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从“何谓中国”反思边疆问题:作为自由通道的西域—中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1 次 更新时间:2017-08-11 09: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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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  

一、边疆何以构成问题?

  

   新疆古称西域,这两种称呼都内含着一种边疆性。但是,何谓“边疆”?这个问题需要首先被理解。“边疆”身份的意涵,在古代与现代有着很大的区别,这是我们理解新疆—西域问题时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在古典帝国的视野下,世界秩序首先不是一种政治秩序,而是一种文明秩序。帝国是文明之道德理想的世俗担纲者,其眼中的世界秩序呈现为一种中心—边疆—蛮荒的差序格局。帝国中心区是文明的至高点,“边疆”既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明概念,正是通过边疆,文明从帝国中心不断向外流溢,传播向蛮荒之地,边疆是文明向外扩展的前沿。在这种差序格局下,诸区域的等级高低是从中心向蛮荒逐层递减的。但是,边疆的地位虽然比中心要低,却并不会使得边疆的尊严被剥夺。相反,在整体的秩序结构中,各个部分都有着各不相同、彼此无法替代的功能,都不可或缺,各自的尊严都来自这种不可或缺性。等级差异所带来的不是尊严的区别,而是责任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帝国中心肯于承认边疆的成比例的尊严,边疆是可以接受自己相对于中心的次等地位的。在古典帝国的视野下,个体的意义与价值也必须在超脱任何个体——包括作为个人的君主在内——之上的整体秩序当中才能获得体认,整体秩序是世界的根本意义框架,是思考政治正当性的出发点。

   但是,在现代国家中,那种对于世界秩序的差序性理解被普遍的平等置换掉了;思考政治正当性的起点也从整体秩序转换为个体的主体性。在现代国家的叙事结构中,不再有什么基于等级差异的比例性尊严,尊严是寄托在每一个平等个体身上的,基于个体彼此之间对于对方之主体性的普遍承认。从国家的空间结构角度来看,古典帝国时代,帝国中心不认为边疆有独立于自己之外的主体性,边疆只有通过中心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到了近代一系列的革命之后,不管对于个人还是区域群体,不需要通过任何人为中介,每个人和每个区域群体都拥有自足的价值和意义。

   正是经历了政治正当性的这种“古今之变”后,边疆开始成为一个问题。由于现代叙事中,预设了所有人、所有地区的平等,则边疆不再像古典时代一样首先是个文明概念,而是被还原为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边疆的主体性应该是自足的,国家的政治叙事也承认这一点,从而在文明意义上不再有边疆;但是此种叙事却在事实上取消了边疆的历史主体性,将边疆与国家中心地区的平等性表达为边疆同化于中心,以及由于各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国家的中心区对于边疆享有各种优势,以至于中心区在政治实践中总是有着不自觉的对于边疆的居高临下之感,那种有着等级之分的“边疆”又被隐性地继续了下来。

   于是我们便可以说,在古典时代,是有边疆、无问题,边疆在整体秩序当中的地位名实相副,对边疆来说不存在什么生存困境。在现代性诞生之后,则是无边疆、有问题,与中心地区有着高低之分的“边疆”在理论上不存在,实践上却隐性存在。理论的承诺与现实的感受之间的张力,在现代世界构成了边疆地区的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而是精神意义上的——边疆地区的主体性,在现代国家的政治叙事和历史叙事当中,虽在原则上被承认了,但在事实上却迷失掉了。

   对大国来说,边疆的存在是一种必然,但倘若边疆不能在国家的叙事当中获得一种主体地位的承认的话,则前述的生存困境将无法获得化解,而国家对于边疆的治理也很有可能会处置失当。从西域视角来看,对其主体地位的承认,首先意味着重新定位其在中国历史当中的意义。一个国家的历史叙事是整体性的,对于边疆的历史意义的重新定位,必定意味着对于国家的历史叙事的一种深刻反思。或者说,对于“何谓中国”的反思,是我们重新思考西域的历史意义的一个前提。

   任何历史都是在具体的地理空间当中展开的。不同的地理空间,可能有非常不同的自然条件,约束着生活在当地的人群只能选择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并进而产生大不相同的对于秩序的想象。这里面最重要的变量就是山—水分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关系。

   一旦进入这样一种地理空间视角,就会发现,中国的历史所发生的空间,并不是一个单一均质的空间,而是一个多元复合的体系。它包含着因400毫米等降雨线(大致重合于长城)的划分而形成的游牧生态经济区与农耕生态经济区、因连续的沿海丘陵导致相对隔绝于中原的破碎地理所形成的海洋生态经济区、因极度远离海洋的干旱地理形成的不连片的绿洲生态经济区、因平均海拔的高度而形成的高原生态经济区,等等。这些彼此差异甚大的经济区,其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首先是因为不可克服的自然生态原因,但由此会进一步地产生这些地方对于不同的文化资源与秩序想象的亲和性之差异。比如,基于稳定的人际关系结构才得以展开的儒家之伦常秩序,在草原游牧区居无定所的生态下,是不可能落实为日常的伦理实践的;儒家未明言但内在隐含的“中原正统论”,使得西域也不大可能无条件地接受儒家的秩序想象。伴随着不同的文化资源与秩序想象的,便是不同的自我认知。所以,这些地区差异化的主体性有着其深刻的地理—历史基础。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区域,在历史上逐渐演化为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其相互间的互动过程改变着彼此。此一互构历程,形成了一种超越于诸多亚区域之上的共享的历史记忆。这样一种共享的历史记忆,正是共同体之心理边界的基础;但是它需要通过恰当的历史叙事被表达出来,才能化作共同体的精神自觉。这样一种历史叙事应当能够呈现出,中国历史并不是一个汉族中心的一元实体不断膨大为今天的领土与人口的过程,相反,它是一部由诸多亚区域的互动历程所构成的体系史。这个体系不断地在寻找一种均衡的政治存在样态,它有时表现为准列国体系的外部均衡,一如汉—匈、宋—辽关系;有时表现为多元帝国的内部均衡,一如大元、大清帝国。这个体系的生老病死起承转合,才是完整的中国历史。

   中国的自我意识的充实与成熟,必须以对于自身作为一个体系的理解,以对自身与世界之相互关系的理解为前提。而我们对于西域的关注与思考,在这样一种体系史的视角下,便会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历史意义。

  

二、作为自由通道的西域—中亚

  

   要探究西域的历史哲学意义,首先还是要来看一下其历史赖以展开的地理空间。西域属于地理意义上的广义中亚,广义中亚大致可以包括今天的新疆地区、中亚几个斯坦国、以及阿富汗等地。在中亚地区沿着天山—锡尔河大致划一条线,这条线以南是定居性地区,兼营农耕与商业,这条线以北是游牧地区;这条分界线向东大致可以与分隔游牧、定居区的长城连起来。中亚与东亚的游牧—定居之共生体关系有个重要区别,就是东亚的农耕区的规模足够大,从而它或者足以支撑农耕区与游牧区的长期对峙,或者在游牧者入主中原之后,可以用中原的庞大财富赎买掉游牧部落当中的军事贵族,从而破解掉因游牧帝国周期性继承危机所致的“胡虏从来无百年”。但是中亚地区的散落绿洲,既不足以独立对抗游牧帝国,又不足以让入主的游牧者能够完成对军事贵族的赎买,于是其历史节奏便会与游牧帝国周期性的继承危机有共振关系。大致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大中亚亦可进一步区分为东、西两个亚区域,这两个亚区域在历史上很少处于同一王朝的持续统治下。因为帕米尔高原的存在,使得跨越高原进行统治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难以持久。强大如西突厥,重心在西部亚区域,其统治中心位于七河流域,却也难以持久地占据帕米尔以东。后来一度囊括几乎整个大中亚的喀喇汗王朝、察合台汗国等等,都是统治没多久,便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重心在帕米尔以东的准噶尔汗国、大清,则都没有持久地统治帕米尔以西的中亚地区。可以说,帕米尔高原构成了帝国的天然疆界。高原的东、西两边,各形成一个次级的游牧—定居共生体。

   中亚的地理因此是很破碎的,但中亚的历史哲学意义,却正是出自其破碎性。就中亚的游牧地区而言,破碎性基于草原帝国无法克服的周期性继承危机,可以说是时间意义上的破碎性;就中亚的定居地区而言,破碎性则完全是地理所决定的——绿洲彼此是不相连的,中间都被大漠戈壁所隔开,同时每个绿洲的规模又都很小,这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破碎性。

   中亚的破碎性使得其定居地区无力保护自己,总是需要外部力量的某种进入,以在当地形成政治秩序。外部力量的进入,或者是来自北部的游牧地区,但是这又不断遭遇到时间破碎性,绿洲城市仍处在周期性的失序之下;或者是来自更远地方的轴心文明所形成的帝国,如中华帝国、波斯帝国、俄罗斯帝国等,周期性失序或可化解。但是对远方的轴心文明帝国而言,中亚本就遥远,再加上其空间破碎性,使得在中亚的统治成本居高不下,而且必定是入不敷出的。所以,远方轴心文明帝国对于中亚的统治,若欲持续,必定要采行间接统治,这样才能够把统治成本最小化。

   于是可以说,无论外部力量是如何来的,它都要服从大中亚的一种亚区域特征,即它在政治上有着不同于周边区域的主体性——间接统治实际上就意味着承认了当地进行自我治理的必要性,从而就是对当地的主体性有了一种承认。这并不是周边的轴心文明帝国有着足够的雍容乐于承认中亚的主体性,而是轴心文明帝国面对政治地理所带来的硬约束,所不得不接受的统治原则。即便轴心文明帝国派遣自己的人马去征服当地,欲图做某种直接统治,前去完成征服的大将军也会迅速地从该帝国中自我剥离出来进行割据,再次形成一种事实上的自治。前秦大将吕光,曾被苻坚派去征服西域,结果吕光到了龟兹(今库车)一度就不想回来了,意图割据当地,即为一例。民国时期,新疆的历任最高统治者都是内地过去的汉人,却也纷纷割据自雄,仅在表面上服从中央号令,也是例证。至于帕米尔以西的中亚,我们可以看到,它被阿姆河以南来的轴心文明帝国进行统治的时间更是有限。公元前300多年的亚历山大大帝时期曾经出现过一次,8世纪初期的阿拉伯帝国时期也曾经出现过一次,这两次的持续时间都很短暂,此后的再次出现就要到来自北方的俄国征服中亚的时期了。

   中亚的地理破碎性,使得不仅外部难以持续地统治它,在其内部也始终保留着欧亚大陆东、西部的传统帝国当中被消弭掉的自由。这种自由集中体现在中亚定居地区的诸多城市,彼此互不统属,也不长久地被外部世界直接统治上。集权秩序在这里难以持续,一个个互不统属的自治共同体推动着一个超越单个绿洲城市之上的自生秩序。这不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建构出来的自由,而是一种社会—风俗意义上的源初自由。

中亚地区的自由特征,天然地适合于贸易对自由秩序的要求,可以说,“自由通道”就是中亚地区的世界历史命运,其破碎性成就了它的这种命运。中亚因此有了一系列以经商而闻名的定居城市;中亚的商人群体在古代到中世纪大有能量,虽然他们要依赖于游牧帝国的保护。比如中古时代最重要的中亚商人群体粟特人,他们依赖于突厥帝国的保护,但正是他们的商业活动才使得突厥帝国各种基于商业过程的军事后勤运输工作乃至战争融资活动成为可能;唐帝国也经常以同样的方式受惠于粟特人的活动。以至于,粟特人成为突厥人最重要的参谋,他们帮助突厥人制定外交方案,规划军事战略,因自己的商业需求,而试图引诱突厥帝国去与拜占庭帝国建立联盟关系以打压萨珊波斯帝国,或是帮助回鹘帝国策划如何压榨安史之乱后国道中落的大唐,等等。在中亚逐渐伊斯兰化之后,信奉摩尼教、祆教等波斯宗教的粟特人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继之而起的是中亚的萨尔特人。据巴托尔德的研究,11世纪,萨尔特人形成庞大的商人团体,其发行的支票甚至比政府的支票的信用度还要高,以至于check(支票)这个词最初是在这里出现并作为外来语传入欧洲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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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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