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星:“文学中的法律”与“作为文学的法律”的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 次 更新时间:2019-01-03 22: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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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星 (进入专栏)  

   【摘要】 “文学中的法律”与“作为文学的法律”的关系,涉及法律与文学的核心逻辑,对之深入辨析具有重要意义。“诉讼战场”这一概念是理解两者关系的重要路径,而文学叙事的概念是理解两者关系的重要桥梁。无论是诉讼战场还是文学叙事,其关键在于对“社会细节因素”的调动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修辞策略,由其获得动能,由其获得存在的必然性,亦由其清晰地展现“文学中的法律”与“作为文学的法律”的互动机制。看到“文学中的法律”与“作为文学的法律”的必然联系,有利于理解法律与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实践,对法律法学本身同样大有裨益。

   【中文关键词】 文学中的法律;作为文学的法律;诉讼战场;文学叙事;社会细节因素;修辞

  

一、问题与目的

  

   本文讨论“文学中的法律”(law in Literature)与“作为文学的法律”(Law as literature)的关系,且尽量深入。此论题,从法律与文学的研究谱系看,少有学者触及。[1]学界熟知,法律与文学主要涉及“文学中的法律”和“作为文学的法律”,虽有其他,如“关于文学的法律”(或“文学的法律”),[2]但前两者无疑是最重要的。

   法律与文学的学术实践在中国法学界的境遇似不乐观。有学者认为,其渐式微;[3]另有学者判断,其前景堪忧。[4]故本文写作又可能被视为意义甚微的笔墨努力。然而,本文侧重的是对基础理论的探索,此有别于国内通常的“文学中的法律”研究,即主要从广义的文学作品(经典文学文本、戏剧及影视作品)进入以展开对法律的思考,包括与法律相关的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思考。如果理论分析能言之启发,本文之讨论或许对国内原有的研究在基础理论层面有所帮助。是否改观境遇,不敢妄言。而国外法律与文学的学术实践尚属平稳,其已不限于英语国家。[5]这或许与其在基础理论上的乐观感受有关。如此,辨析“文学中的法律”与“作为文学的法律”的关系,使之清晰明锐,可能多了一层旨趣。

   首先需提到,两者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关乎“法律与文学”的核心逻辑,如不澄清明确,或将很难说明“法律与文学”这一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合法性,甚至可为疑惑、质疑者留下颇为有利的理由,尤其是针对法律法学的领域。比如,“作为文学的法律”的目的之一,在于将法律和文学在一定意义上视为相似的,宣称社会在法律实践时也是类似地穿行于文学实践。[6]可想到,“文学中的法律”的思想活动由来已久,[7]文学评论中的“法律喜好”亦为源远流长。当看到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我们早已知晓存在关于四幕一场“割肉契约”法庭辩论的浩如烟海的文学评论,当然还有法学评论,但可以因此便认为,我们有可能、甚至有理由将日常生活中的契约纠纷,视为戏剧中“割肉契约”法庭辩论的类似实践吗?[8]若回答为否定,那么,“文学中的法律”的思想活动岂不正是文学评论的一部分吗?由此进一步,从法律法学的角度看,为何需要“法律与文学”?[9]

   又如,反过来,“作为文学的法律”试图强调法律和文学一样具有开放性,且同样爱好并期待美妙的话语策略,思考“怎样叙事”。[10]但法律人,特别是律师,不是常常都在揣摩思路的可能性和多样性,“如何法庭表达”及“如何在法律上说得天衣无缝”(以至于莎士比亚说第一个该杀的就是律师)吗?法律人的这种生性灵活,显然可在其职业内部加以实现且从其自身获得内在动力,似乎无需去看文学作品以获得灵感。现实恰恰是文学生产者需要观察法律人,而法律人似乎可不必关心文学生产者。如此,“作为文学的法律”,怎样需要“文学中的法律”提供一种必备的支撑,以获取其逻辑的担当?同样进一步,从法律法学的角度说,为何需要“法律与文学”?

   如果上述疑问成立,则延伸的困惑也会随之而来。例如,打开经典或重要的文学作品,阅读之中法律叙说或涉法故事并予深入追究,以获得材料体验和理论解析,是否的确提升或至少辅助了法律法学研究的水准?[11]又如,揣摩文学叙事的技艺或普遍意义的生动修辞策略,关注“怎样说话”与“如何表达”,关注语言对他人的情感愉悦和宽慰,像判决书中的“暖心话语”,[12]是否的确提高或至少辅助了法律现实活动的功能及法律的权威?[13]

   另外,需承认,面对传统根基牢固且职业心态总是保守(人们也常说法律活动本身也倾向于保守)的现代法律职业群体,法律与文学的倡导者和研究者常是步履艰难,犹如法律与经济学(尽管法律与文学反对之)、法律与其他某某学几乎很难占据法学研究包括法律实践的中心一样。即使位居文坛前列的大家如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卡夫卡曾从事法律职业或出身于法律科班,暗喻了“文学中的法律”颇有写作的社会身份根基,似乎也无法使法律职业群体对“法律与文学”有较大的认可度。法律职业人仍可断言,闲暇之余,喜好并阅读“文学中的法律”,并不意味着法律工作也要变为“文学式”的,要从文学中汲取素养;而赞赏或实践“作为文学的法律”,如此引来的“文学式”的法律工作可能正是“不严谨”和“不严肃”的,挪移了法律实践“客观理性”的压舱石。还有则是,知识的添附需要成本。原有的法律研习自身便是付出了大量精力并需要财力,若单纯的法律知识可使法律人在职场上足以应付,又使外人觉得这是正当的职业表现,且能再次唤醒“隔行如隔山”这一社会分工遗训的记忆,则对大多数法律人而言,又怎会产生研习文学的激励?

   概括讲,种种迹象说明了,澄清、明确“文学中的法律”与“作为文学的法律”的关系这一问题已无法回避。如欲“法律与文学”,便需有所努力。

   当然,这并非讲,这一关系被澄清、明确了,“法律与文学”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期待可顺理成章并高枕无忧。实际上,有如法律与社会学、法律与经济学、法律与政治学甚至法律与哲学的学术实践一样,即使学术行规包括传统已然承认,还会有人类似凯尔森固守“纯粹法学”一样,去挑战其合法性。因此,澄清、明确意在增强一种理论根据的信念,增强其有理由的动能,使人们从犹豫变得些许自信甚至些许自觉,以推进这一学术进程,惠泽社会法律实践。

  

二、诉讼战场


   前面提到,法律人尤其是律师,时常就会且乐于探讨法律问题答案的可能性和多样性,而作为真实的社会现象,我们也常用“精彩”、“机智”等措辞对其加以描绘。从法律行业传统的角度看,人们亦习惯认为这是“理性”的自我揭示和对阵,其是在法律框架之内的“说理式”的“争夺”或“征服”。换言之,无论有怎样的可能性,还是有怎样的多样性,却都是法律“内存化”的。但在这里,需要小心,因为我们不能忽略一个概念——“诉讼战场”。

   诉讼的重心,可能是占据核心地位的法律人如法官,也可能是巧扮核心地位的法律人如律师(检察官可被视为特殊的代理国家的律师),有时更可能是暗夺核心地位的外行人,即当事人。严格说,诉讼中的法官、律师均有自己的利益,但当事人自己的利益最为要害,其为诉讼的直接动力;亦可指出,没有当事人的利益争夺甚至也就没有了作为社会分工一部分的法律行业。当事人最重要的特点,在于既想进入常说的“法律范围”,又想跳出其外,赢得法律的认可或当感觉法律不利于己方时突破其框定。也因此,当事人或基于对法律行规的不谙熟,或基于强烈的跨出法律行规之欲望,而时常将诉讼战场复杂化。

   复杂化的重点表现在,首先,当事人尽可能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理由和法律理由,不论这种理由在他人看来是否与案件相关,或的确具有论证作用;其次,律师总会推波助澜,即基于当事人的委托压力,及试图表现自己的职业能力以赢得代理市场,律师势必将当事人的理由精巧化、专业化,充分施展“法律包装”之能事。比如,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案”中,作为原告,当事人便提出了很多人包括不少法律人难以理解的诉讼理由。原告承认,自己在危险区擅自下车不对,但却主张被告动物园管理一方对事故发生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其未尽全力保护的义务。具体而言,被告未经过评估论证便违法经营猛兽危险活动,没有对游客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活动,未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没有对猛兽和游客进行有效隔离,没有应急预案,没有配备必要的救助设施和设备,对员工未进行必要的培训,对伤者又未采取有效的护理如包扎止血。此外,原告甚至提出,其母亲下车救助自己,属于“见义勇为”,而被告应对其母亲之死亡承担全部责任。[14]仔细阅读,不难发现,其中自然包含了律师的“一番苦心”。说其复杂,因为从网络等媒体上可发现,大多数人表示无法认同原告当事人的诉讼理据,[15]但这不影响社会争论的持续,也不影响这些理据“貌似可提出”,许多人也似乎真实地感觉,要等法院作出了最终判决才能断定其是非曲直。[16]

   尤为需提到,复杂化之核心,在于如果社会争论扩展和持续,所谓理据的逻辑特征更有模糊不清、甚至还有“被动者可能峰回路转”的倾向。针对老虎伤人案,当地政府便对此事件的性质作出了认定,称伤者与死者违反兽区禁止下车的规定,不理会管理人员和对其他游客的警示,擅自下车,造成事故,因而事件不属于生产安全责任事故。[17]其意是指,伤者、死者自己应承担责任。反之,中国消费者协会法律部的负责人却指出,自驾游览过程中,完全可能发生因车辆受损、机械故障、游客患病、生理需要等开门求助的情形,致使消费者暴露在凶猛动物攻击的范围内,经营者仅发放警示说明、签订协议是不够的,应采取与危险程度相当的更有效措施,如对车辆加装防护装置、挖掘隔离壕沟、配备自卫工具等,同时应设置救生员,配置麻醉枪等设备。[18]明显可见,这两个“稍具权威意味”的机构所作出的表达,包括有影响的纸质媒体如《工人日报》之文章对中国消费者协会的声援,[19]对原有争论起到了发酵作用,既刺激了原有大多数否定原告的舆论倾向,也在某些人的感受中似乎扭转了原告诉讼理由“过软”的劣势处境。最重要的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以归谬辩驳为嗜好的争论,似乎增加了主要理据的模糊性。例如,在对这一事件的评论中,批评原告时,人们最多提到的归谬类比是,“有人想不开,非要怪地铁公司?”“全国铁路何止万里,怎样封得完,万一死人又是错”。“为何算是见义勇为,要是别人被虎咬,她会救?”[20]而支持原告的类比包括,“雨天商家购物,商家反复提醒‘地面湿滑,小心慢走’,但没有采取防护措施,有顾客着急滑倒,难道商家没有任何责任?”[21] “在机动车道上骑自行车,被撞,机动车不承担一部分责任?”“行人闯红灯出事故就负全责”。[22]甚至有网友反讽到,原告故意下车,以自身安全为诱饵,诱使其母被老虎杀害,是对动物园的敲诈,动物园应反诉。该说法截至2017年2月4日获得点赞37369次。[23]在此,人们实际上的确难以断定,哪些类比反讽性的归谬是不具有论证能力的,哪些不可能受到迎合。

由此深入,可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即所有的“貌似可提出”、“可能峰回路转”、“争论持续性”、“论证模糊性”,均和其中不断涉及“细节社会因素”并引发新的“细节社会因素”的可能联想有着密切关联。换言之,我们遭遇了传送微观现实信息的话语空间的持续繁衍。在上述例子中,原告提到“被告违规经营猛兽”但“未经论证”,“未经论证”即为一个细节社会因素,而且这个细节社会因素可能引发对“谁来论证”、“怎样论证为有效”这些细节社会因素的联想,人们又会卷入其中展开讨论。再如,批评原告者说“有人想不开,非要怪地铁公司”,其中的“有人故意跳下地铁铁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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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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