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勇: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之界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4 次 更新时间:2015-01-31 15:40:21

进入专题: 死刑   立即执行   缓期执行   犯罪事实   犯罪人因素  

夏勇(中南财大)  

   摘要:我国刑事司法中,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是一条生死界限。然而,该界限的刑法标准即刑法解释却模糊不清,通说在理论上有瑕疵,实践中难操作。包括死刑在内的基本量刑根据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死刑适用的标准是犯罪事实本身--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死刑缓期执行的标准是犯罪人因素--人身危险性。

   关键词:死刑|立即执行|缓期执行|犯罪事实|犯罪人因素

   《刑法》第 48 条第 1 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第50条第1款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两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两年期满以后,减为 25 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事实上,由于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极少还会再实施故意犯罪而在两年之后被执行死刑,故一旦被法院决定死刑缓期执行,便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免死牌,这意味着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简直就是生死一线间。因此,两者之界限的价值不言而喻,重于泰山。

一、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之界限的含糊

   遗憾的是,刑法在明确设置"立即"与"缓期"两种关乎罪犯实际生死的死刑执行制度的同时,却对两者的界限含糊其辞。从上述法条规定看,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必须立即执行"。根据这个规定得出的结论便是: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法院可以决定立即执行死刑;"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法院可以决定缓期执行。问题在于,何种情况为"必须"?或者,何种情况"不是必须"?对于这个最需要规定的界限,刑法恰恰没有规定。

   此种模糊立法,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刑法学界的批评":此种立法用语是不正确的,'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从字面上讲就是要缓行。之所以对一个罪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就是因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而要缓行,这显然是循环论证。因此以是否'必须立即执行'作为区分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的标准,从逻辑上讲,是难以说通的。如此看来,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之间并没有一个明晰的区分适用标准。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或死刑缓期执行可能就是主观衡量的一念之间,对于罪犯而言,却是生死两重天。"

   "语焉不详,缺乏规范质量和法实证主义的风格,不太符合罪刑法定主义关于刑法语言明确性的'形式侧面'和营造法秩序安定性和公民期待安全感的'实质侧面',导致学术界和实务界在具体裁量和斟酌认定上见仁见智,随意性和随机性过大。"

   的确如此,这些年发生的一些轰动一时的死刑案件,争议的焦点往往是在立即执行还是缓期执行之间,最典型的有刘涌案和李昌奎案。两案都历经不同审级的不同判决,整个过程一波三折-先决定死刑立即执行,又改成死刑缓期执行,再改成死刑立即执行,甚至同一个法院先后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凡此种种,引发了社会舆论对刑事司法公信力的质疑。其症结所在,就是"必须"或"不是必须"的含义不明。

   本来,刑法规定的模糊之处还可以通过刑法解释加以细化,刑法解释的功能就是要让刑法规定更为具体和更具有操作性。然而,关于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之界限,刑法解释的现状同样不能适应司法办案的需要。第一,从立法解释来看,"立即"与"缓期"的界限问题尚属空白,不存在此类解释文件。第二,从司法解释来看,最高人民法院 2010 年 2 月 8 日发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 29 条涉及到了"立即"与"缓期":"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但只要是依法可不立即执行的,就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里把《刑法》第48 条中的"必须"表述换成了相同意思的"应当",但仍然没有解释清楚何谓"应当"。虽然《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分别对如何依法从严、依法从宽和依法宽严相济提出了具体要求和量刑考量的因素,但这些要求和因素并非专门针对死刑案件,那么,哪些要求和因素适用于死刑案件?哪些是适用死刑要考虑的要求和因素?哪些是关系到立即执行与缓期执行之界限的要求和因素?对这些问题,仍然未有直接和具体的回答。第三,从学理解释来看,对于"立即"与"缓期"的界限虽有讨论,但并不深入且远未达成共识。(后文将涉及这个问题)总之,目前的刑法规定和刑法解释都还不能给司法实践提供确定而清晰的界限标准。这正是法院在死刑判决时无论决定立即执行还是缓期执行都显得底气不足且饱受质疑的根本原因,也是法院每每判决死刑案件都会引起争议的直接原因。用模糊的标准定夺生杀之命运,何以体现"慎杀"政策?何以体现"以法律为准绳"?何以体现对生命的尊重?何以担当人命关天的法律责任和社会道义?

二、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之界限的通说

   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决定立即执行死刑还是缓期执行死刑的内在依据或应有标准究竟是什么?学界和司法界较为普遍的观点是"社会危害性程度说"。从决定缓期执行死刑的角度来看,其掌握的依据或标准就是"罪行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犯罪行为不是最严重地侵害国家或人民利益","?危害后果不是特别严重",等等。

   在李昌奎案中,二审法院的有关领导在向记者解释为什么判死缓时,也表明了这种观点:"同样是死刑,社会危害不同,就要区别对待。"

   依此观点,从决定立即执行死刑的角度来看,其依据或标准自然就是罪行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或者犯罪行为"最严重地侵害国家或人民的利益",或者危害后果"特别严重"。

   不难看出,通说的基本观点,就是它所称的"最严重"或"特别严重",与《刑法》第 48 条"罪行极其严重"并非等同的关系。一方面,法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表明"罪行极其严重"是适用死刑的标准;另一方面,通说所称的"最严重"或"特别严重"是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这就意味着"最严重"或"特别严重"并不等同于"罪行极其严重"。有学者进一步诠释了通说的观点":判断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罪行极其严重的下限标准的距离,确定死刑犯是否存在适用死缓的可能性。只有在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过分地超过罪行极其严重的下限标准的情况下,才存在对死刑犯适用死缓的余地。换言之,如果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远地超过罪行极其严重的下限标准,那么即使存有大量的从宽因素(减轻情节除外),也不能对死刑犯适用死缓。"

   根据这个说法,可以区分三种不同程度的"罪行极其严重":其一,"社会危害性远远超过罪行极其严重的下限标准",即达到了"最严重"或"特别严重"的程度;其二,"社会危害性不过分地超过罪行极其严重的下限标准",即达不到"最严重"或"特别严重"的程度,但高于"罪行极其严重的下限标准"的程度;其三,社会危害性刚刚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下限标准",即等同于"下限标准"的程度,所谓"下限标准"显然是适用死刑所需要的最低危害程度。在该观点的论者看来,只有依据第一种程度的"罪行极其严重",才能决定死刑立即执行;依据后两种程度的"罪行极其严重",只能决定死刑缓期执行。虽然在理论逻辑上这样细分"罪行极其严重"的不同危害程度是可以成立的,但通说的这种观点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明显缺陷。

   第一,在"罪行极其严重"之中进一步区分危害程度,将"最严重"或"特别严重"解释为程度高于"极其严重"的情形,不符合这些概念表述的通常语义,容易引起理解上的混乱。"极其"乃极而言之,当然就是"最"或"特别"(我国刑法中的"特别"是量刑情节最高档次的表述)。用内涵等同的概念去表述不同意思的标准,这本身就是一个有瑕疵的方案。通说认为"最严重"或"特别严重"是建立在"罪行极其严重"基础之上的危害程度的最高档次,但语义本身正好否定了"罪行极其严重"-能说达不到"最"或"特别"程度的情形是"极其"吗?通说认为"极其严重"是相对于危害程度更低的情形而言,既然如此,"极其严重"就应当属于这个危害程度区间的"最严重"或"特别严重",怎么能说在"最"的基础上还有"最严重"或"特别严重"?从语义来看,"最"中之"最"会无限延伸,任何一个"最"的后面都还会有"最",那么最终,"最"便不成其为"最"了。此外,刑法分则中的"特别严重"规定,都是顶格选择刑种和刑度的依据,在有死刑的罪名中,就是死刑适用的依据,例如,《刑法》第 113 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的若干罪行,"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故用"特别严重"来表述死刑执行依据,难免发生混淆。

   第二,在"罪行极其严重"之中进一步区分危害程度,缺乏现实操作性。以故意杀人罪为例,被害人的数量不同,危害程度当然不同,但究竟多少人被杀才是刚刚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所谓"下限标准"?如果是 1 人,是否意味着故意杀人未遂就不能被判死刑?但如何理解故意伤害罪也可以判死刑?故意杀人未遂的情况下造成了相当于故意伤害罪中可以判死刑的伤害后果时,能不能判死刑?就算"下限标准"是 1 人,那么有多少被害人才是"最严重"或"特别严重"?显然不能是 2人,因为在 1 人与 2 人之间不可能再有"不过分地超过罪行极其严重的下限标准"的情形。而只能是3 人或以上的某个数目。但这意味着杀死 1 人和 2人的情形都不能立即执行死刑,又如何理解实践中这些情形的死刑立即执行,例如,早已被执行了死刑的李昌奎杀死姐弟2人,药家鑫杀了1名妇女,最近被执行死刑的"大兴摔童案"凶手韩磊故意摔死了 1 名幼童,?等等。诚然,这些情形的死刑立即执行决定,除了被害人数目,可能还考虑了其他因素,那么,这些因素有哪些?杀人的对象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吗? 1 名儿童被害人是否等于 3 名成年被害人?杀人行为的强度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吗?

   药家鑫连刺被害人 8 刀,是第几刀达到了立即执行死刑的程度?捅刀子杀人的次数与一枪毙命、空手击打、勒颈扼喉、投放毒物等方式在危害程度上如何换算?如果说,"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只需要满足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那么可以说,再以多种变量因素来细分"罪行极其严重"之上的危害程度便几乎是不可能的。推行一种难以把握的标准只能造成实践中的混乱。

第三,在"罪行极其严重"之中进一步区分危害程度,也不符合理论逻辑。危害程度具有相对性,相对于没杀死人,杀死一个人更严重;相对于杀死一个人,杀死两个人更严重;相对于杀死两个人,杀死 10 个人更严重……,以此类推,并无穷尽,只有"更严重",没有"最严重",无法"封顶"。杀死 3个人是否"最严重"?如果是杀死 10 个人(如邱兴华一次就杀死 10 人),又如何理解?如果"最严重"的标准是 10 人,杀死更多的人又如何理解?(如龙治民共杀死 48 人并将其埋在院子里,杨新海共作案 26 起共杀死 67 人,等等)可见,"最严重"实际上是无法确定的,以此作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等于没有标准。如果武断地将某一个较大数量的因素(如杀死 10 人)确定为立即执行的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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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研究》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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