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生:自保、革新与维权

——中医界对医患纠纷的认识和因应(1927-1949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5 次 更新时间:2015-11-27 16: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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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金生  

   现代名中医陈存仁在《我的医务生涯》一书中披露,民国时期的“医界团体,除了领取开业执照,最忙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各会员医生纷纷发生讼案”。由于曾经在上海中医协会作过一段秘书,所以他对中医讼案非常熟悉,并时常帮助涉讼医师起草有关文字,赢得了很多诉讼案件①。由此可见,医患纠纷也是令中医倍感头痛的事。那么,民国时期的中医界又是如何认识并因应医患纠纷的呢?相对于西医的强势来说②,中医的因应举措又有着哪些不同?对此,尚缺乏专门研究。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拟对此作一初步的探究。

   一、自保

   现有研究表明,传统中医与病人的互动,是在一种人情脉络中进行的。由于医病互动的空间多在病人家中,病人及其家属往往握有主动权而在诊疗中指手画脚,这不免给医家诊疗意志的贯彻带来了诸多限制。为了行医考虑,积极营造人际脉络、小心规避责任以自保,是多数传统中医在营业中时常采取的策略③。如果历史地来看,对于中医来说,这种传统的医病关系模式即使到了民国时期,依然一度在很大范围内存在。

   熟识南京行医“法门”的庞继善,在1930年代初撰文披露,为了顺利行医,经营好人际脉络,依然是行医的重要“秘诀”。即使在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亦是如此:

   你要在南京行医有把握的发达,只有细细地好好的替那般官太太小姐少爷们诊断时多卖些力,开方时更要比替别人看时多绞一倍脑汁。你若医好了这批人的病,胜过登常年的封面广告百倍。她们的酬谢,固然丰富;代你作义务宣传,也很卖力。你假使遇不着这批主顾,那你至少要抽出点工夫到堂子里去逛逛,或是代私娼们看看病。④

   良好的人际脉络,不但有利于招徕业务,同时也会成为医家的“保护伞”。拥有一定“盛誉”的医家即使治坏了病人,病人也只能认命。更何况,还有的医生会投入社会名流门下,更是使行医顺风顺水。据柳一萍披露,民国时期上海中医的行医“法门”是“拜老头子”。尽管柳一萍并未指出“老头子”包括哪类人,但不难想象,指的是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其中也包括在医界素有威望的老先生。拜了“老头子”,不但没人敢欺侮,即便治死了人,也会在老头子的“斡旋”下化险为夷:

   即使当真做错了事,误人!杀人!病家打听着你是某某老头子的徒弟,也只好自认晦气,不敢和你为难了。有时,老头子还能出心帮你忙,消灭了纠纷,这真比常年法律顾问的律师功效万倍。⑤

   尽管上述两位观察者是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南京和上海等地的行医的,但却鲜明地反映出民国时期的中医们依然有意地在利用人情风土等“地方性知识”去积极搭建行医网络。这种行医上的类似“秘诀”和“法门”恐怕绝不限于上海、南京,在其他地区也相当程度地存在⑥。如果将这些所谓的“秘诀”、“法门”去和明清时期的医家相比对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不同。明清时期的医家在行医过程中,也要尽量多方攀附官方政要与社会名流,借之来拓展自身的影响力⑦。

   当然,毕竟时代的脚步已步入民国,传统中医的医业伦理不可能不在新的时代中产生变化。特别是进入1930年之后,伴随着中医职业化进程的加快,现代西医的医业伦理也为中医所逐渐吸纳,并不同程度地在现实诊疗中产生着影响。从这一时期中医讨论医疗伦理的建设中,可以清晰看到新式中医开始强调病人应该对医家诚实,学会听命于医家等等。从医病关系的角度来看,新式中医对病人的态度和传统社会已有所不同。比如,中医胡安邦在《国医开业术》中便曾旗帜鲜明地指出:“患者之主张,决不可信。”⑧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名医甚至会对“因堕落而患恶病”、“不直说病情”以及“初病不就医迁延而成重症”的病人厉声痛骂⑨。显然,这些都与传统中医有了很大的不同。更有革新的中医呼吁,中医应革除手段圆滑的旧习气,应该积极诊疗、放手施治⑩。不过,很多中医师随后发现,如若在现实中如实贯彻这一伦理,也会遭遇同西医同样的麻烦,那就是与病人产生纠纷:

   死者所服方剂,果平淡无奇,而为普通人所习见者,非议尚少。设医者于千钧一发之际,谋起死回生之法,出奇制胜,病终不起,则毁谤立至,甚至对簿公庭。呜呼以人之热忱,遭此污蔑,宁非不平之尤耶?然事实昭示,吾人固数见不鲜也。(11)

   中医姚惠安亦曾论及,每当病人病入膏肓之时,病人家属时常会百般恳请医生进行诊治,如医生全力拯救的话,每每会因此而招致麻烦缠身。“若徇情而为其论治,明知病者已无回生之望,自必在无法之中觅取一法以应急。而所立之方,只求病者能得一线之转机,已属实现其所望,何能再顾到症情上之面面俱到呢?从事实上说,在病者已濒于危的时际,医者虽徇情而用药,当然已不能负有医药上的责任了。可是凡一事的结果,绝没有这样的简单,往往会发生人情之外的事件,那就是病家对于医生时有提起玩忽业务及过失杀人的告诉。”(12)

   显然,对于民国时期的多数病人来说,如何学会服从医生的命令,还需要一个长期的磨合过程(13)。尽管姚惠安指责病人的行为“不合人情”,但民国时期整个行医环境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情”。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医家时中时西的择医策略以及相对棘手的医疗环境,任何医家都不能过于大意。鉴于病家的频繁兴讼,有的中医建议还是应该坚持传统的行医策略。否则,一旦涉讼,悔之晚矣。中医吴去疾便曾仿照古人,列出在行医过程中如遇到以下八种病人,一定要格外留心、万分审慎:

   病本不治,已濒绝境者;富贵之家,方药乱投者;贫贱之家信卜不信医,非至万不得已之时,不肯就医者;略识药性,自作聪明,喜服不经之方,致成不治之症者;信任不专,忽彼忽此者;不自爱惜,淫于嗜欲者;调护失宜者;卒中邪气,顷刻告俎者。

   吴去疾指出,但凡遇到上述病家,医家一定要及时抽身,“其能洁身自好知难而退者,上也”。如若将病情如实向病者家属相告,“使之事后无可归咎,亦不失为中策”。相反,如若医家“恋恋于医金,或侥幸于万一,或为之包医,或处以重剂”,“一旦遭非常之变,而身受攻击矣”。吴去疾强调,现实生活中引起诉讼的多因贪恋诊金而致,“病家与医者之不免相见于法庭,其故每多于此”。(14)

   对于病势濒危或者信心不专的病人,吴去疾并不主张医家去主动负责、积极施治,而是呼吁要善于自保。在他看来,时下发生的众多医讼案件,都是医家因贪图钱财而咎由自取。尽管这与主张积极施治的现代医业伦理不同,但却是现实中不得已的抉择。

   中医在因应病人方面坚持传统的行医策略,还表现在当医病纠纷发生时,每每多有医家以私下和解的方式谋求争端的解决。一直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这样的一种策略,依然能够看到其广泛存在的踪迹,以至于中医团体专门发表吁请,要求会员不得与病家私自和解。下文要述及,此不赘述。

   熟悉民国中医讼案背景的陈存仁,曾经对中医讼案的发生原因进行过总结,他指出“医讼案件,皆因不慎”。因此,他呼吁同仁行医时一定要坚守医德、谨慎业务,否则很容易“身败名裂”。在业务方面,陈存仁认为中医在堕胎和手术方面最不擅长,中医师绝对不能为贪图钱财而以身试险。否则稍有差池,就容易引发诉讼:

   我离开了上海,易地开诊,见到这个地方常常有中医为人堕胎,被判徒刑。其实这种中医,并不是真正的中医,可能是地下西医及无牌护士,他们都是用钳子和刮宫的器具来操作,以及非法施用西药,手术做的不好,病人送入医院,医院便报告警局起诉,行医者便被判入狱。中医是不会动手术的。我看到这种新闻污及中医声誉,为之叹息不置。(15)

   陈存仁在行医生涯中从未涉讼,这与其时时谨慎、恪守“洁身之道”是分不开的。从陈存仁的晚年回忆来看,民国时期的中医要想不涉讼,恐怕还是应以谨慎自保为第一要务。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更为有效的方式。

   二、革新

   民国时期的中医是在西医打压下,实现着自我蜕变的。西医的专业化以及救治社会的团体能力,是中医一度不能达到的(16)。尽管对西医的咄咄逼人及其所凭依的科学主义话语多有反感与抵触,但为了生存与发展,中医界对自身需要科学化却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中医界存在的诸多弊端及其对医病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多数中医都有着清晰地认知。为了规避医患纠纷,中医界在自身医德建设以及构建医讼鉴定组织等方面也进行了多方努力与尝试。

   中医界同业相轻的陋习,显然属于医德问题,同时也是促成医患纠纷时发的一个诱因。对此,当时的中医界看得非常清楚。比如,中医方本慈便将中医同道间的相互诋毁视为中医界的一大“劣根性”,必欲除之而后快。“俗云:同行为敌国。我国医界亦大多如是。对于同行,隐善扬恶,专以诋毁为能事。一曰某医不可,二曰某医不良,惟独自己是医界万能,事事以自己为高,别医一文不值。似此同业相残,无非欲打倒同业众人,以增进自己业务上之利益耳。”(17)

   对于如何祛除同业相轻的弊端,多数中医认为,还是应该从敦促医家道德的方向去努力。从其理论资源来看,多数中医是从传统医德伦理出发的。像出身于中医世家的张赞臣在其主编的医学刊物《医界春秋》中便呼吁医家应培育“慎重之态度,谦让之美德”(18)。为了切实能够提升医德,中医在上世纪30年代更加有意识地发挥医学团体的力量。当时的中医团体,无论是学术还是职业团体,在关于医家职业道德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比如,上海市中医公会在《中医师公约草案》中便曾明文规定:“力戒攻讦前医方案,评论同道短长。若遇会诊,更当虚心磋商,勿争意气,坚执成见。”(19)1935年上海市国医公会、上海市国医学会、中华国医学会和神州国医学会更是联合发表吁请,呼吁各医会会员彼此之间当加强团结,不得互相倾轧,“其有身为会员,而竟违背国医公会订立之国医公约、国医学会订立之学术道德条例、帮同敲诈、加害同道者,本会等一经察出,立即取消其会员资格,并予以相当惩戒,以儆效尤”(20)。与此同时,呼吁此后如若发生医患纠纷,禁止中医与病家“进行私了”,而是应及时向国医公会汇报,以谋求裁处。

   在着手推动中医甄别与提升医德的同时,中医界也开始探索建立相关的医讼仲裁机制。在西医诉讼案中,西医团体为讼案鉴定药方并为涉讼医师提供奥援发挥了积极作用(21)。不过,对药方鉴定这一在西医看来最为正常的事情,中医却表现得格外游疑。而中医最终决定接受药方鉴定这一现代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则与其担心鉴定权旁落于西医之手直接相关。

   事情得从1929年中医郑蓉孙和董庭瑶讼案说起。这件讼案的大致经过为,浙江鄞县张姓之子张志元生病得了麻疹,先后延请中医郑蓉孙和董庭瑶诊视。两医在药方中均以生石膏和大黄为主,可惜均未见效。后来,张志元口鼻流血而亡。鄞县地方法院检察官乃委托当地西医应锡藩进行鉴定。鉴定认为,医生在麻疹未透发时过早使用寒凉药物,导致病者身死,医家实难逃干系。

   根据中医理论,应锡藩的鉴定意见是有其合理性的。但由于这一案件发生在中西医论争最为激烈的1929年,结果引发了当地中医界的强烈不满。宁波中医协会在收到郑、董二人的求助函后讨论认为:“中医无西医之学术经验,西医亦无中医之学术经验,是各自为学,不能相通。”法院将医家所开药方交付西医的做法,“似属有意摧残中医”。西医应锡藩对郑、董二医的药方“妄行鉴定,似属妄机推翻中医”。如果法院果真据此定案的话,“则将来国粹之中医无振兴之希望,大多数业中医者之生命尽在西医掌握之中,生杀予夺,惟其所欲矣”。随后,宁波中医协会一边向卫生部上书抗议,一方面以此案“事关全国中医大局”,通电全国各中医团体,呼吁中医界“务须共同急起力争”(22)。

宁波中医协会之所以对郑、董两位中医师的讼案如此紧张,其原因实已表露明白。显然是将此讼案与当时正如火如荼的“废止中医案”联系在了一起,认为是国民政府当局与西医“合谋”的产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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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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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学刊》(杭州)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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