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星:民国时期的“法学权威”

——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7 次 更新时间:2015-03-07 20: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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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星 (进入专栏)  

   编者提案:在福柯等思想家看来,任何知识都是基于特定图式加以揭示或者形成的,所以那些操纵“整体理论”或者“真理认识”的话语者,不过是在有意或者无意隐蔽其所采图式的局限或者独断而已,而知识社会学有助于使被贬低的、边缘化的知识运作起来,击破那些知识神话。刘星先生的大作正是如此一种立场、意识的精妙应用,他以民国时期的“法学权威”为个案概念,通过知识社会学分析,对一直以来有关近现代中国法学的特征不过是“西学东渐”的主导观点作出了有效批驳。作者发现,近现代“中西法学”包含“相互竞争”的批判关系,西方法学不纯粹是“进入”的、“领导”的,中西法学的相对关系是“斗争”的、“彼此竞争”的,至少就部分情况来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能需要从某种角度将民国时期的中国法学看作世界法学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对法学权威的深入理解,也可以使我们深入理解近现代时期的“民族国家问题”和“日常法律问题”的复杂关系,当然还有其时的法学家法律家的“特定角色彼此融合”的表征意义。

   1934年,吴经熊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问题:1930年代左右的法学理论的时代精神究竟是怎样的?在他看来,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地加以表明,也即“我们可以说是怀疑和中心思想的缺乏”。在这句话的注释中,吴经熊引用梅汝璈几乎同时所说的一句话加以补充。梅汝璈曾说,“现在的中国是缺乏中心思想的”。吴经熊另外提到,梅汝璈的表述对于当时的中国法学是否合适,不属于自己文章所要讨论的范围,但是,读者阅读自己文章之后,“当知现代的外国倒是有这般彷徨的现象”。那么,为什么“现代的外国倒是有这般彷徨的现象”?吴经熊讲,因为时任“哈佛大学法科教务长的庞德先生已经先我说过了,是说得最痛快淋漓的”。对于外国法学的大致情形,吴经熊概括地说,“一切正在酝酿震荡扰攘——这便是现在法学的状态。换言之,对于过去法学的批评,即是现今法学大部分内容之所在”。1

   吴经熊的这篇文章,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就外国范围来说“法学权威”是不存在的。然而,就中国情况而言,吴经熊好像是有所保留的。否则,梅汝璈的表述应当是在自己文章的讨论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可以注意,在提到“哈佛大学法科教务长的庞德先生”时,一个“权威”正在静悄悄地在吴经熊的意识中凸显表达。众所周知,庞德在当时便已经是“比较重要”的,尽管可能不像1940年代至1950年代那样属于不可置疑的法学权威。

   在本文中,我将讨论民国时期的“法学权威”现象。在近现代中国,“法学权威”是个复杂问题,我们很难用统一的模式加以概括说明。首先,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当时存在着“法学权威”,那么,这种权威的展示方式有时可能是“特别”的,可能主要不是以直接“崇拜”作为表现形式的。其次,如果在某种可以认定为中国的法学权威中,“西方印记”是存在的,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的法学权威也有“中国印记”。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不仅可以看到吴经熊提到“哈佛大学法科教务长的庞德先生”,而且可能看到西方学者提到中国的某位学者。再次,从法学学术主体来说,西方和中国有时有着密切交流,这样一种交流,有时甚至达到了可以消融“国籍身份”标志的程度。这里的意思是说,其时中国学者不仅“来自国外”(比如留学归来)、精通外语,而且时常走出国门(比如外出讲学),似乎本身就是外国学术成员的一个主体存在。于是,一个重要现象得以出现:在外国法学中存在的学术状况,可以并发地在中国同样存在。

   可以发觉,如果所有这些关于“法学权威”的复杂的确是存在的,那么,其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值得注意的思考路径:在近现代“中西法学”的相对关系中,通过法学权威这一现象加以考察,西方法学可能不纯粹是“进入”的、“领导”的,中西法学的相对关系也许是“斗争”的、“彼此竞争”的,至少就部分情况来说是如此。而如果有时是彼此竞争的,我们也许就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重新理解近现代中国法学的特征,重新理解法学里的“西学东渐说”。

   长期以来,在中国法学界,“近现代法学权威”可能不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几乎难以发现相关的学术著述。然而,在西方法学界,有人已经通过学者个案探讨过类似的问题。比如,威艾克尔(Franz Wieacker)在分析19世纪德国民法典的历史形成过程之际,梳理解释了萨维尼的法学权威的意义2 。霍维茨(Morton Horwitz)直接梳理分析了霍姆斯在美国法学中的权威问题3 。坎特罗维茨(Hermann Kantorowicz)也曾从微观的学术活动关系和社会背景的角度同样分析了萨维尼的法学权威的特征4 。这些梳理、解释、分析,是有启发性的。只是,在我看来,这些探讨可能更多是从“国内法学背景意义上的内部竞争”来看近现代法学权威的问题,较少(不是没有)注意了这种权威所依赖的“世界法学背景意义上的外部竞争”,进而,未有更多地深入思考“内部竞争与外部竞争的相互关系”,而且,缘此未能挖掘其中包含的更深层的“法律意义”。而一旦可以更多地揭示法学权威与世界背景中外部竞争的相互关联,也许,我们可以在更深层次上,通过法学权威这一焦点,从“全球法学互动”的背景中去理解近现代历史时期“一国法学的特征”,尤其是“中国法学的特征”,并且,从更有意义的角度去理解近现代历史时期“民族国家问题”与“日常法律问题”的复杂关系。

   本文在文献资料上大致采用理论法学的内容。采用这些文献资料的主要理由,在于民国时期的法学学者一般而言对理论法学和今天所说的部门法学都是颇为精通的,而理论法学的内容在他们自己的整体法学中或多或少有着“指导”作用。注意理论法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代表”对他们在其他法学内容上所作所为的关注。当然,为了形成对应,就西方法学而言,本文也大体上仅仅涉及理论法学(除了极为个别情况)。此外,法学权威主要是通过学术运作中的“重要法学人物和理论”的“选定”来实现的。因此,本文将特别通过民国法学运作中的“选定”过程和机制的微观视角,来阐述法学权威在民国法学中的呈现和意义,并通过这一视角展开知识社会学的深入分析。

   1910年代至1940年代,中国法学的大致情形的确有如梅汝璈所说,是缺乏中心思想的。美国学者杜威1921年曾经针对中国的中青年学者提到这样一个印象:青年人“都渴望新思想,对于学理只是虚心的公开的去研究……就是年长的人,也很肯容纳新的思想”。杜威甚至表明这是“新时代的精神,科学的精神,并不只是西方的精神”。5 1910年代以后,大批中国法学留学生开始陆续回国,他们随即展开了比较自由的法学研究,而且时常表现出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似乎印证了杜威的印象。

   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是指其时一批法学作者并不特别在意西方法学的“权威”意义。今天有学者称,“中国近代的法学著作较之过去不可谓不多,但……大都是西方法学理论的翻版”。6 这一判断,针对民国时期的相当一些法学而言,可能不是十分恰当的。19世纪以来的西方近现代法学理论,为今天学者所耳熟能详的“所谓重要的”,可能包括了诸如边沁、奥斯丁、梅因、萨维尼、普赫塔、施塔姆勒、狄骥、霍姆斯、庞德等人的理论。针对这些西方理论,我们都能发现许多民国年青法学学者的不客气的批判。比如,1920年代至1930年代,燕树棠在讨论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时,郑保华在讨论法律演化时,以及张志让、朱显祯、萧邦承当然还有其他学者在讨论其他法学问题时,都对西方这些重要学说进行了批判。7

   但是,在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对西方诸多重要法学理论的批判,以及并不特别在意西方法学的“权威”意义,并不等于“西方法学权威在中国”的问题是不存在的。虽然我们不能认为近现代的中国法学著述大都是西方法学理论的翻版,但是,这不意味着西方法学话语的“中心”,或者某种隐蔽的“权威控制”,是不见踪迹的。实际上,从某种意义看,批判有时既是针对目标的颠覆活动,也是树立“中心”的协助活动。当批判时常得以集中的时候,权威也就可以在另外一种意义上确立并且逐步巩固。毕竟,更多的批判,有时更易导致后来更多的拥护及捍卫,而权威的最终标志,就是更多的拥护及捍卫。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以批判的心态并不在意西方法学的“权威”意义,同时,又以不断重复的方式去确立被批判的对象,是以“推倒权威”的方式不自觉地确立及巩固权威。在后来的民国法学中,我们的确可以发现随之而来的对某些西方法学权威的更多拥护及捍卫,比如,对美国的社会法学及其代表人物庞德。

   其实,从广义的近现代世界法学来看,不仅中国存在这样的情形,而且西方内部也存在这样的情形。上述近现代西方法学权威理论,即使是在它们初步成为所谓“法学重心”的时候,在西方法学学术中也是倍受批评的,而且,也恰是部分因为倍受批评而成为较长时期的一种法学权威。

   我们首先可以注意近代德国法学的演化。众所周知,1810年代中期,萨维尼发表了著名的《我们时代立法与法学的使命》的“小册子”,开始激烈批判当时德国著名民法学者蒂保(Anton F.J. Thibaut)的统一法典观点。正如托乌斯(John Toews)指出的,从这一时期至1840年代,萨维尼历史法学的“权威”意义是颇为有限的,“萨维尼辞去了所有大学教职……客观条件限制了萨维尼的学术影响,他处于低谷”8 。相反,蒂保在被批评的时候恰是德国至少是德国南部地区大学的重要法学权威之一。1940年代,大批学者学派将批判的对象从蒂保的自然法学身上逐渐移向了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此时,出现了竭力倡导德国本土习惯的日耳曼学派(Germanistik),以及积极鼓吹当时德国各邦法典中罗马法因素的罗马法学派(Romanistik),这些学派对萨维尼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看法。此外,主张法律规则体系完整性的潘德克顿学派的先驱者,也逐渐从另一角度开始不遗余力地瓦解萨维尼的历史观念。加上黑格尔、费尔巴哈、海涅在柏林大学这一当时德国学术中心不断指责萨维尼的反理性和神秘主义,以及原来倡导自然法学的蒂保追随者不断反击萨维尼的理论,历史法学,在稍后才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拥护,其“权威”在1840年代至1860年代9才得以最终巩固,耶林才在1861年提到“萨维尼已被视为德国法学最为闪耀之星”。9 当然,萨维尼的历史法学,在初期阶段就有着拥护者。拥护者的存在,恰是萨维尼遭遇批判的一个基本前提。

   我们其次可以注意近代英国分析法学的境遇。作为法学学者的奥斯丁,其分析法学在其在世时是默默无闻的,奥斯丁本人也是在寂寞的孤独中渡过余生的。研究者们看到,奥斯丁及其自身的各种实证学说,在1840年代至1860年代几乎为人所遗忘。但是,随着当时英国重要法律学者布莱斯(James Bryce)和著名法律历史学者梅因的批评,以及后来其他学者比如戴雪的不断“纠正”讨论,当然还有诸如密尔(John S. Mill)一类学者不断的重视探讨,分析法学的理论至20世纪初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术拥护,开始成为了一种“重要法学权威”的象征。10

   中国近现代时期的法学状况,在巩固甚至确立法学权威的方式上,就其批判“重要法学理论”而言,有时与上述西方德国和英国的法学状况是类似的,更为准确来说,可能是西方这种法学运作的一个历史延续。

   那么,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在具有近现代历史标记的民国时期法学中,被批评的所谓“西方重要法学理论”是怎样被“选定”的?“选定”本身是个重要现象,其中包含了值得注意的近现代西方法学权威得以生产的双重机制,也即推崇过程中的权威确立和批判过程中的权威巩固,在本文语境中,更为重要的是“批判中的权威巩固”。

容易想到,对西方重要法学的“选定”,首先是通过翻译“西方学说中的‘选定’”来实现的。1932年,凌其翰翻译了一位法国学者撰写的有关狄骥著作及其学说的论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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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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