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向东 施展: 全球贸易双循环结构与世界秩序——外交哲学对谈之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 次 更新时间:2018-08-24 23: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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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向东   施展  

  

从“三角贸易”到“中心----外围”结构


   施展:外交问题归根结底是构建或适应某种国际秩序的行动过程,而这个行动过程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国际贸易活动。可以观察到,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一种新的国际贸易结构正在形成,它将推动新的秩序的出现,这是我们思考外交哲学的一个基点。

   于向东: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通常要从贸易活动及其结构的政治、法律、伦理蕴含这种层面来展开,这种知识应当是理解国际问题的基础知识。其中,贸易与秩序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内容。

   施展:我们可以在你和刘苏里谈话中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思想框架下研究这个关系。也许我们需要再简要介绍一下这个框架。

   于向东:我是从中国“向外看”这个角度,依时间维度,对世界史作三个阶段划分。第一个阶段是古典时代的西方,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区,它不是全球性的,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东方直接联系不多;第二个阶段是大航海时代之后的西方扩张,开始出现全球远洋贸易,这个世界后来扩张到中国,清代讲的“睁眼看世界”指的就是这个世界;第三个阶段,是刚刚开始不久的,中国以及新兴国家发展引起的国际关系的重组过程,这是个新世界。

   这三个阶段的世界秩序是很不同的。我采用规范一些的叫法,分别称之为“西方秩序”、“全球秩序”和“世界秩序”。西方秩序,主要是讲它的空间特征,即第一个世界大体上是在“西方”这个区域内的。全球秩序,有两层含义,既是指西方秩序冲破西方这个空间,覆盖全球;也是指它的“客体性”,即对中国而言,这个秩序是外在的,如同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一样。世界秩序,则是包含了中国自身主体性在其中的普遍性的秩序结构,是一种主客观的综合,不再是中国去简单地适应外在秩序,而是由于中国崛起的巨大规模,使得这个外在秩序本身也会经历深刻变化,新秩序的生成与中国的成长是一种相互内在化的关系。

   施展:三个阶段对应了三种秩序,但并非截然分开,其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视之为不断进化的关系。其中推动进化的力量就是贸易技术和贸易结构的自我演化。我们可以在第二个阶段上,看看全球贸易和全球秩序的关系。

   大航海时代开始以后,贸易技术获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出现了覆盖三大洋的全球远洋贸易。比较典型的如大西洋上的奴隶贸易、印度洋的香料贸易,以及更广泛的中国瓷器和纺织品贸易,后来在太平洋又出现了白银贸易,这些贸易往往都呈现“三角结构”。形形色色的三角贸易,大都来自西方海上商团的推动,有的还吸纳了原来已有的区域性三角贸易,比如阿拉伯商人的非洲印度洋沿岸贸易,中国的南洋海上贸易。西方贸易商团中最为出色的是荷兰商团。

   主导着三角贸易的诸多商团,虽然彼此间存在着竞争,有时这些竞争也会动用武力,例如贸易当中的海盗行为,但总体上并没有一个显著的力量中心或权力体系超越于这些商团之上,持续地约束或干预贸易行为。商团之间更倾向于相互承认,寻求稳定持久的贸易关系。在此过程中,利润和利益的分配内在于贸易的自然过程之中,没有外在的力量强制干预利益的分配,贸易主体之间有着一种自然的平等性。中国东南沿海的很多海上贸易商埠,例如泉州,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

   于向东:在工业革命以后,这一切都改变了。原先三角贸易是依各个地区自然经济体的剩余产品进行的,但随着工业制成品的出现,国际贸易逐渐发展成“原料+制成品”的结构,对自然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由于工业品在生产、价格、需求、运输等方面,对原有贸易结构而言,具有极端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具有强制性贸易的行为特征,当贸易伙伴无法接受这种强制性而诉诸非贸易对抗手段时,工业品贸易商团就寻求国家武装力量的介入,以保护贸易,于是,原来具有相当的自然平等性的三角贸易,就让位于新的差序格局下的贸易结构,后来经济史家称之为“中心--外围”贸易结构。

   施展:这就是沃勒斯坦等世界体系论者所勾勒出来的国际经贸秩序的发展历程,我们从中看到“全球秩序”的形成过程。新的贸易结构稳定下来以后,有其自己的运行逻辑,使得外围地区的经济结构在这个贸易过程中逐渐被重塑并固化,外围地区原有的社会秩序在此过程中逐步解体,形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殖民地国家现象,就是少数精英与绝大多数土著之间的差距,包括政治对峙、社会解体、贫困、犯罪等等。这些问题对“中心--外围”贸易体系提出经济、伦理、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挑战。

   于向东:这个贸易秩序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也是很多批判理论和左翼社会革命理论的来源。西方为了应对该秩序中经济、伦理等方面的问题,也给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政治上的一个方案就是去殖民化,从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民族自决开始,到二战后,殖民地的精英运动和民主觉醒运动相结合促成了普遍的去殖民化。原有体系在政治层面上有了很大的变动,但在经济层面上却一直没有寻找到更合适的方案。政治独立并未改变经济上的“中心--外围”结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困境当中。这就催生了经济上的激进主义,最早在拉丁美洲出现。庇隆总统在1940年代宣布“阿根廷经济独立宣言”,在政治觉醒的同时要有经济独立。但是经济独立的进程很快以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混乱而告终。

   施展:从政治和道德上批判“中心--外围”结构容易,在经济上解决它就很困难。当各种经济激进主义的试验在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失败以后,西方的工业发展却达到新的高度,更加强化了“中心--外围”的贸易结构,结果经济激进主义的失败又反过来强化了政治激进主义,庇隆主义的试验及失败就是其中的典型。失败主义情绪支配了战后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大多数发展议题。

   于向东:为了反制“中心--外围”体系以获得经济独立,亚非拉国家进行过多种多样的努力,包括一系列模仿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国家主义经济战略等,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之后,外围国家调整战略,改行进口替代。它试图去发展一个大规模的第二产业,用制造业增加就业,以此来改善社会福利分配的均匀化程度。但是进口替代战略在经过20年左右的繁荣之后也失败了,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产品没有竞争力,靠财政补贴,又带来巨额的财政赤字。

   施展:这也有国际环境的因素。在进口替代欣欣向荣的阶段,适逢美元疲软乃至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贬值遂使得大量国际资本涌入收益率较高的拉美等南方国家。外来资本的推动促成了多个国家的工业化高速发展。但是到1980年代初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分别上台,货币主义革命扭转了西方福利国家的经济政策,国际资本迅速调整方向又回流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使得南方国家无法再轻易从外部融资以推动自己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曾经的高速工业化就崩溃了。

   于向东:进口替代战略的政治前提是左翼化,就是强政府、强干预,由政府分配社会福利。进入1980年代,这些国家又出现了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调整,也就是通称的“结构调整”。这个调整战略走向了另外一面。但它在1990年代末期也开始遇到大问题。

   施展:新自由主义政策有成功的案例,但不多;进口替代战略,则一个成功案例都没有。我们大致可以说,南方国家在二战后这几十年里左倾右倾地来回尝试,一直不成功。

   于向东:但也必须看到,它们表达着一种努力:在“中心--外围”这个结构下解决所谓的外围地区的欠发达问题和贫困问题。左翼的尝试可以视为来自于外围地区的反抗性力量的冲击,右翼的尝试可视为来自于中心国家的一些自我调适,但都失败了。失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两个方向的努力有一个共同思路,即认定工业化——也就是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第二产业的发展——是这些国家和区域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管你是用政府的力量来规划工业化,还是用国际资本的力量来促进工业化。我们现在就是要对这个思路提出质疑。

   施展:左和右都失败以后,我们可以提问,其失败是否是“中心--外围”经济结构下的一个必然,还是仅仅因为政策执行有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沃勒斯坦等世界体系论者给出答案,外围地区的现代化,在“中心--外围”结构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无论你是用左翼政策还是右翼政策。

   于向东:列宁分析资本主义的时候讲,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剩产品销售到殖民地,延缓了宗主国的经济危机。但在沃勒斯坦的时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原则,西方处理剩余工业品的动机已经减弱了。因此有人提出,帝国主义的经济扩张模式发生变化了,在“中心--外围”结构下,前殖民地国家也能发展了。世界银行近几十年来的工作的重心就放在这里。沃勒斯坦浇灭了他们的幻想。但是沃勒斯坦把原因一律归结到了国际资本的贪婪本性,把历史问题转化为伦理问题,又转化成政治批判问题。当转化成政治批判问题的时候,左翼思想家就达到认识上的高峰,同时在政治上跌入了低谷,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方案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事实上讲出了一个绝望的前景,就是“中心--外围”的结构下,国际资本的贪婪屡屡得逞,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真正地克服它,那些成功的国家,都不过是自由港式的特例。所以我们必须从“中心--外围”体系的基础入手,考察这个体系演变的可能。

  

双循环结构与“中心----外围”结构的裂变


   施展:从“三角贸易”到“中心--外围”结构,形成了“全球秩序”的商业基础。全球治理机制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生成运行的。无论如何挑战这个治理机制,如果其基础没有变化,那么挑战也只能带来一系列无法评估的动荡和疑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使这些挑战显得缺乏正当性和合理性。

   于向东:所以,我们一直就重视全球治理机制与商业循环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理论的批判虽然必要,却远远不够,除非你看到了“中心--外围”结构发生调整的可能性。而这种调整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践中,只可能内在于结构自身的运行过程中,也就是说,随着该结构的运行而发生自我裂解。到21世纪,它确实出现了,这就是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全球贸易结构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全球贸易的“双循环”结构。中国的经济成长是从加入并服从全球秩序下的贸易规则开始的。在1980、1990年代,主要就是讲“接轨”,即与国际贸易规则相衔接。这种“接轨”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不断获得正向激励,促使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到全球贸易过程中,并在其中取得成功。这当然不仅仅是“接轨”这一个因素促成的,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和机遇,正好耦合在一起。今天回头看,有点奇迹的味道。

   施展:你和刘苏里在关于中国经济成长的谈话中特别提到了分布式计算技术的作用。这种技术的出现伴随着一场管理革命,即制造业大规模外包的出现,它们结合于中国的劳动力人口规模和市场规模,使中国经济在一种特定的产业转移节奏下“接轨”于全球贸易。在加入WTO十年之后,从这个体系的外围位置,逐步变成一个系统性的经济力量,从而开始改变它所孜孜以求“接轨”的这个全球贸易体系。显然它正在改变“中心--外围”结构,特别是,它正在大幅度地改变“中心”的贸易结构。

于向东:这个系统的改变,以中国从体系的外围,转化到新体系的枢纽位置为标志。即中国一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大规模的技术、资金和产品以及服务的贸易循环;另一方面,上述循环又促使中国与不发达的亚非拉国家之间形成以制成品和原材料为主的贸易循环。这两个循环以中国为枢轴而耦合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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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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