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施展:农耕、游牧与海洋文明之间的中国(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2 次 更新时间:2017-07-07 11: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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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施展  

   对 话 者

   许纪霖

   施展

  

   许纪霖:北京的各位朋友,下午好。《家国天下》新书分享会前几次的主题都是围绕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情怀来谈的。北京场的主题有所改变,主要想谈“何为中国”的问题。因为《家国天下》这本书涉及的是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的认同问题。在这个认同中,最核心的是关于中国的认同。而中国认同的核心问题则是“何为中国”。《家国天下》的第一章、第二章主要涉及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在整本书的框架中本来并不是核心部分,但这本书差不多是花了十年时间写就的,在这段写作过程中,“何为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自身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之所以在近年来逐渐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前几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宅兹中国》这本书,第一次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葛兆光教授也没想到这个问题引起了包括史学界、人文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的强烈反响,一时间学界都在讨论“何为中国”。这个问题提出以后,我也作为参与者加入了一些讨论,越来越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之重要,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太复杂,很多问题说不清楚。今天中国虽然已经走向了世界,但是走向世界的中国是什么,我们未必很清楚。如果我们要知道当下,那么就一定要知道中国从哪里来,这样才会明白我们会到哪里去。

   严格说起来,今天这个主题“在农耕、游牧与海洋文明之间:何为中国的新解读”对我是一个挑战,这几年我越来越开始关心从文明的角度来思考中国,但毕竟只是刚刚开始。而施展虽然很年轻,但实际上他的心智要比我成熟得多,他已经写了本厚厚的大书,其中讨论的就是关于中国的新解读。他对这个问题有非常系统的思考。

   今天的主题是试图在农耕、游牧与海洋文明之间,思考中国是什么,当然主要是中国的历史是什么。我们一般都会说,中国当然是一个农耕民族,炎黄子孙、中原文化,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在1980年代——差不多30年前,有一部很流行的电视政论片《河殇》,主题是走出黄土地,迎接蓝色文明:中国过去是以黄土地为隐喻的农耕文明,到处都是农民。但未来的世界是一个蓝色海洋文明的世界。所以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告别农耕文明,迎接海洋文明。这种说法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认识定式——中国的传统就是小农经济,中国的未来就是和世界接轨的蓝色文明。中国的发展似乎被定位在这样一个直线的尺度当中了。那么问题就来了,难道古代的中国就只是黄土地吗?在古代的中国人当中是否也带有点儿“蓝色”,比如沿海地区,以及可能被我们忽略的更重要的一块:边疆。从蒙古、宁夏到新疆,中国的西部实际上主要并不是农耕文明,而是游牧文明,游牧文明本来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虽然常常被我们忽略,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汉人,汉人往往误认为游牧文明对中国历史没什么影响,即使有影响,也是我们影响了他们,而不是他们影响了我们。我们有很多习以为常的类似观念。就这点而言,其实很多问题需要重新思考。理解中国不能仅仅从农耕文明、从儒家来思考,视野可能要更放宽一些。葛兆光教授提出“从周边看中国”。但葛兆光教授所言的“周边”主要是东亚的周边,汉文字文化圈中的中国、日本、韩国、越南。但我们也知道,其实还存在着另一半“周边”,就是中国的西部那一半游牧文明。它们是中国的边疆,但同时又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们是怎么看中国的,或者说它们如何构成了中国的内在的一部分,这些话题近年来开始慢慢升温,当然这也有一个现实的焦点,过去我们总觉得西藏离我们何其远,新疆离我们何其远。这些年由于边疆出了些问题,我们越来越感到中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边疆并不遥远,很多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今天如何来重新思考“什么是中国”的动力。

   “什么是中国”涉及国家认同的问题。认同谁?认同中国,还是认同汉文化?这些问题我想都有着非常大的展开空间,包括我在《家国天下》中所讨论的中华民族,什么是中华民族?汉民族等同于中华民族吗?一般说法是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所组成。56个民族都被称为“民族”,中华民族是“民族”,汉民族是“民族”,藏民族也是“民族”。这些民族都是等同的吗?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都有些似是而非,都需要我们现在来澄清。“什么是中国”这个大话题下面其实包含着很多小的话题。我在书中已经提到了一部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但是更多的想通过今天的沙龙,以发散性的方式和施展进行漫谈。

  

   施展:最近几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各种各样的历史学著作大卖,既包括国内学者的专著,也包括国外学者的作品,比如日本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以及去年出版的《哈佛中国史》都是大部头作品,但十分畅销。从中可以看到这几年很引人注目的“历史热”,其实回溯过往,我们会发现很多国家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现象,一个大国在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历史热”。为什么会这样?这涉及大国的一个基本特征,我们差不多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大国:它究竟是一个体系的接受者还是这个体系的参与构成者。在一个国家的体量到了一定规模之后,即便它没有主动构建秩序的欲望,实际上它的一举一动也会直接扰动到原来的那个秩序。

   这个国家在走到十字路口之前,它用于识别自身、理解自身的一个基本的参照系就是过去的那个世界体系。假如因为它的崛起,它的体量达到了一个量级,以至于因为它的行动本身就会使得这个参照系发生变化的话,那么这个大国就会遭遇到一个很严重的困境:它说不清自己是谁了——要想能说清自己是谁,前提是有一个稳定的参照系。它说不清楚自己是谁,陷入一种特别的困顿和迷茫当中,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去。

   在这种时候,人们往往会回顾自己的来处,只有说清楚自己是从哪儿来的,才能够理解当下的自己究竟是谁,然后才能去思考未来该往哪个方向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学实际上就是更深刻意义上的未来学,它帮助我们去理解当下、构想未来。当下中国出现这样一种“历史热”,从一个侧面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指标——中国的确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上了,我们必须能够有效地说清楚我们是谁,这就是刚才许老师反复在谈的话题。

   为什么今天我们必须要讨论“何谓中国”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说不清楚“何谓中国”的话,从精神层面而言,就找不到心灵的安顿之所,从实用层面而言,也会丧失一个可以用于对具体政策的正确与否做判断的统一、连贯的标准。假如丧失了这种判断的标准,人们也就不容易对政策形成稳定的预期,这会让我们遇到许多不应有的困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毫无疑问,“何谓中国”是我们今天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在十几年前,可能这个问题还不是那么严峻,因为十几年前中国的体量还没到这个份上,我们对世界秩序的冲击力还没达到这个程度,而今天,我们无法回避这一问题。

   要回答“何谓中国”这个问题,实际上从对内对外两个方向上都可以展开来问一下。对内来说,刚才许老师也谈到了,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叙事中,中国史基本被等同于中原史,许老师在《家国天下》的开篇也谈到,我们所熟悉的二十四史只是单线的、一元的正统王朝故事,这里实际上涉及一个问题:我们究竟通过什么来讨论历史的?实际上我们是通过各种对历史的叙述来讨论历史的。问题是历史的叙述者是谁?在我们过去的王朝历史上,历史的叙述者就是中原人,因此我们所能够得到的历史叙述的视角,对历史的展开,当然仅仅是中原视角。但这肯定是很不足的,对内,它不是很容易解释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原与边疆关系的问题;对外,它不是很容易解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问题。

   我们在今天对中国历史的讨论,必须在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上来展开。我们过去所看到的中国历史经常被简化为中原史,但仔细看一下中国史,会发现有一个特征:在我们的古代历史上能够稳定、可持续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朝代,没有一个是纯汉人王朝。可能有人会说唐朝做到了,但唐朝实际上是汉人和鲜卑的一个混血朝代,并且它对草原、对中亚的很多征服是通过它治下的突厥人而不是汉人完成的,只不过突厥人被它作为大唐的一部分而已。也许有人会说明朝做到了,这指的可能是明朝对东北奴儿干都司的统治,但那个所谓的对奴儿干都司的统治,约等于派人给当地土著的首领、酋长一个任命状,对方是否接受,主动权并不在大明这一边。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而且它的可持续性也是大成问题的。我们要就今天的中国来讨论“何谓中国”,就必须解释为什么纯汉人王朝过不去长城;既然它过不去长城,那么儒家的天下观念、家国天下等等这些概念,在这个背景下该如何来理解。

   我先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汉人过不去长城,这里面很大的原因在于我们究竟是用什么来定义汉人的。在今天,很简单,用户口本。在古代,我们用什么定义汉人?不是用血统,血统根本说不清楚,我们所有人几乎都是混血的。中国古代定义汉人的基本标准是文化,文化是指儒家文化。当儒家文化转化成社会上民众普遍的伦理实践的时候,它的载体和基督教、伊斯兰教这种一神教相比有着巨大的区别。一神教的载体是个体心灵的皈依,只要信安拉或者上帝,走到哪儿都可以按照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或者基督徒的方式生活,即便孤身一人在荒岛上也没问题,比如鲁宾逊。在那种情况下,必须加倍虔诚,否则内心会崩溃。可是儒教不一样,儒教的载体是什么?它是一种具有特定伦理意涵的人际关系结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等,你要是身处荒岛上,就无法实践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因为这些必须得在夫妻、兄弟、父子、君臣、朋友等等人际关系当中才能展开,不可能孤身一人来做儒家式的伦理实践。这样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结构,在古代得以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才能维系,假如人际关系非常不稳定,流动性极强,很难展开。所以孔子会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那样的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在古代而言,必须是农耕的。可是要靠农耕的话,有一个最硬的自然约束条件,就是年降水量,年降水量假如少于400毫米,依靠农耕作为主要的生活方式,根本活不下去。而400毫米等降雨线分布在哪里?就在长城。实际上,也可以说农耕帝国在它能够推进的最北端修建了长城,它的推进极限也就是农耕能够扩展的最北极限。如果非得找特例,也能找到,但大致的范围就是长城。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即使是一个纯种汉人——虽然这个概念是个伪概念——跑到长城以北要活得下去,就必须得游牧化。可是游牧化之后意味着儒家所需要的那套人际关系结构就被打破了。而汉人又是用文化来定义的,这样他就不再是汉人了。即便是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远征匈奴,横扫漠北,封狼居胥,之后,他仍然无法统治漠北。因为要想统治漠北,就必须得在那儿驻军。驻军的话,士兵的给养从哪儿来?依靠中原运粮完全不现实,帝国难以负担。只能让他们就地取材,在中原可以屯田,但是在草原屯田根本养活不了自己,只能游牧。可是游牧之后,还是大汉国的军队吗?那就是匈奴的一部分了,而且这群人太懂汉朝了,比匈奴还要可怕得多。所以即便把漠北横扫以后,就算军队不想回来,汉武帝也必须让他们回来。

   这就是为什么纯汉人王朝无法同时统治长城南北,而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王朝都是从草原来的王朝。它们如果想稳定、有效地统治中原,就不得不再去接受汉族文化。但它们也不会是完全地接受汉族文化,因为草原上该游牧还是游牧,仍然无法让他们以儒家的方式来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帝国的结构就会变得很复杂,帝国所谓的正当性来源于儒家的这套伦理说法,但是帝国内部又是特别复杂的多元结构,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有张力、最有魅力的一段历史。我们从“家国天下”的概念里,对那样一个多元结构的中国,可以解读出更多更有深意的东西,我想听听许老师怎么解读。

  

许纪霖:提到“家国天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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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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