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何谓中国”与当下身份焦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8 次 更新时间:2018-01-07 22: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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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  

   最近几年,中国兴起了历史热。图书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从各种视角重写中国史的著作,既有国人的著作,也有译著;既有传统式的史学著述,也有跨学科的历史研究,并且往往都出人意料的大卖。

   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可以看到如下有代表性的著作与学术努力。

   赵汀阳先生在《天下体系》《惠此中国》等著作中对于“天下”观进行了着力阐发,力图在传统中发掘出现代中国的普遍主义视野之可能性,许纪霖先生也曾在多篇论文中做过相近的努力;但是对于“天下”观念的再发掘,忽视了塞北、西域等地区并不是由儒家文化主导,因此对这些边疆地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可能会遇到困难(近年可看到许纪霖先生有了对于边疆问题的大量关注),并且从观念到观念的叙事,也会流于空泛。

   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想象的异域》等著作中通过对周边朝贡国史料的挖掘,呈现出从周边看中国的不同视角,对于纯粹基于中原的秩序想象是一个很大的思想刺激;但这种视角同样将遇到“天下”体系所会遭遇的质疑。姚大力先生、罗新先生的诸多著作,从草原史、内亚视角开启了不同于中原视角的中国史反思;这种反思非常有启发性,但对于内亚与中原的历史共性何在,尚需给出更进一步的解释。王柯先生在《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一书中,对于中国内在的多元性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但对于多元要素的共性基础的发掘还需进一步深入。赵鼎新先生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等著作中,回溯到中国历史的早期,从战争与政治秩序的生成关系的角度再论了中国史;这种分析角度使用了以往史学研究中较少运用的社会学方法,但是对于非中原地区的解释力仍嫌不足。

   王明珂先生、马戎先生等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中华民族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思考;这样的人类学思考对于历史学是一个巨大的补充,但是过于强调了社会层面的自生秩序,而对政治层面建构秩序的同情式理解似有不足。国外学术界在这方面也有相当多的思考,诸如美国新清史学派对于大清帝国的内亚性的探讨,日本京都学派对于中国史的重构,以及剑桥的中国史系列、哈佛的中国史系列等等。这些思考都极富启发性,外国学者有他们不同于中国学者的问题出发点,因此更多是他山之石的价值,而不足以成为中国理解自身的基础。此处的梳理,只是从有代表性的几个入思角度展开,必定挂一漏万,除笔者所列学者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做出了大量值得钦佩的研究,笔者的思考也从中受到许多启发,篇幅所限,恕无法一一列出。

   实际上,历史热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揆诸世界历史,一个迅猛崛起的大国,其崛起本身会造成所处体系的深刻变迁,过去所习惯的参照系不再起作用,基于该参照系所设定的国家目标也会失效;于是,它无法再说清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往往会陷入一种深刻的身份焦虑。

   它懵懵懂懂地走到了没有路标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在这个路口上,倘若它能够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中,理解到自我与世界的内在一致性,就能够将其庞大的力量转化为对世界的建设性力量,并真正成就自己的世界历史地位;否则,它将浪费自己所经受的苦难。为了真实地理解自己的处境,以避免糟糕的前景,处在十字路口的大国往往都会关注历史,它们渴望通过对于历史的重新理解,来廓清当下,构想未来。

   这种身份焦虑的化解,无法简单地通过对于某种价值理念的表述及追求而完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自我身份,要基于两种理论叙事的构建:一是政治哲学的叙事,它会为该政治体确立其所要追求的正义之目标;一是历史哲学的叙事,它会确立该政治体的认同边界,确认何者为自己人,何者不是自己人。两种叙事加在一起,才会带来政治体的精神凝聚力。单纯依靠政治哲学的价值表述,无法回应共同体的特殊历史处境;单纯关注历史的特殊性,则无法理解共同体与世界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当下中国的身份焦虑,实际上表达着对新的历史哲学或者说新的历史叙事的渴求;人们渴望通过对于中国各种特殊性的统合性叙述,来寻找中国通达于普遍性的根基,以化解对内对外的各种精神紧张。简单来说,就是要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上,回答“何谓中国”这一问题。这样一种新的历史叙事,直观上呈现为对过去的重述,实际上是在勾勒未来的方向;换言之,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基于对过去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就是未来学。

   要构建新的历史叙事,首先需要有对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的理解。只有基于对特殊性的深刻理解,才能把握其在普遍性当中的结构性地位。那么,中国历史的根本特殊性在哪里呢?

   本书认为,现它体在两点上:一是中国是一个轴心文明的载体,一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两点以一种人们经常意识不到的方式相互发生作用,几乎中国历史的所有运动逻辑,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所有切入点,都在对这两点的把握里面了。

   所谓轴心文明,即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原生性文明。这个时候出现的中国文明,或许曾受到过其他文明的激发,并且在后续的年代中吸纳了很多其他文明的精神资源,但其内核中一些原生性的东西,作为基本识别要素,始终存在。轴心文明的特征在于其普世主义取向,绝不自囿于一族一地,而是以天下为思考单位;对应地,轴心文明不会设定自己由某一特定族群担纲,它所关注的只是文明本身是否获得普遍传播。轴心文明的这一特征,使得中国的精神结构中天然地有着普遍主义的冲动。在古代,它将自己理解为世界本身;在现代,它只有通过普遍主义才能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因为单纯的民族主义理念无法提供足够的精神容量,以支撑起它的精神世界。

   很多轴心文明在历史过程中都丧失了自己的政治载体,但东亚的轴心文明却一直有中华帝国作为其政治载体,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历史效应。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超大规模首先体现在中原地区的庞大人口与财富上,其规模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第一个千禧年过后,朝廷(中央)所能低成本汲取的资源超过了任何地方性势力的抗拒能力,此后中国再无长时期的分裂现象出现,于是就有了国人经常说的“唯一历史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其延续性的根基并不仅仅在于其文明的韧性,更在于超大规模所带来的军事与财政逻辑。

   说得更准确点,一个庞大政治体的自我维持,与轴心文明的存续,是两个独立的逻辑,并不能相互解释,但是相互有需求。这个文明在其覆盖区域内始终可以找到一个独大强国作为其载体,该强国则始终可以该文明作为自己的身份识别标志。而在其他文明区域内,由于没有这种超大规模,没有足够的可供低成本汲取的资源,因此能够压制各种地方性力量的独大强国就很难持续存在;也因此,若干彼此相持不下的强国,便不会以文明作为自己的根本身份标志,以免混同于其他国家。

   中国轴心文明的担纲者在古代的流转,最终必会落在起自农?牧过渡地带的人群身上,过渡地带分布在长城沿线及东北。因为只有这个群体同时熟稔农耕与游牧两种体系的秩序奥秘,能够带来超越于农?牧之上的多元治理,使长城南北的紧张关系转化为统一帝国的内部均衡关系。他们对中原的理解能力使其能够调动中原的庞大财富,这是纯粹的草原统治者很难做到的;他们的草原身份使其拥有超越于中原的广阔视野,有能力统治儒家文化无法直接整合的庞大非中原疆域,这是纯粹的中原统治者很难做到的。因此,这个群体能构建起庞大的多元复合帝国,使得轴心文明所构想的“天下”,外化为一个现实的帝国秩序。这种多元复合帝国也带来了中国的另一重超大规模性,即地理上的超大规模性和帝国内部秩序上的超级复杂性。这两个意义上的超大规模性,使得中国在现代转型时面临的任务变得极为复杂。

   在担纲者的流转过程中,中国历史经历了复杂的变迁,变迁的主动要素,或说自变量,来源于社会分工最为复杂的中原地区。相对于非中原地区而言,因其分工的复杂性,内部各种社会要素的均衡关系更为易变。每一次出现有历史意义的技术跃迁,都会给中原带来新的经济资源,并打破此前诸种社会要素的均衡关系,也就是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旧有的和新出现的各种社会力量,会在动荡与博弈中走向新的均衡,中原的社会结构就这样经历过几次深刻变迁,从商、周之际的封建社会转化为汉、唐之间的豪族社会,再到宋、清之间的古代平民社会。社会结构的变化,会改变中原地区的财政与军事逻辑、帝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对力量关系、轴心文明的经典阐释框架,以及中原地区与非中原地区的互动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这片被称作“中国”的东亚大陆的土地上,数千年的历史呈现为一个多元体系的运动过程。这个体系内部包含着中原、草原、海洋、西域、高原等几种主要的自然?社会?经济生态区域,各个区域彼此间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以至于脱离开一方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几大区域构成的多元复合结构里,历史运动的主线是草原、中原、海洋这三大区域的互动关系;西域和高原这两大区域构成副线,它们就像催化剂,影响着主线的发展路径和历史节奏。这样一种深刻的有机联系,让各个区域互为条件,构成一个多元共生体系;所谓“中国历史”,就是这个多元共生体系的演化史。这一体系不断地寻求着从多元主体相互对抗的外部均衡,演化为多元复合帝国的内部均衡;中原地区每一次社会结构的变迁,都将打破业已演化出的多元帝国的内部均衡,于是体系会回到外部均衡,前述运动过程在更高一阶上再重复一轮。这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循环上升的逻辑过程。

   经过几轮的反复演化,这个多元共生体系在其古代历史中落实为大清帝国,汉满蒙回藏多元主体都被纳入统一的帝国之中,接受多元的统治。就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一种真正的普遍性达成了。然而,新的困境也就此到来了,它体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就物质层面而言,在内部均衡所带来的和平红利下,中国人口过度繁衍,出现大量过剩人口,导致中国经济陷入一种特殊的困境而无法脱出。过剩人口带来过于便宜的劳动力,使得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无法出现,因其不具备经济可行性;中国因此便无法内生性地发展起工业经济,因其以新的技术变迁为前提;而不能从农业经济进展到工业经济,便无法吸纳过剩的人口。中国于是自我锁死在一种低水平状态上,有学者称此一状态为“内卷化”。中国由此便有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危险,因人口过剩导致流民四起而造成的治乱循环,可能会反复上演;这种循环无法像此前的历史那样,带来社会的结构性演化,而只有无变化的重复,便不再有任何历史意义。就精神层面而言,朝廷能够从这个超大规模人口的社会中汲取到如此多的资源,以至于社会已不再拥有对于朝廷的制衡力量,轴心文明对其信徒所承诺的尊严,也将在政治的压制下逐渐落空,轴心文明的精神内核有可能逐渐枯萎下去。

   除非有外部资源注入,才可能突破这两重困境。因此,中西之间的相遇便成为中国历史继续发展的一种内在需求,中国在内外各种压力的综合作用下,加入世界秩序,走上了现代转型的道路。

   中国的超大规模过剩人口,只有在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才会导向“内卷化”的结果,一旦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反倒会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但是,这种优势要想能够真正释放出来,中国必须先完成政治整合。如果没有政治整合,就直接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便有可能被彻底撕裂化。这个问题又一次与中国的超大规模相关。

中小规模的国家,仅仅靠外部世界的经济拉动,便可被整体性地拉动起来;中国倘若只靠外部拉动,仅会被局部性地拉动起来,也就是诸如上海、广州之类的口岸地区,它们和纽约、伦敦的联系,会远远大于它们与几百里之外中国乡村的联系。这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中期的现实历史。这些被拉动出来的飞地经济与社会,与那些无法被外部拉动的庞大乡村地区,会形成深刻的撕裂;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一定会导致剧烈的内在冲突,乃至于内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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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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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民说i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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