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施展:农耕、游牧与海洋文明之间的中国(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9 次 更新时间:2017-08-11 10: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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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施展  

   简介:6月18日,《家国天下》推广会的第五站在北京举行,五道口的三联韬奋书店听众爆棚,许纪霖教授与施展教授的对话,讨论一个全新的话题:在农耕、游牧与海洋文明之间:何为中国的新解读。上周刊发的是上半部分,本周发表的是对话的下半部分。

   对 话 者:许纪霖 施展

  

  

   施展:不仅仅是汉族,某种意义上在古代的帝国时代,中国也是通过文化来获得定义的。而且它不认为存在能够与自己并立的文化,它认为自身的文化就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秩序,别的秩序基本上都是胡闹。这样的一种文化,我们把它往再古远一点儿去推的话,就可以追溯到雅斯贝尔斯所谈的轴心文明,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轴心文明都有类似的想法,它们都会有普世主义的取向,也都表现出一种唯我独尊的意识,从中会衍生出一个结果,就是刚才许老师谈到的、我们应该克服掉的那种“自我中心主义”——当然就古代而言,这也是很难避免的。假如把草原视野纳入进来,这里还可以看到另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在古代,轴心文明出现的前提是有足够多的生产剩余。如果没有足够多的生产剩余,就养不起足够多的闲人,就没人有精力去仰望星空。只有仰望星空的人,才能琢磨出点儿别的东西出来,轴心文明才会被催生出来。那么,这种有足够多的生产剩余的经济前提是什么?或者是贸易发达的地区,比如古希腊城邦;或者是大规模的农耕区,比如在黄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等等。

   这里就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还是回到中国这边来说,我们的轴心文明只能出现在黄河流域——某种意义也可以把长江加上,只能出现在大规模农耕区,只能出现在中原。而出现的这个轴心文明一定有种普世主义的取向,这样的文明有种内在的精神动力,想要把自己现实化为一个伟大的普世主义帝国,建立一个原则上说世间唯一的帝国,别的地方最终都应该被这个帝国的文化同化掉,从帝国意义上来说,被同化的国家也就也加入到了这个帝国当中,最终这一帝国就成为绝对意义上的“普天之下,率土之滨”。这个帝国象征的是文化的秩序。问题是如果要建立一个普世帝国的话,光有一个普世的理念并不够,还得有一种普世主义的视野和格局。

   对于中原来说,只有中原能够生成这种普世主义文明,因为它是农耕的,但也正因为农耕,视野被这块土地锁住了,受到了局限。普世主义帝国要想成型,它的担当者就不能指望这群视野比较小的人,而是得指望一群真正拥有普遍视野的人。就古代而言,有一种更宏大视野的人群是谁呢?必须是以整个欧亚大陆为活动单位的人,也就是草原人群、游牧者。

   中国的古代王朝中,汉朝比较特殊,因为那会儿周边都没发展起来。汉朝可以统治朝鲜、越南、大理,但到了唐朝的时候,就统治不了朝鲜和大理了。到了宋以后,也统治不了越南了。早先之能够统治这些地方,是因为那些地方完全没发展起来,组织能力非常差,很容易就可以打过去。但是伴随着汉朝的统治,这些地方也发展起来了,组织能力、自我防御能力得到了增强,时间一长反倒统治不了它们了。汉朝以外的其他纯粹的汉族王朝,都是视野、气质特别内敛的王朝,比如晋朝、南朝、宋朝,包括朱棣之后的明朝。反过来看,拥有特别宏阔视野的多半都是草原王朝,能够统治草原,统治中亚,统治高原,最终通过一个草原王朝整合起中原、草原多种要素之后,形成一股巨大的帝国力量,而这种巨大的帝国力量在当时可行的技术条件之下,真正实现了儒家那种普世主义的情怀。

   有人会质疑说,清朝的统治最后很腐败。这个话题其实可以和刚才许老师谈到的另外一个话题一并讨论。许老师谈到,草原与农耕实际上说的是中国的南北关系,但是假如引入胡焕庸线的话题,又会发现一个东西关系。我们经常说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所谓“地大物博”主要是西部,但“人口众多”绝对是指东部。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到了清朝的中期之后,中国的人口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此前,中国人口从来破不了1亿。一旦超过1亿,马上天下大乱,最后通过战争,通过屠杀,人口又降到了几千万,于是一个新的朝代稳定下来了,慢慢发展,人口再到1亿,又天下大乱,发生大屠杀。而清朝人口一直到4亿才出事。

   这是美国加州学派曾经谈到过的一个话题:中国人口到4亿多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人口太多了,产生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这群人本来就没活干、没钱赚,所以任何工作只要付给他们一点儿钱,他们就肯干。这带来什么结果呢?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成为不可能,因为我们这儿最不缺的就是人,用不着节省。这种技术变迁无法实现,就会导致中国无法内生性地出现工业革命。这一问题被美国加州学派定义为“内卷化”。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假如没有工业经济,单纯依靠农业经济,根本消化不掉,因此只能通过自我屠杀的方式来解决人口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会陷入反复的、不断的大屠杀,这是胡焕庸线以东蕴含的另一个可怕的历史逻辑。

   这个历史逻辑会带来什么结果?可以再回到对许老师书中的探讨:一旦到了这一步,就意味着加入世界秩序已经成了中国历史的内在需求,它在历史上首先表现为西方的到来。假如西方不来的话,我们永远都只能靠自我屠杀来解决人口问题。只有西方到来,才有别的可能。西方带来新的技术、新的经济模式,使我们有可能突破那样的一个困境。而一旦突破那个困境之后,在经济学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只有在作为一个封闭经济体的时候,过剩人口才会导向一个内卷化的结果,一旦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这反倒会成为一种竞争优势。因为如此超大规模的人口带来了非常廉价的劳动力。这使我们甚至有能力对世界秩序、世界体系带来冲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效应。而这个非常大的效应能够有效地展开的前提是,这个国家是否能够有效地完成政治上的自我整合。假如不能完成政治上的自我整合,那些过剩人口、超级便宜的劳动力只会为他人所用,而无法成为本国的竞争优势。为他人所用是去哪儿了?下了南洋,去了美洲、澳洲。但正是漂洋过海的这群人,他们接触了新的观念、新的制度、新的法律,这些东西反过来刺激他们去构想中国该怎么办,于是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就走上了一条近代转型之路,而且这条近代转型之路发展到一定程度,革命这样一种历史努力就会进入。此后的历史进程直接进入到了许老师在《家国天下》这本书里所谈到的,如果我们要革命的话,过去的秩序我们肯定不要了,得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这涉及几个问题:第一,我们要建的新的中国,究竟它是什么?第二,它是什么样子的?它与我们的传统、与我们的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在书中,许老师给出了全方位的解答。

  

   许纪霖:施展已经把话题引向了世界。从中国的人口过剩,看西方工业革命怎么拯救了中国的人口危机。这当然从经济角度可以做很多分析,但愿不愿意出海,愿不愿意往外流动,恐怕还有另外一些因素在推动:一个是宗教,一个是伦理,另外一个是族群本身的历史传统。

   恐怕今天比较通行的说法是,以黑河—腾冲线(胡焕庸线)为分界,构成了由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共同组成的古代中国。但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上海,更多接触的是江浙,这些年在广东、福建走得比较多,包括通过了解这些地区的历史,我越来越感受到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从广东到福建,一直到浙江,比如说汕头人、闽南人、福州人、温州人、台州人、宁波人,这些人好像不能说是典型的农耕民族——黄土地出来的中原文化的人。这些地方的人特别会做生意,爱冒险,而且有一种愿意出去闯的劲头。当时主要是闽南人、潮汕人。客家人下南洋,他们不是因为地理环境近,而是自身性格本来就是面向大海的。中国太大了,即使在汉族当中也会有差异,他们是汉族中的特殊族群,这些族群虽然也耕地,但很多也出海捕鱼,具有一种海洋民族的性格,和从西欧来的纯粹的海洋民族是可以连接得上的。

   这就引入了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话题:实际上中国文明还有第三个成分,就是海洋文明。外来事物一进来,中国往往马上就接上了,现在几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大概最具有商业头脑的一个民族了。这些生意人大概更多的是我们刚才说的汕头人、温州人、宁波人。他们在中国算最会做生意的一群人,即使放到全世界也是所向披靡的,这是有传统在的。也就是说在在中国古代文明当中并不缺乏海洋性,只是因为农耕文明太强大,这种海洋性格被遮蔽了,只是一个边缘的小传统,但是海洋性文化到了晚清之后被西洋来的海洋文明激发出来,成为了当今中国的主流,因此蓝色的海洋文明不仅仅是外来的,它也是中国文明中内在的一部分。只是通过西洋的刺激,从边缘成为了主流。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鸦片战争以后的第一次开放和1980年代以后的第二次开放,中国在全球化当中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而其中最能进入角色的就是广东、福建和江浙这些沿海地区、上海是一个典型的海洋文明都市。从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这座城市,具有充沛的海洋民族的性格,有精明的商业头脑,也有冒险精神,而且注重契约意识,讲信用,流动性和世界公民意识都很强。

   不过,中国沿海的海洋族群,毕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与西欧那些海洋民族不同,带有中国独有的特点。西欧的海洋民族,政治的权利意识很强,特别崇尚自由,最早产生了自由的宪政国家。但中国的海洋族群,比如下南洋的那些华侨—--哈佛大学的孔飞力教授在《他者中的华人》中做了非常精彩的研究---虽然很会做生意,但是他们的政治权利意识很弱,自己的商业利益在哪里非常清楚,而且擅长和官府搞好关系,寻租能力是世界一流的。但他们很少有一种政治的要求,相比追求自由、独立、自治,还是更愿意做红顶商人。通过攫取官府和殖民统治者的特权,赚取垄断性利润。他们在经济上是强大的,但政治上始终没有成为一个政治成熟的阶级。

   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福建、江浙,是经济最发达,中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但这些沿海地区的商人阶层和中产阶级,即使在今天,依然保持了传统中国海洋族群的传统性格。他们更多的是一群理性的经济动物,也重视伦理,但政治的权力意识和自由意识非常淡薄。古希腊城邦的自由公民是以政治来自我定义的,亚里士多德讲“人是政治的动物”,中世纪自治城市中的资产阶级权利意识也很强。但这些自由意识、权利意识在中国的国民性当中是比较缺乏的——无论是农耕、游牧还是海洋文明。即使在沿海的海洋族群当中,也是只有精明的商业头脑,却没有独立的政治意识;对权力的寻租非常敏感,但对权利的追求缺乏勇气。

  

   施展:中国从胡焕庸线、长城南北来看,肯定就已经是个多元的体系了,假如把视野切换到东南沿海的话,就会发现,它是个更复杂的体系。刚才许老师谈到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喜欢冒险、经商、到海外去搞事,刚才谈到的下南洋、去美洲澳洲等等,这些人最主要是从福建、两广,还有一些是从浙南这些地方过去的。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在地理结构上,从浙南开始一直到两广一带,有绵延不断的丘陵,虽然不是特别高,但交通很复杂。在北方跑了几千里地,当地方言都能听得懂。但是在那些地区,只翻过一座山,就什么也听不懂了。那样的一种地理结构,使得东南沿海与中原相比有很大区别,中央政府的权力向当地的进入难度很高。这就造成一个结果:东南沿海地区的人群,他们的宗族结构远远比中原、比北方保存得好的多。

刚才许老师提到这个地区的人虽然能冒险,但是欠缺政治性。我个人的理解是,解开这个现象之谜的钥匙都在宗族性之中。到海外去冒险与纯粹在中原种地相比,风险要大得多。在中原种地,风险即使多一半都可以预期,但是到海外去搞事,风险是完全不可预期的,所以它需要特殊的风险对冲机制的安排。现在我们有很复杂的保险体系等等来完成这种风险安排,但在那个年代没有,只能通过一种宗族的方式完成风险的分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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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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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许纪霖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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