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从“多元互构”的体系史看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疆域治理之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1 次 更新时间:2018-02-17 22: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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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  

  

   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重述中国”

   王剑利:当前社会上的历史热已经持续了十余年。这十余年间,人们对历史的关注和思考也越来越深入。出现历史热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内、外各种秩序的深刻变化,过去我们用以理解中国、理解世界的参照系已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人们因此也陷入种种身份焦虑;为了再建参照系,化解身份焦虑,人们便不得不重归对于历史的思考,尝试整体性地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因此,国人对历史的关注,今天已经走到一个更深的层面,就是开始思考,究竟“何为中国”。

   施展:谈中国历史,讲“何为中国”,边疆就是一个必须直面的话题。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叙事都是中原中心论的,边疆在这种叙事中面目模糊,身份被动;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另一角度的一些研究,比如美国“新清史”学派,他们强调了边疆自身的主体性,但是其理论上显现出割裂中国整体性的趋向。这两种视角,都无法反映中原与边疆在历史上真实而又深刻的互动、互构的关系。真正的中国历史,是在一种远远超越于中原之上的“多元互构”过程中展开的。这一互构过程,使得“多元”历史性地演化为“一体”;同样,“一体”也必定内在地包含着“多元”,它决定着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基本样貌。这样一种深层历史逻辑的阐发,是我们能够恰当理解“何为中国”的基础。所以,对边疆问题的讨论,远不仅是关乎边疆,而是我们现今讨论任何中国问题时必须预先理解的前提性问题,但这也恰恰是其他学术领域最容易出现的盲区。在这个意义上,边疆学必须成为今天的显学,是今天的“中国学”的核心支柱之一。

   王剑利:确实如此,这也是《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要做《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疆域治理》这样一个系列专栏的原因。我们从2017年12月开始推出这一专栏,邀请了方铁、黄达远、杨志强、孟繁勇、吴楚克、孙宏年等六位学者从治边制度、走廊地带形成等方面呈现了东北地区、蒙古地区、西南边疆、苗疆走廊、西藏地区、天山-长城走廊等地的治理进程。对中国的历史疆域形成和巩固的讲述,目的并非向读者呈现各个边疆的经略往事,而是要让读者看到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国如何演化成长的历史,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层的自主性和生命活力所在。

   我们也注意到,几乎在这个专栏推出的同时,您出版了《枢纽——3000年的中国》这本书。书中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历史性形成,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探讨,深入分析了中国历史“多元互构”的动力机制,与本专栏的问题关注高度相关。这本书以及您在网上的《中国史纲50讲》音频课,都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话题在当下的热度。

   施展:感谢您对这本书的关注。我在书中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与思考,有两个出发点,一是要打破中原中心论的史观,将中国历史还原为一个“多元互构”的体系史,去除对中国真实的历史过程的遮蔽;二是要在底层的运转逻辑层面上,找到多元亚区域彼此之间互构的深层机理和动力机制,在更实质性的意义上解释中国的“多元一体”性。

   今天的中国所覆盖的疆域,是由包括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在内的多重亚区域构成的。它们基于地理—气候—生态差异而形成,每个亚区域因此都面临着特殊的约束条件。比如,草原上的生态无法支持中原的大规模农耕区,东南沿海区域也不可能形成游牧经济,所以,诸亚区域在政治—社会—文化等等领域会形成大不一样的秩序逻辑。很重要的是,这些亚区域的秩序逻辑又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不断互构,互为条件,互为解释,互为意义背景。这种互构性达到了如此一种深度,以至于脱离其中一方,完全无法解释其他方的历史。我在书中对这种互构性的逻辑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发现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历史逻辑。比如,在中原统一为秦汉王朝之前,草原上就不会统一;中原的统一促使草原统一为庞大的部落联盟,反过来草原又会通过其巨大的军事压力而改变中原内部各种群体之间的博弈关系,进而促成中原内部的一系列秩序安排上的变迁。中原与草原的历史因此就是互为解释的,脱离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历史解释就是极为残缺的。在这样一个视角下,中国历史就不再是简单的中原历史的延伸,而是前述多元亚区域持续地共生、互构的体系史。

   有人质疑我的这种研究是不是一种地理决定论,我的回答是,在思考政治和社会秩序问题的时候,地理要素不是充分条件,但确实是必要条件。任何秩序都是在给定的资源约束条件下形成的,这决定了秩序的可能性边界,就像在撒哈拉沙漠上会有不止一种沙漠部落的组织形态,但无法建立起大帝国。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最大的资源约束来源于地理和气候。实际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直到近代早期,人们在讨论政治、历史问题的时候,都会讨论到地理;反倒是在现当代的讨论中,我们却往往忘了这一点,更倾向于从抽象的理念和观念出发,而忽视了这些理念和观念若要落实为现实的制度安排,必须要以特定的资源约束条件为前提。

  

   二、为什么选择清朝?

   王剑利:您对中国历史“多元互构”的解释很有新意,但是我也注意到,您在书中所讨论的秩序逻辑,最终落实在清朝的秩序上。同样,在我们这个专栏的文章中,学者们用有限的篇幅叙述了中国的疆域治理历程和数百年来经略边疆的政策及其影响,大家的视野似乎也都聚集到了清代。为什么学界会对清朝如此重视,并以清代前期的疆域为结果来讨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呢?

   施展:也曾有其他朋友提出过类似质疑,问我的这样一种写法是否是一种实用主义,仅仅是因为我们继承了清朝的领土,就从清朝写起。但实际上,我们如果从“多元互构”的体系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话,会发现另外一个长期为人所忽视的历史逻辑,从这个逻辑出发,我们可以称清朝为中国古代历史的完成形态。

   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东亚大陆体系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体系。这个体系有的时候表现为外部均衡关系,有的时候表现为内部均衡关系。外部均衡关系就是历史上多元亚区域之间的外部对抗关系,呈现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长期的冲突对峙,比如汉匈对峙、宋辽对峙、宋金对峙等。外部均衡经常是通过战争来调整亚区域之间的秩序关系。当然,此时的亚区域之间也还是互构的,中原与草原的历史逻辑仍然是互为解释的,无法脱离其中一方来理解另一方。内部均衡关系,就是多元亚区域被整合在一起而形成了庞大王朝,如元、清等王朝;由于亚区域的形成是基于无法被消除的地理—气候—生态差异,所以统一的王朝内部仍然是多元结构,王朝通过对治理技术的改进,来调整亚区域之间的秩序关系。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均衡关系的组织成本是不一样的,对整个体系来说,最终会向整体组织成本更低的方向演化。外部均衡下,对峙的各方都要维持规模庞大的常备军,体系的组织成本居高不下;内部均衡下,“大一统”王朝的军队规模就小得多,组织成本大幅下降,那么,体系最终就会向内部均衡的方向演化。所以,为什么学者们不约而同地要以清王朝为重点来讲述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呢?答案便是,清王朝就是这种内部均衡的最高呈现。更准确地说,这种内部均衡的样态,并不一定是个叫作“大清”的王朝,现实的历史所留给我们的恰好是“大清”而已。

   我们还可以在东西方比较的视角下来看这个问题。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其在历史上,政治秩序的核心问题是统治正当性的问题;而对于东亚大陆的体系来说,其政治秩序的核心问题,是农耕与游牧这两大对峙区域,如何找到一种秩序安排以实现持久和平的问题。仔细看中国历史会发现,清代是古代中国经过不断试错,最终找到的对持久和平而言最好的秩序安排。由此又带来一个结果,持久和平带来了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清代人口连续突破了两亿、三亿、四亿的大关;而更早的朝代中,人口突破一个亿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流民四起、天下大乱。以往对清代人口爆炸的解释,经常是归因于美洲作物的引入;最新的人口学研究表明,美洲作物在清代的种植规模根本不足以支撑如此规模的人口膨胀。所以,最可能的解释还是内部均衡所带来的和平红利。

   在这两种视角下,我们都可以发现,清代所形成的中国国家形态,是中国历史演化逻辑的自然趋向。于是我们可以说,从清代出发的研究,并不是一种断代史式的研究,而是对作为体系的中国史的一种整体性研究。

   还要强调的是,上文所说的历史演化逻辑,都是以古代的技术条件为前提的。在近代技术条件之下,东亚体系外部的力量开始成规模地到来,清王朝被迫进行一种整体性的应对。由此开始,这个多元体系自主演化的“体系性”的一面开始淡化,而整体性、国家性的一面开始凸显,中国也就走上了从古代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程。但“体系性”的淡化只是相对于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关系的凸显而言,从其内部的角度来看,“体系性”仍然存在,只是经常会被对外显现的整体性遮蔽而已;但这种遮蔽会带来我们理解边疆问题的一系列盲区,这是我们在当下必须反思的。

   王剑利:您的这个“体系史”的解释逻辑可能会启发出非常多的延伸讨论。我还想进一步追问,从体系史的角度来说,您为什么说清王朝就是内部均衡的最高呈现了呢?

   施展:政治体的规模不能无限度扩展。因为,伴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其组织协调的成本会上升,组织规模扩大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减。在边际收益递减为零处,大致便是政治体的最适规模。具体的边际收益状况,需要通过复杂的财政史分析才能得出定量的结论,但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观察和分析,也大致可以得出定性的结论。

   清王朝将中国体系的外部均衡转化为内部均衡,降低了组织成本,也带来了规模收益。但是随着清王朝继续扩展,组织成本上升,边际收益递减。组织成本有两个重要的约束条件,分别是地理和文化传统。地理决定了物质意义上的组织成本,文化传统则决定了精神意义上的组织成本。清王朝的扩展,基本上达到了当时技术条件下的最适规模。今天中国所继承的领土,基本上是清王朝的领土,这也是清朝时达到最适规模的一个直观呈现。

   边际收益还有个约束条件,就是与其他政治体的互动博弈关系,它会产生很大的外部成本,从而调整边际收益的均衡点。

  

   三、国家治理与边疆秩序:“大一统”与“因俗而治”

   王剑利:这个解释着重于地理等物质约束条件。您刚刚还谈到了作为精神约束条件的文化传统,这与我们的专题有更大的关联性。在专题的系列文章中,我发现学者们对中央王朝经略不同边疆地区的叙述,基本涉及到两个中层逻辑,借鉴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我将之归纳为“经略边疆的正当性”以及“经略边疆的技术”,前者以“大一统”和“华夷之辨”的意涵置换为核心,后者集中表现为“因俗而治”的制度策略。在您构建的体系史框架中,如何整合这两点呢?

   施展:在我的解释框架中,这两点可以归并为一个问题:清王朝如何进一步降低组织成本,以确保统治效率?这里面就有两个向度需要分析。

一个向度是,王朝的自我理解,也就是您说的“正当性”问题,这决定着其政府可以运用的政策工具。中国历代王朝的自我理解基于儒家所主张的“大一统”与“华夷之辨”。这些主张的内涵,是不断进行着调整的。在宋、明等时期,“华夷之辨”经常会被具象化为种族差异;在少数民族入主的时期,“华夷之辨”则被转化为文明水准的差异,否则少数民族本身的统治正当性就难以确认了。而“华夷之辨”在最初也确实是对文明程度之差异的辨别,《春秋》里面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这里的华夷就与种族无关,只与文明与否相关。不同的自我理解所转化出的战略目标就会有着根本差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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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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