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1 次 更新时间:2005-08-14 01: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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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 (进入专栏)  

  

  问题的设定?

   

  自西方以暴力打开中国大门始,中国学者便整体地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或处理西方文明及中国传统的双向问题,其间当包括中西于观念及理论层面上的交互关系问题〔1〕,而这些问题则最为集中地反映在中国论者关于中国如何发展的研究之中。当我们本着严肃的态度检讨和反思百年来中国论者有关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时,我们便发见了一个基本且持续的取向〔2〕:中国论者固着地依凭一己的认识(sensibility)〔3〕向西方寻求经验和理论的支援〔4〕,用以批判中国的传统、界定和评估中国的现状、构设和规划中国发展的目标及其实现的道路。?

  当我们进一步对中国论者在这种取向下的研究成果做批判性分析时,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些问题,即尽管中国论者所引用的西方理论不同、其理论渊源亦有所驳难,但在适用于中国的发展研究时却发生了同样的问题〔5〕:例如把西方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西方理论旨在回答的问题虚构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把西方迈入现代社会后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种种现代性因素倒果为因地视做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把中国传统视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障碍而进行整体性批判及否定;忽略对西方因其发展的自生自发性而不构成问题但对示范压力下的中国的发展却构成问题的问题进行研究;在西方的理论未经分析和批判以及其理论预设未经中国经验验证的情况下就视其为当然,进而对中国的社会事实做非彼即此的判断,等等〔6〕。?

  如果我们不将分析仅仅停留在对中国论者采取的取向以及中国论者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的层面,亦不将分析泛流于中国论者"只能"或者"应当"采取这种取向的不予深刻探究的"决定论"或空洞且皮相的论断层面〔7〕,而力图进入此一表象背后的深层思维模式做一番更为刨根问底的追问,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此一问题转换成"为什么"的问式〔8〕,即(1)为什么中国论者在研究中国发展问题时采取上述取向?(2)为什么中国论者在上述取向下运用西方理论及概念研究中国发展问题时会发生上述问题?而这正是本文所试图回答的问题。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发展研究中为什么固着且持续地寻求西方经验和理论的支援的问题,大体上有两种解释:一是侧重于西方外力强设于中国而导致的结果,套用E?Shils的话说,"当下(指六十年代初)西方之外的整个思想界……,都专注于西方的成就,迷眩倾倒于西方思想的成果。甚至那些具有伟大的原创性知识分子的日本、苏联以及中国亦都关注着西方,此不仅是因为国家或军事战略的缘故,他们还被西方的光芒所震摄,故缺乏对自己的思想的自信和自尊。"〔9〕J?R?Levension则更是明确断言,"传统中国社会的崩溃乃是西方力量冲击的结果,而西方的这种侵略,干扰并毁灭了中国人对中国思想自足性的信心"〔10〕,遂使其诉诸西方的思想救济。另一种解释则侧重于中国学者因西方冲击而做出的以富强、救亡图存或完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为依归的诉求西方经验和思想的回应。〔11〕尽管上述两种解释的侧重面不同,但基本上是在"示范-接受"范式下的言述,即由于现代的西方对传统的中国构成了经验和知识层面的示范,所以中国学者不论是因为缺乏思想上的自信还是为了中国的发展都只能接受西方的经验和理论。然而,当我们采取较比谨慎的态度将上述似乎确当的解释置于整个非西方社会中予以考察时,便发现其解释力的失当,因为一些与中国同样处于西方示范下的非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在考虑和研究其国家的发展时并未采取与中国学者同样的取向〔12〕,换言之,西方对中国的示范,就中国学者采取上述取向言,只构成必要的条件而非充分的条件。

  关于中国论者为什么在上述取向下运用西方理论及概念研究中国发展论题时会发生上述诸种问题,据我所知并无现成的答案,然而一些相关的观点可能对我们有某种启发意义。林毓生曾就五四中国论者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以及盲目接受西方思想的问题,给出过源出于中国传统中一元论或唯智论思想模式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解释,而且还做出过对源出于中国传统中"机械式、一元式"地接受西方观念的思想模式的批判〔13〕。本杰明·史华兹在讨论严复的"富强"观时指出,"他对于富强的关注、他对于西方文明中’浮士德性格’的反应……构成了当时所有独立思想流派的基础,并与它们都发生了联,不管这些流派自登台之日起即标榜为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或者甚至是新传统主义的"。〔14〕张灏则比史华兹更明确地指出了"救亡图存"的过滤功用;在列强进逼之下,"一时救亡图存的意识弥漫朝野。在此意识的笼罩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大规模地接受西方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西方思想的来源是很驳难的;有的来自民族主义、有的来自自由主义、有的来自浪漫主义以及其他的思潮,可是这些思潮都是经过群体意识的过滤而被接受进来的。就因为这一层过滤,很多西方思想已非原来形态"。〔15〕显而易见,林毓生的解释或批判不仅因其宣称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模式"未受到西方思想源流的直接影响"〔16〕而显有偏颇,而且因其解释范围的明确限定而无力解释本文上述的其他问题。史华兹与张灏的解释显然更趋近我们的问题,但是他们发现的作为各种思想基础的"富强"观或对其他思想具有过滤功用的"救亡图存"意识,从逻辑上讲,充其量只涵涉了中国论者向西方寻求经验及理论支援的可能性,以及在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时所引进的理论可能会被误读或曲解,然而依旧无力回答我们所提出的那些并不是因为误读或曲解而存在的问题。?

  然而,此处毋宁强调的是,他们的观点对于我们在回答上述问题时具有两个方面的启发意义:(1)中国论者在研究中采取那种取向并发生那些问题,可能是某种对中国论者具有支配力的思想框架使然,尽管这种框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观念或意识;(2)中国论者在研究中发生的那些问题,可以依据不同观点或方法对之进行逐个分析和解释,但却无助于分析和批判其背后的整体思想框架。

  据此,本文的理论预设是:中国论者采取寻求西方经验和理论支援的取向乃是以中国论者在有关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时接受某种被认为足以证明此类示范为当然的思想框架为充分条件,亦即受着某种思想框架(或称思想模式)的支配,而且中国论者研究中的上述问题(当然不是指研究中的全部问题)与受这种思想框架的支配以及这种思想框架本身具有的谬误间存有着紧密的因果关系。我们姑且称其为"现代化框架"(framework of modernization)。此处需要强调的是,"现代化框架"带有明显的"思维定式"成份或"前见"性功效,因此与西方知识分子提出的各种现代化理论本身不同,尽管二者间存有内在的逻辑勾连。此外,这种框架与那些几乎无从验证的公理性命题〔17〕不同,因为它本身及其所含预设是可以进行验证、分析和批判的。但是,要对本文所提出的理论预设进行全面验证和分析,恐必须对百年来中国论者有关中国发展的种种研究予以清厘和分析,这显然不是本文的能力所及。因此,笔者拟采用个案分析的方式来验证上述预设,即把上述预设置于中国大陆于本世纪90年代初展开的关注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研究"场景"之中,进行验证和分析。这种分析至少具有两个意义:(1)如果我们的预设得以证明,至少可以说明"现代化框架"对我们关于发展研究的支配,就某个面相言,在当下的90年代继续具有功效,从而使我们得以自觉地修正和批判这一框架;(2)如果我们的预设未能得到证明,那么我们通过指出"现代化框架"所具有的误导性问题并对其做出简要的分析和批判,亦至少有助于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以及其他发展理论研究者在进一步拓深其研究时对此一框架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保有足够的警省。?

   

  "现代化框架"的批判?

   

  在将本文提出的预设置于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背景中做个案分析以前,依据论证逻辑的需要,我们须首先对本文所谓的"现代化框架"做出界定。?

  一如上文所述,"现代化框架"与西方学者提出的各种现代化理论不同,但西方学者关于现代化的种种思考却构成了此一框架的思想渊源。西方现代化思潮中的历史观(孔德、斯宾塞)、典型观(Tonnies、涂尔干、韦伯等)以及结构--功能观(帕森斯、列维等)都是"现代化框架"的理论资源。尽管上述种种现代化的观点存有歧异而且在方法上亦不尽相同,但是一般而言,整个西方现代化理论架构是以下述两个假设为基础的:?

  假设一,当下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可以根据西方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而被界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这便是人所熟知的"传统-现化"两分观。套用Theda Skocpol的话说,"此一方法乃是细心建构’传统’对’现代’的非历史的理想类型,然后将其应用到国家研究的案例上。"〔18〕?

  假设二,人类历史注定沿着单一轨线发展,此一轨线由前后相续、性质严格区别的阶段构成;依据上述"传统-现代"两分观,这种发展就表现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如J?LaPalombara所言,"’现代’与’现代性’这两个术语意谓着社会达尔文主义模式的政治发展,并暗示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且其进展具有许多明显的阶段,后来的进化阶段则比先前的阶段更复杂亦更美好"。〔19〕?

  这种以"传统与现代"两分观及"传统必然向现代"的进化观为思想支援的各种现代化理论,原本是西方学者对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前后阶段的思考,但当它被用以解释非西方的发展问题并为非西方学者接受时,这种思想和理论就摆脱了其发生学意义上的限制,而成为一种较为普适的关于各种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思想框架",亦即我所称谓的"现代化框架"。?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以西方化的世界发展观为依托的"现代化框架",在历史上并不是整体性地、一次性地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下来的。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轨迹明示,中国学人对此一框架的接受是伴随着他们在"发现西方"(史华兹语)的背景下经"中国中心"观、"东方精神--西方物质"观、"西化"观的演化而逐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达致普遍化的,后又经中国学人向西方舶取各种现代化理论而得到强化。〔20〕当然,我们毋需设想上述"现代化框架"在每一个知识分子头脑中都具有清晰的表现,或被明确且系统地认识,但是较为一般的情形是,它往往是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深层中被视为当然而不被深究,并确实地在其思考和研究中反映出来。?

  毋庸置疑,这种由西方学者依其视角而产生的所谓现代化思考,一俟在认知层面上为中国学人作为思想框架接受下来,就势必依其自身的逻辑开始发生作用,或者,一如福科所谓权力依赖知识的建构又产生它的那种知识,现代化框架既依凭中国学人发现西方的知识建构而得以确立,同时又使中国学人在其支配下生产出各种变异性知识。这两个相关方面于现实层面的逻辑展开便是:第一,"现代化框架"的被接受,给西方对中国的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性"暴力"意义;在这种暴力性示范下,中国学人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便被视为合理的甚或应当的;第二,它使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此一思想框架的过滤,亦即依着"现代化框架"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处理,进而使这些研究成果带上此一框架的烙印。?

  此处的关键问题不只是我们须认识到"现代化框架"对我们的研究的影响,而且还在于须对"现代化框架"本身进行分析和批判;如此,它对于我们的研究的功用具体为何,方能凸显出来。不无遗憾的是,中国学人大都匆忙地进入中国的发展研究,未能冷静地将这种对研究具有支配力的"现代化框架"置于研究对象的地位而进行分析和批判。关于"现代化框架"的分析和批判,我们可以籍用西方学者自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对现代化理论及其预设的批判以及艾恺所谓的世界范围反现代化思潮中的种种观点〔21〕,将其概括为至少下述几点:第一,"现代化框架"将世界各国做传统与现代的简单两分处理,意谓着不是现代的就必然是传统的;这种武断的非彼即此的处理,紧要处在于如何对现代给出界定,但是这一界定所依据的恰恰是西方发展经验及其成就中抽象出来的因素;据此,"传统-现代"两分观具有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蕴涵。第二,传统与现代的两分乃是经抽象而获致的纯粹形式,它使人们依据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这种纯粹两极形式去构想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以逻辑合理性替代历史的真实性。进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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