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勇:解读中外"激情犯罪"

——“药家鑫杀人案”引出的话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4 次 更新时间:2015-01-31 15: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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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勇(中南财大)  

   摘要: 药家鑫杀人案提出"激情犯罪"的话题。刑法学的"激情犯罪"只是犯罪学"激情犯罪"的一部分。"激情犯罪"受到外国刑法学的关注,我国刑法学尚属空白。作为轻刑诉求的"激情犯罪"首先应具有刑法依据,而不仅仅是案件事实。"激情犯罪"在外国刑法中得到普遍明文规定,在我国只是被刑法规定所暗含的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仅有"激情犯罪"的语义理解是不够的,司法适用必须把握其具体条件。

   关键词: 激情犯罪|刑法学|刑法|犯罪学|药家鑫案

   2010年10月20日晚,西安某高校大三学生药家鑫驾驶小轿车将女青年张妙撞倒,下车发现呻吟中的张妙在记车号,便以尖刀连刺数下致张当场死亡。2011年1月11日,西安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3月23日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月22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做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药家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该案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和激烈争议。焦点之一是辩方提出被告属于"激情犯罪",请求法庭从宽考量。[2]对此,各种意见莫衷一是,影响着公众和司法的判断,亟需甄别。

一、犯罪学的"激情犯罪"和刑法学的"激情犯罪"

   有网友指责"药家鑫的律师更是玩弄文字游戏的高手,用什么'激情犯罪'为其开脱。……'激情犯罪'还是初次听说……"[3]姑且不论其对错,至少反映出"激情犯罪"尚不为我国民众所熟悉。然而,陌生的东西不等于不存在。其实,"激情犯罪"是一个专业色彩浓厚的概念,有犯罪学的"激情犯罪"与刑法学的"激情犯罪"之分。

   犯罪学是事实学科,它通过对犯罪现象及原因的描述和规律性总结,为预防犯罪提供科学前提。犯罪学揭示"激情犯罪",目的在于对症下药地防止这一特殊类型的犯罪。犯罪学从自然、社会、文化、个体等多种角度揭示犯罪原因,"激情犯罪"的归类根据犯罪人个体的心理情感因素。犯罪心理学认为,"激情"是一种迅猛爆发、激动而短暂的情绪状态,如狂喜、暴怒和绝望等。处于"激情"的人理智大为减弱,认识和控制能力降低,容易导致不顾一切、孤注一掷的行为和严重后果,"激情犯罪"是突然发生,但事后往往后悔不已。[4]可见,"激情犯罪"就是由于受到一定外界刺激而情绪激烈冲动引起的突发犯罪。根据我国犯罪学教科书认可的这种"激情犯罪",药家鑫算得上"激情杀人"。第一,药家鑫虽然携带利刃,但事先并无杀人意图,显然属于临时起意的突发犯罪。第二,药家鑫过去从未杀过人且直至撞人那一瞬间也没想杀人,肇事后却向被害人连捅数刀,显然是此时的某种原因导致他决定杀人,而且这个原因突然激起了他对被害人的强烈敌视情绪-"激情",由于莫名的仇恨,他转眼变得如此疯狂。第三,药家鑫产生"激情"是因被害人试图记下车牌-无论这多么荒唐,也无法否认这就是刺激他杀人的直接原因,这是事实。药家鑫出于他内心已经颠倒的是非观和道德观,无法容忍被害人记下车牌,因恐惧(他后来交代的)"农村人难缠",产生对被害人的强烈敌视情绪,并由此驱使决定杀人。

   刑法学是规范学科,一方面,给立法设置罪与刑提供科学根据;另一方面,为司法定罪和量刑解读刑法标准。就立法而言,刑法学会认可犯罪学的一些成果,如犯罪学认为随意杀人是犯罪,刑法学也认为刑法须将其规定为犯罪。但是,刑法学并不认为犯罪学揭示的犯罪都应当以刑罚为后果,如犯罪学可以把吸毒视为犯罪,但刑法学却不认为它应当被刑法规定为犯罪。显然,两种学科的犯罪概念有联系也有区别。犯罪学的"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侵害和平生活与经济发展的反社会行为"。[5]刑法学的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违法刑法的、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6]刑法学的犯罪,只是基于刑法作用和刑罚目的而从犯罪学的犯罪中选择出来的一部分,犯罪学的犯罪宽泛得多,既包括刑法学的犯罪,也包括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危害行为、不需刑事处罚的危害行为、虽应被刑法禁止但尚未规定的危害行为等。因此,犯罪学的"激情犯罪"不等于刑法学的"激情犯罪"。前者是从预防出发确定的特殊犯罪类型,后者是要说明罪责的轻重。受到刑法学关注的"激情犯罪"只是犯罪学"激情犯罪"的一部分。就司法而言,刑法学更不可能直接照搬犯罪学的犯罪概念,不能把犯罪学的"激情犯罪"直接说成影响罪责大小的标准,只能以刑法已经规定的罪责标准为基础。如果刑法规定根本不包含"激情犯罪",则即便在具体个案中出现犯罪学描述的"激情犯罪"事实,刑法学也不能主张以此影响罪责的量定。进而言之,如果从应然角度认为刑法需要规定"激情犯罪",但刑法尚未规定,刑法学也不能把应然说成实然,否则会误导司法实践。其实,无论立法还是司法,实然还是应然,我国各种版本的刑法教科书都没有提及"激情犯罪",这与我国犯罪学教科书形成对照。

   在国外,"激情犯罪"受到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双重关注。一般认为,西方犯罪学的"激情犯罪"来自于"挫折攻击理论",[7]即人在受到强烈刺激和挫折后,由于情绪激动而产生异常行为的冲动,不计后果也不择手段。外国刑法学对"激情犯罪"的研究,则以美国最为典型。美国刑法教科书会在杀人罪中以较大篇幅讨论一种"heat of passion"情况下的杀人。[8]"'passion"就是"激情"。所谓"heat of passion"通常是指,由他人的言辞或行为构成的某种当场或直接的挑衅而突然引起的狂怒、惊恐、强烈的憎恶。不妨译为"激情支配"或者"激情发作"。[9]可见,与犯罪学比较,美国刑法学讨论的"激情犯罪"范围较窄-其起因局限于"当场或直接的挑衅"。正如后面还要分析的那样,刑法学"激情犯罪"的局限还不止于此。这里要指出的是,一些网页提供的"专业知识"过于随意,误导网民,例如这样的介绍:"所谓'激情犯罪',在西方犯罪学中被认为是一种'挫折攻击型'犯罪,而在中国,激情犯罪的概念可以更加宽泛,一般被认为是当事人在某种外界因素刺激下因心理失衡、情绪失控而产生的犯罪行为。各国刑法都对激情犯罪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在处罚上往往轻于同种罪质的一般故意犯罪。"[10]在此,犯罪学的"激情犯罪"与刑法所宽容的"激情犯罪"之间被划上了等号。理论上的混淆直接导致个案讨论中的混淆,例如,"从刑事法学的角度分析,药家鑫的行为属于一种'激情犯罪'。'激情犯罪'大多具有以下特点:1.从犯罪主体看,一般容易诱发激情犯罪的人在生活经历和心理特征上都与平常人存在着一些差异……2.从犯罪主体的社会地位看,社会弱势群体更容易产生激情犯罪……3.从犯罪行为看,激情犯罪案件的诱因多为强烈的刺激事件,具有突发性……"[11]在"刑事法学"的帽子下,分明是犯罪学的"激情犯罪",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正确的关系是:即便药家鑫的杀人行为属于犯罪学的"激情犯罪",也不当然地等同于刑法学所论的减轻罪责的"激情犯罪"。

二、事实上的"激情犯罪"和刑法上的"激情犯罪"

   如上所述,药家鑫心理脆弱而无法面对突发的肇事"挫折",不自省反迁怒受害人,转而以"攻击"达到解脱,符合犯罪学上的"激情杀人"特征,但确认案件事实属于这种"激情犯罪",甚至刑法学也从应然角度赞同某种"激情犯罪"成为轻刑情节,也还不足以成为司法实践的根据。司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激情犯罪"也不例外,既需案件事实,也需刑法规定。

   纵贯各国刑法,较为普遍地明确规定"激情犯罪"作为减轻罪责的情节,除美国之外,属英美刑法的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尼日利亚、喀麦隆等国的刑法明文规定了"激情杀人"或称"挑衅杀人",并且细致地规定了判定这种情形的具体条件。[12]欧陆刑法一般只限于在总则的"量刑"部分明示"激情犯罪"是减轻罪责的情节,而不就具体条件给予展开,例如,德国《刑法》第213条明文规定"义愤"是"故意杀人的减轻情节";[13]挪威《刑法》第56条也使用"义愤"表述,作为减轻刑罚的情节;[14]奥地利《刑法》第34条把"强烈的情绪激动"规定为"特别的减轻事由"之一。[15]瑞士《刑法》第64条"减轻处罚的情况"中包括因"非法刺激或侮辱造成行为人愤怒和痛苦"而犯罪一项;[16]在丹麦《刑法》中,"激情犯罪"被称为"强大精神刺激状态下实施"的犯罪,可以减轻甚至免除处罚。[17]罗马尼亚《刑法》第88条"法定减轻情节"之下列举的第一项就是"挑衅";[18]在菲律宾《刑法》中,"激情"和"挑衅"是两项并列的"减轻刑事责任的事由"。[19]出自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在刑法分则杀人罪中规定"激情犯罪",例如,匈牙利《刑法》第167条规定"激情"为一种"减轻责任能力状态下的杀人罪";[20]保加利亚《刑法》第118条具体规定了"激怒状态下实施杀害行为的"相对较轻法定刑;[21]俄罗斯《刑法》第107条直接表述为"激情杀人",也设置了较轻的专门法定刑,第113条还规定了"激情的身体健康重度或中度伤害"的伤害罪情节及其法定刑。[22]至今仍为社会主义的越南和朝鲜的刑法也规定了"激情犯罪",越南《刑法》第46条"从轻、减轻情节"包括"在被害人或者他人的违法行为的刺激下,一时冲动实施的犯罪",[23]朝鲜《刑法》第40条"从轻处罚的情节"包括"在强烈的精神激动状态下的犯罪"。[24]

   各国关于"激情犯罪"的规定,彰显当代刑法的谦抑精神和宽容情怀,也为减轻罪责设定了严格边界,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我国刑法没有"激情犯罪"的具体规定,不能不说是一个欠缺。围绕药家鑫杀人是否"激情犯罪"的争议,反映出我国司法实践存在着考虑"激情犯罪"及其衡量标准的迫切需要。有人在讨论药家鑫案件时举出美国加利福尼亚洲"著名的'激情杀人'案例(PEOPLE v.BERRY) 。 46岁的丈夫杀死了20岁的新婚妻子,被告对杀人事实供认不讳,但他声称杀人时被'突然的、无法遏制的狂怒'所控制,要求减轻处罚。该案的专家证人是一位医生兼精神病专家,他的专业证言对被告有利。被法庭采信,被告被判较轻的过失杀人罪,而不是较重的谋杀罪,就是故意杀人罪。想起这个案例,是因为药家鑫案。李玫瑾女士是犯罪心理学教授,她的'弹钢琴强迫杀人症'应该属于专家意见。"[25]不错,加州个案的确是典型的"激情杀人"。正如作者详细介绍的那样,被害人连续采取以性诱惑其丈夫再拒绝发生性关系、向其丈夫描述她与一位外国男士的性关系、表示不爱她丈夫而很爱那位外国男士等刺激手段折磨其丈夫,终至被暴怒的丈夫勒死。由此恰恰看到,把中美两个个案相提并论的上述言论至少有两个误区:其一,"专家证人"无论证明的是"激情犯罪",还是"机械强迫行为",都是证明案件事实,不是也不能证明刑法存在相关规定。如果刑法没有规定,那么"专家证人"的证明与法庭何干?上述言论给人的印象则是,被告人之所以能够减轻罪责,全凭专家的证言。作者通篇都是关于事实的证言,丝毫没有指出加州刑法依据,从而将"激情犯罪"的案件事实与刑法标准混为一谈。其二,"专家证人"实际上是按照加州刑法的条件要求提供证言的,只是作者没有强调。即使这样,药家鑫案件与加州案例也无不可比。各国"激情犯罪"的规定不尽相同,各国"专家证人"只能按本国刑法的要求去证明案件事实。2009年《加利福尼亚刑法典》第192条规定了"激情犯罪",我国刑法却无明确规定,我国专家不可能按照加州刑法标准像美国专家那样出庭证明药家鑫是"激情杀人"。我国应当借鉴外国刑法,具体规定"激情犯罪",但外国刑法不能直接为我国的个案处理提供依据。

我国现行刑法虽未明确规定"激情犯罪",但是否包含这项内容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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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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