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星:司法方法中的推理、管理、修辞及司法公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1 次 更新时间:2015-07-30 23: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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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要件审判九步法”为民事诉讼所设计,但也可对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提供参考。特定环境的司法方法、司法公正的确认包括两者关系的确认,优于对两者的或模式或概念的普遍性追寻。“要件审判九步法”的提出,实际上表明司法方法的设计本身即存在一个逻辑困难:将一个要素,或若干有限要素,在“方法表”中加以限定,会遗漏其他也可能是重要的要素,而无穷无尽地排列各种要素等于是无法界定“一个司法方法”的固定要素。“要件审判九步法”建构的积极意义,正在于尽力着眼具体的司法实践,探索具体解决司法方法问题的手段,并包含了一个学术意义的潜在逻辑张力,即暗示司法方法的开放性。

   【关键字】司法方法;管理;修辞;司法公正;公共认同

  

   近年,基层法院在司法方法上常有创新,[1]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提出的并在该院全面实行的“要件审判九步法”,即为其一。[2]关于该司法方法,某些法院法官曾撰文竭力推崇,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报》和《人民司法》等报刊亦间断介绍和宣扬。[3]但如法学研究中的方法论之举荐,亦像法律实践中多种具体办案方法之倡导,该司法方法于司法中似乎未能推而广之。当然,毕竟时间还是有限的,或许若干年后会另有一番景观。从学术看,重要的在于其是否包含的逻辑张力。

  

   一、思路和样本

   本文尝试以该司法方法为讨论样本,从而分析司法方法中的推理、管理和修辞问题,并兼及分析司法公正的实践。所以将其作为讨论样本,因为,以往司法方法研究要么侧重法学理论,这主要体现于法学家的话语,要么侧重实践操作,这主要体现于法律家的叙说(具体情形见后文),而“要件审判九步法”具有“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由具备部分理论者身份(法学博士)和实践者身份(法官)的法律人提出,[4]措词术语既有理论概括标识亦有实践操作印迹,从理论和实践中均寻求素养,且同时拥有理论期待和实践期待(尽管,提出者认为该司法方法主要目的是解决实践问题)。[5]从研究角度看,蛰伏其中进行讨论,可能会使理论和实践更进一步互促互补,也可能会使后来的理论思考得以在理论探索与实践摸索之间寻求更进一步的均衡张力,更富启发。除具有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外,“要件审判九步法”还表现了具体化且手册化,[6]强调了度量式“效率”且由此蕴含了“审判管理”的概念,[7]此亦为颇有意思的议题。当然,其又拓展了司法者与当事人“如何互动协商法律问题与证据问题的定位与数量以锁定案件解决进程”的创新机制。[8]之中,还涉及了同样有意思的庭审交流的修辞问题。而所有这些,进一步指向了司法公正的思考。“要件审判九步法”为民事诉讼所设计,但笔者认为其也可对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提供参考,因为,后两类诉讼现在同样包含了“和解”“调解”等类似民事诉讼的因素。故本文讨论可辐射广泛的司法过程。

   本文的讨论主旨是:在何种意义上提出、建构、认定司法方法模式及司法公正概念是适宜的。此主旨预设,不同意义的如普遍性或具体语境的司法方法模式及司法公正概念,均可提出、建构和认定。而笔者尝试论证一个观点:特定语境的司法方法、司法公正的确认包括两者关系的确认,优于对两者的模式及概念的普遍性追寻。为论证这一观点,笔者将在上述司法方法样本上依次分析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司法方法的理由论证的追求存在什么局限及怎样待之为宜,司法方法的“审判管理”设想的真实意义何在,司法方法的修辞策略是否包含有价值的方向,及如何理解司法公正更适宜,并怎样理解司法方法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更恰当。

   “要件审判九步法”的基本内容如下:(1)将诉讼请求的含义加以明确;(2)查寻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条文;(3)明确抗辩可依据的法律条文;(4)分析相关法律条文的构成要件;(5)查看当事人的诉讼主张与法律条文的要件是否对应;(6)整理争点;(7)围绕争点展开举证、质证;(8)认定要件事实;(9)将要件事实与法律条文的构成要件展开对照。[9]此司法方法,初看似乎已经较具体,路数清晰;但实践中究竟如何操作则完全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以往学术化或实践化的方法提出,疑问之一,有如屡见不鲜的法律规定适用之本身,即为具体运用时总易呈现多面相的实践路径;换言之,方法的步骤在一般设计和具体实践之间常出现难以一一对应的核校标准。缘此,实践者面对所需处理的案件,常不清楚自己采取的方法是否可盖上“设计路线图”的印章。[10]就这点看,需考察“要件审判九步法”提出者的实例。

   这一方法的提出者,曾以原告刘某诉被告黄某、张某合同借贷纠纷一案的审理过程为例以作详解:

   被告黄某向原告刘某借款,借款时被告黄某与被告张某是夫妻,借据中,担保人处有张某的私人盖章,还款期限已过黄某仍未偿还,刘某起诉。据此,上述九步法的第一步便为通过庭审辨析刘某的诉讼请求,具体过程是,不断询问以确定刘某是否要求黄某承担还款责任而张某承担连带责任。第二步,通过释明等步骤,以互动并以刘某能理解的方式,确定法院将以合同法第107条和担保法第18条第2款、第26条第1款裁断此案。第三步,使被告黄某、张某知晓法院将依据合同法第60条第1款、第52条第(2)项裁断此案,并获得其理解。第四步,法院分析了各个法律条文的构成要件,如合同效力、偿还义务、担保义务、恶意串通的条件。第五步分析诉讼主张与法律条文构成要件的对应关系,经查,当事人的诉讼主张与相关法律条文的构成要件形成了对应关系。第六步归纳事实争论和法律争论的焦点,争点包括借款协议是否真实、借款是否到期、黄某是否还款、协议中担保内容是否真实、刘某是否知道黄某私盖张某印章等。第七步,针对争点,法院通过心证,确定证明要件的事实,并明确原被告的各自举证责任,如刘某否认知道私盖印章过程,故根据证据规则第5条第1款,张某负举证责任。第八步,认定要件事实,如张某未提供证据,法官即推导刘某不知私自盖章的心证结论。第九步,将已认定采纳的要件事实与法律规定的要件事实核对,如证据未表明刘某明知黄某私盖印章,故未与“恶意串通”对应。[11]

  

   二、“理由论证”的局限

   第一个问题,是司法方法的“对符合法律”的理由论证的追求,亦可称为重视“具备怎样的理由才能视为合乎法律”。显然,“九步法”与以往被提出的司法方法或法律方法存在共同的核心逻辑,这便是:试图正确、有效地解决实际发生的案件与法律规定的相互关联。[12]此方法提出者曾提到:“……依据当事人的事实和理由,明确法律关系,再以之为基础明确权利性质,进而确定法律条文,这是民事审判中最重要、最难的环节”。[13]但如何才是“正确”“有效”?怎样证明“合法”,及是否可能证明“合法”?关于司法方法,最直接的预设是“理性”。理性是一种推理的能力,它体现的是一种原理能力。通过推导可以在案件与法律之间通过概念凭借知性在知识系统上得到统一。认知的统一传递对裁判的“正确”与“有效”的理解,“合法”之要义亦在其中。而关于“正确”“有效”,学界包括法律实务界已逐渐倾向于认为,只要展示了理由,且将理由逐一排列,凸现了说服的能力,即可赋予相关的标签。[14]

   再看前一节的具体实例。其中核心争议问题为“担保是否成立”。通过举证质证,法院已形成心证“刘某不知黄某是否私盖印章”,并认定,借据中的“担保条款”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十分明显,被告张某不知盖章担保及不知借款。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某人不知道一件与自己有关的事情,其自然难以接受令自己承担相关责任的后果。故可想见,张某较难接受法院的“担保意思表示真实”及连带责任的认定。张某能提出进一步的异议:(1)黄某私盖印章存过错(未经张某同意);(2)既然已进入担保讨论而非夫妻共有财产性质的讨论,则以夫妻关系为由不理会私盖印章问题,是否与担保法的担保资格应具有独立性质的财产这一前提相互矛盾?若张某提出这样的异议,法院如何回应?

   根据裁判思路,法院似可提出如下三个理由以论证自己的观点“正确”“有效”及“合乎法律”:(1)被告黄某私盖被告张某印章是否存过错,张某可另行主张权利;(2)在夫妻关系不和的情况下,被告张某自己应注意保管印章,未妥善保管印章导致出现“妨碍第三方权益实现”的争议,自然负有责任;(3)夫妻即使财产共有,依然可相互担保,法律未规定不能。显然,法院可能提出的这些理由,均以保护善意第三方债权人为前提,是否可解决被告张某的异议或疑问,仍未可知。而如果侧重强调被告张某应妥善保管自己的印章,张某另会觉得该义务的强调是苛刻的。

   业界熟知,依照《婚姻法》第19条第3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如果是夫妻共有性质的连带责任,夫或妻任何一方均无法以任何理由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连带债务主张。但法律未直接涉及此案夫妻之间的相互担保问题。司法实践中,对此不乏争议。[15]《担保法》第7条规定了担保人的身份,并未指出“夫妻之间”不能担保。而夫妻的财产共同共有性质,理论上,似排斥了其间相互担保的意义。因为,担保人的前提应是自身财产独立。当然,如果夫妻明确约定财产分属,且债务第三人知道约定,则担保可成立。“九步法”介绍者提到的此案审理过程,实际上进人了“担保”方向,避开了夫妻共有性质的债务问题。与此不同,如果直接展开夫妻共有性质的债务庭审,被告张某可能无法提出进一步的疑问。

   依此而论,法院未依据无可争辩的法律条文,相反却提出(当然是可能提出的)似具有说服力的理由以表明自己适用法律“正确”“有效”乃至“合法”,这样的司法方法思考方向恐存争议:第一,说出理由并非颇困难,对论说能力较强者尤其不是障碍;第二,理由也是可争议的,且存“对谁而言是有理由”的疑问;第三,如果提出理由且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即可认定为“正确”“有效”,甚至“合法”,则可得出“凡争议案件法律如何适用的问题中,总能发现不同、对立的‘正确’‘有效’及‘合法’”的结论,[16]进一步,“正确”“有效”乃至“合法”的标准,令人觉得似乎十分脆弱。故“理由说”必须予以仔细辨析。

司法方法的讨论中,包含了对“理由说”进行补充的一种观点,即认为理由存在正确谬误之分,此亦为最容易提出的常识性主张。[17]这意味着,前述案例中,针对被告张某的异议或疑问,要么法院可能提出的三个理由:“张某可另行主张权利”、“张某自身便有义务保管自己的印章”及“共有财产夫妻可相互担保”是成立的,要么为张某一方可设想的“黄某过错应负责任”及“担保关系应与夫妻关系剥离”是成立的。但判断正确谬误的标准是什么?为何称一些理由是正确的,另一些理由是谬误?当然,司法方法的讨论提出了各种手段,以解决正确谬误的问题。如针对实际发生的案件怎样对应法律规定而言,与学界熟知的法律解释问题相关,有主张以正常理解的“法律文义”为标准,亦有主张“立法者的原意”“合乎逻辑的法律条文相互关系”及“法律逻辑体系”为标准,来检验所提理由的正确或谬误……[18]但仍如一些怀疑论所指出的,这些手段本身亦面临着“标准”的悖论,何谓“法律文义”的正常理解?确定“立法者愿意”的证据是什么,证据是否也存在如何理解的问题?法条之间合乎逻辑关系的标准是什么?如出现法律逻辑体系的不同理解又将怎么办?[19]完全可想见,前述案例中,如果提出了判决被告张某承担连带责任的可能的进一步理由,法院宣称此即符合了正常理解的“法律文义”,或符合“立法者原意”,或与法条之间合乎逻辑的关系形成了适恰契合,或在法律逻辑体系中可以获得映衬,则被告张某一方同样会类似宣称。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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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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