劳修斯(Hugo Grotius)在其指导着威斯特伐利亚诸条约的巨著《战争与和平法》中提出,“为了使战争具备万国法所要求的形式,必须具备两个要件:第一,它必须是双方基于国家主权权力进行的,第二,它必须附带一定的形式。”[ [荷]格劳修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3页。] 格劳修斯力图通过对战争之正当性的论证,来克服中世纪以来的无序混乱状态,要为战争确立规则,从而为和平找到前提。在这个体系中,主权国家与战争是共生的,或者说是相互规定的,法权主体为主权国家,世界由多个对峙的实体构成,形成一种割裂的空间。各国的法律“是来自国内权力的。国内权力就是指国家的主权权力。”[ 同上,第38页。] 个体的权利以主权权力为前提。这与此前欧陆思想家所构造出来的主权学说相匹配,是对于欧陆诸多主权实体这一现成事实的法权认可与规范。

   另一种空间观是海洋上以个体自然权利为基本单位的连续性政治空间。在主权国家关系之外,格劳修斯还提示出另外一个重要的面向,即主权并不是覆盖全球的。“根据自然,海洋似乎是抵制所有权的。”[ [荷]格劳修斯:《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马忠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因为不同于陆地,海洋无法被占有,而占有是主权存在的前提。海洋分隔开了大陆与大陆、国家与国家,格劳修斯进一步提出,“我们称之为头等重要的法则或首要的原则,其精神不证自明且永恒不变,即每个民族均可与另一民族自由地交往,并可自由地与之从事贸易。”[ 同上,第9页。]那么,作为全球贸易所必需之通道的海洋,就不能服从主权国家的管理原则,而应依照自然法来进行管理。“自然法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它指示任何与合乎本性的理性相一致的行为就是道义上公正的行为,反之,就是道义上罪恶的行为。”[ [荷]格劳修斯:《战争与和平法》,第32页。] 各国主权权力所颁定的国内法律在此失效;人类在海洋上所拥有的是自然权利,这包括出于自然理性而非主权意志的自由权、财产权[ 格劳修斯认为,“根据自然法,在财产权被引入之前,每个人都有权使用他所发现没有被占有的任何东西;在法律被制定之前,每个人都有权通过武力报复其所受到的人身伤害。”(《战争与和平法》,第35页)自然法之下人们可以有某种对于人与物的权力,但它与成文法意义上的那种财产权和自由权并不是一回事。] 等等,这些权利的主体是无差别的人类个体。所以,海洋秩序与无差别的人类自由(权利)是天然结合的,海洋的自由本性同时也就意味着秩序的个体性基础。这是一种区别于陆地上的主权国家秩序的海洋自由秩序,其所构造出来的是一个连续的、无差别的均质空间,以全球为单位,国际法权依托于个体以及个体自由结合起来的诸种共同体而存在。

   这样一种连续性的空间秩序并立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割裂性的欧陆主权国家秩序。盎格鲁—撒克逊传统,通过普通法实践理性构造出来,国家在其叙事结构中表达为一种司法过程,而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实体。在其顶层内蕴含着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普遍性取向,在其底层则是通过陪审团个案个议的方式,将权利落实到个体与个案上来理解,恰与追求连续空间与个体自由的海洋秩序相匹配。在美国国际政治学者鲁杰看来,海洋秩序是超越于单个国家之上的多边秩序最早的起源,[ 参见[美]约翰·鲁杰:《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17页。] 这种所谓超越,会使得规则超越规则制定者,消解掉主权的硬度,使得在某种意义上去国家化的一种普遍秩序、亦即连续空间成为可能。

   从这些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到,欧陆传统的非连续性陆地空间观,其思考是国家—政治本位的,主权的意志决断是基础,主权者的垄断暴力为其提供支撑;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连续性海洋空间观,其思考则是个体—法律本位的,规则的一般实施过程是基础,贸易的广泛扩展为其提供支撑。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其政策最终都要通过某种财政方案获得落实,而其财政方案又是基于该国具体的经济状况的。但一国的经济状况却不是这个国家自己的政策能够直接控制得了的,它基于这个国家内部的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运转。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内政,面对着一个非常硬的外部约束条件,就是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却又是超脱于任何国家的控制力之外的。世界市场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最大的“自生秩序”,在其中活动着的既有国家,也有个体。各种各样的力量都在为自己所认定的利益而努力着,但是所有的活动都会在一个超越于所有人、所有国家之上的网络当中才得展开。于是,其结果便无法事先预料与规划。因为对于特定的行为主体而言,其他主体的行为是在自己的规划能力之外的,而后者的行为恰好成为前者行为的外部约束条件。

   相应地,这也就要求,对于世界秩序的主导国家来说,其诸种政策制定与战略规划,必须与世界市场的运转之间有着内在的契合关系,从而使得它们在内政层面的各种政策都与世界市场的变化近乎同步地波动,其外交政策也就能够依托于世界市场的波动而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形成前述的对于对抗者的包围。

   对主导国来说,这样一种与世界市场的契合关系,一方面在政治空间观上需要前面所谈到的那种合作式的、连续性的海洋空间观,而非对抗式的、断裂性的陆地空间观。另一方面,它也需要基于特定的法律技术而衍生的政策生成机制。

   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来说,由于其政治思考规则是个体—法律本位的,因此其国家利益便不是可以预先定义出来的,而是其社会内部各种各样的微观力量、利益、矛盾等等彼此冲突博弈磨合出来的,每一次的磨合结果都被识别为当下的国家利益。磨合过程需要一个共通的规则平台,就是普通法法律平台,同时其最高层面的博弈,体现在国会的辩论当中。各种利益集团都可以去雇佣院外游说公司去替自己游说国会议员,使得自己的利益在议会当中得到表达。[ 参见[美]奥恩斯坦、埃尔德:《利益集团、院外活动和政策制定》,潘同文、陈永易、吴艾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 游说公司可以受雇于任何人。而作为主导国,其经济利益遍及全世界,世界市场上的各种声音都可以通过游说的方式而在主导国的政策制定过程当中发声,使得政策的生成反映着世界市场的变化;同时,外国政府也可以雇佣游说公司来做游说,这种游说也要参与到其他各种力量的辩论、博弈过程当中。这就使得主导国——在今天就是美国——的政策生成过程,已经内在地包含着其他国家的政策在内。这些政治过程便近乎是对于世界秩序的一种模拟,美国的内政、外交因此便是打通起来的,并且对于世界市场的变化有着最敏感的反应。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会作为世界秩序的主导国存在的最根本的原因。

   当然,由于这种主导国的政策生成机制,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经常是走后手棋——不是它刻意地要走后手,而是其政策生成过程中独特的“刺激—反应”机制,使得其政策的变化很多时候是以其他国家的政策变化为前提的,从而在其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时,往往显得应对很缓慢、笨拙。但只要给定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则其应对又一定是恰如其分的,在比拼耐力的过程中落实自身的主导地位。[ 比如人们曾经批评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对于二战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把情境还原到局中人的位置,则张伯伦的政策实际上正是反映了各种微观博弈的均衡结果,也反映着当时英国人的普遍心态。在德国还没有真的燃起战火的时候,英国的政策生成机制不会做出超出刺激力度之外的反应,于是看起来英国对于德国的应对便是极为笨拙而又迟缓的。但我们更应看到,一旦德国真的发动了战争,刺激力度陡然提升,则英国也能迅速地选择出丘吉尔来形成新的应对政策;一俟德国失败,则丘吉尔又被选下了台,反应仍然是与刺激相匹配的。在人们感叹英美总能在正确的时间把正确的人放到正确的位置上的时候,也必须看到,丘吉尔与张伯伦,不过是同一体制面对不同的世界环境时的两种呈现而已。颂扬丘吉尔的伟大抑或贬斥张伯伦的糊涂,都不是对于英国体制的恰当理解;赞美其应对的得当,便必须接受其应对的缓滞。]

   二、断层国家的困境与海洋国家的不足

从其政治—法权逻辑上来说,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是普世取向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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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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