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 次 更新时间:2018-08-11 22: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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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威廉  

  

   时下所举行的许多学术讨论会,都关注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曾经存在过一个市民社会吗?”即使从表面上看,我也承认这个问题深深困扰着自己。从一开始我就想知晓为什么我们会感到有必要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是否有理由期望中国(或任何其他非西方历史上的社会)曾经拥有或曾经获致那些我们根据“市民社会”概念而综合推演出来的态度、价值和制度呢?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难道于事实上不是在假设存在着一种社会政治发展的,超越地方文化特殊性的“常规”(normal)道路吗?我们所希望发现的是否就是我们自己的那种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发展道路的一个投影?或者甚而言之,我们所期望发现的是否就是那种被我们理想化了的自身道路的投影呢?我们的此一探究是否是在就一无可争辩的主张做同义反复?这即是说,我们是否能设想出中国一系列的发展在本质上不同于我们称许的早期现代欧洲的历史?

   我担心这样的探究包涵着潜在的对历史的歪曲。让我们以阿尔蒙德和伏巴在1963年出版的极有影响的著作《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为例,这两位作者当然是战后最受尊敬的社会科学家;在该书中,他们对全球范围内的一些民族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模式变量按比赛记分卡的方式进行计算,并根据那些被理想化了的适合于民主的美国价值标准和制度的标准,用得分对其进行等级分类。不用说,中国在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中,比分并不算高。

   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发现狄百瑞的意见;他是一位极少受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观的诱惑,并且比阿尔蒙德和伏巴具有更多中国知识的学者;作为一个热衷于自由—民主的学者,也同样作为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人,狄百瑞争辩说,晚清帝国确实存在一个即使不完全相同但也颇为类似于早期现代西方的“自由传统”。然而无论怎样宣称狄百瑞的观点要远优于阿尔蒙德和伏巴的理论,但是他的看法也许(而且确实已经)因同样地误用比较方法而受到了责备。

   关于这一点,我是身有体会的;我自己一直力图根据欧洲历史地理结构中的“早期现代”概念来描述晚清帝国社会,然而这一尝试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赞同。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在早些时候撰写的一篇论文《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The Pub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Rowe, 1990),最近受到了法库豪尔(Judith Farquhar)和海维亚(James Hevia)的批评,他们评论说:

   该文的观点似乎表明,……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已经把我们带回到对现代化单一轨迹的“发现”之中,这种现代化单一轨迹被奇迹般地断定为是历史经验的展现;而且极为巧合的是,它也是以那种对于持“中国回应西方”观点的学者来说极为重要的欧洲历史为基础的。

   尽管他们所做的批判相当的漫无目标(他们的批评似乎在说,由于自1964年以来美国学者对中国社会史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具霸权性质,所以不应当考虑它),但他们二人仍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警示性观点,即运用从西方经验中引伸出来的分析范畴去检视中国的历史,无可否认要冒这样一个风险:接受东方论者的逻辑——纵使我们的结论最终强调(一如我的结论)的是中国与西方社会变化的共通性,而不是西方动变与中国停滞,或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回应。

   除了此一研究中所固有的知识问题以外,还存在着颇令人感到棘手的道德问题与政策性的问题。我担心,正当我们根据上述背景构设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市民社会这个问题时,我们已经迫使自己进入了一个伦理意义上两难处境之中,亦即一种前有岩礁妖魔、后有漩涡(Scylla and Charybdis)的两难处境。如果我们断定中国应当早就形成了一个市民社会,则我们会为自己的种族中心主义式的态度而感到负疚,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的地方性路径(local path)确立为其他社会必须遵循的普世模式。我承认,试图把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强加于诸如北京那种并不想接受它们的政权之上,是没有充分的理由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基于历史文化的相异性而把中国排斥在要求更“像我们”的政治制度的行列之外;那么我们自然会被怀疑为是东方主义者:这即是说,我们不能期望“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能履行我们为自己制定的标准。这后一种逻辑显然是布什政府对1989年中国事件采取令人费解的默许立场的深层依据。

   据此,我们是否最好完全放弃在中国寻求发现其发展类似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历史?这可能是最好的做法。然而,这又似乎是颇有争议的:尽管颇有风险,但用域外产生的范畴去分析一种给定的文化,也许不仅仅便利而且会使之得到清晰的呈现,因为这样一个分析过程能够昭示“那些为本土化解释所不愿论及的问题”。我希望,通过合理而谨慎的探究,我们或许可以标示出某种为人们接受的居间性的立场。

  

   一、作为一种分析手段的“市民社会”

  

   基于上述思路,我拟指出的是在所有上述问题当中最成问题的乃是“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本身。即使在欧洲的语境中,这个概念也是颇有争议的:它的含义极为不明确,以致很难被有效地适用。我们承认,市民社会这一术语在至少自霍布斯以来的欧洲政治哲学的传统中就一直具有着显著的地位,但是正如基恩最近所指出的,该术语的用法却不尽相同,五花八门。在市民社会这个术语最早的体现形式(直至并包含洛克的思想)中,它实际上指的是被统治的状况,因此“市民社会”或“政治社会”所相对的乃是未受统治的“自然状态”。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概念才逐渐地演化成与国家相对并自主于国家的市民社会概念,但是即使如此,当人们关注中央集权下的统制经济(或称国家主义)时,他们也并不是常常诉诸“市民社会”这一观念与之相对的,这可以黑格尔的观点为例。纵观这个问题的争论的历史,依我所见,市民社会所涉的内容及其所指的准确对象并未得到严格界定。这个任务只是经由尤根·哈贝马斯以及其他20世纪晚期的历史学家所做出的重建性努力才得以完成。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些论者所重构的市民社会,无异于一种对早期现代欧洲的那些松散且共时的现象的拼合;但是无论如何,至少在欧洲,这个概念有着自身的一段历史。

   然而,它在中国却没有相似的历史。芮玛丽、戴维·斯特朗和我自己都已提出,在清朝和民国时期存在某种与我们称之为“公共领域”相关(相关而非同一)的事物。应当记住的是,我们之所以斗胆提出这样的观点,并不仅仅是基于我们对事件和制度的研究,而且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中国政治语汇中确实包涵着一个术语,即“公”(gong),其涵义与它的西方对应词“公共”(Public)的含义十分相似,同样存有诸多不明确之处,而且在此话语的共同体中也易于引起相似的争论。正如芮玛丽和我所指出的,这个饱含高度价值观念色彩的古代术语在晚清被注入了空前的活力,它一开始是指日益出现的各种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各种“公用事业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也许可以被称为一种“管理上的”公共领域,managerial Public sphere),而此后则进一步意指那种外在于官僚政治论争的“批判意义上的”公共领域(critical public sphere)具有合法地位。

   与“公共领域”不同,晚清中国并没有一个对应于西方“市民社会”的话语或概念,也没有任何像欧洲通过理论建构的方式而表达出来的那种争论对象(尽管很模糊)。即使在清末民初引进西方社会与政治思想的术语的浪潮中,相当于“市民社会”涵义的新词似乎并没有被介绍过。正是由于这一空白,以致于今天的一些港台学者(因为新近受到西方对欧洲历史上的市民社会以及它在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之中前景的关注的影响),开始探索和创造一种对该词的合适的翻译方法,如“公民社会”,“民间社会”,“市民社会”以及“文明社会”等;但是这些译法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激烈争论中均发现了它们各自的拥护者。

   我相信,这种话语的阙失本身恰恰告诉了我们欲在晚清帝国中构设出任何类似市民社会的形态是极不可能的。如果市民社会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存在,也不是一种已然确立的政治制度(像王权或官僚制),更不是一种当代话语的表述,那么它只能是日后的一些学者基于自己的分析目的而在事后构造出的一种语言修辞框架而已。准确地说,正是这种分析框架的有效性令我感到相当的可疑。

  

   二、晚清帝国的一些社会经济特征

  

   在本文的下述部分,我所准备做的乃是将这个含义分繁难定的概念予以分解,使之变成一系列较易于把握的成分,进而考查被其他学者作为型构市民社会的构成要素而提出来的一系列制度和概念,并且在下文的各项考查中追问它们是否能够被认为以本土的方式在清帝国范围内得到了呈现。在进行这样的研讨时,我将力求尽可能地避免通常会参与进来的普世主义的规范性假设,尽管非常明显,没有任何比较分析框架能完全避开类似的假设。首先,我拟对一些社会经济因素做出描述。

   (一)资本主义

   在一项经典研究中,加拿大已故学者麦佛森(C. B. Macpherson)曾经指出,从霍布斯到洛克的英国政治思想中,“市民社会”这一词汇的出现,其基本目的是为那个时代所特有的资本积累新技术提供一个意识形态基础。哈贝马斯也把市民社会(他比Macpherson赋予了市民社会以更多的客观真实性)的出现,视作是以银行、股票交换和大规模资本主义形式的企业的崛起为基础的。

   清帝国具备这样的先决条件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关于“资本主义萌芽”是否以及怎样在16至18世纪的中国出现这个问题的研究文献,可以说是汉牛充栋但观点却不尽一致,而且关于“资本主义”本身到底需要什么条件这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也绝未达成共识。就我自己来说,我比较倾向于同意明末清初发生的“第二次商业革命”(second commercial revolution)的确牵发了下述一系列意义重大的新发展:远距离市场的产品生产的专门化、向大规模商业企业的发展趋向、采取追逐利润并建立评估利润所必需的会计制度的明确取向、诸如复杂而灵活的合伙制以及股票的发行与透支银行信贷制等等资本动员的新形式、更为精巧地运用契约保证人、以及工资雇工的更为大量的雇用。作为一个拥有规模很大且具自我意识的城市商业阶级的高度商业化社会,清朝也具有一些早期现代欧洲的明显的社会经济特征,这些方面的发展比中国此前任何时期都要大。

   (二)制度化了的公共资金、公用事业和公共管理

   就公共资金的情形而言,由于一个单独设想和计算的国家预算独立于世袭财政控制系统,所以中国无可否认地比西欧有一个更为长期和不曾间断的传统;泽林(Madeleine Zelin)所研究的清中叶财政改革导致的部分结果,至少可以证明这种独立性,而且比以往更加明确。晚清帝国同时也保留有一个关于公用事业和公共管理方面的古老传统,而且为有关地方基础项目的“公共”预算所确立的规定(在1720年代的财政改革中被再次采用),肯定代表了朝此一方向发展的更进一步的运动。

或多或少不受政府控制的公共机构(如社仓、普济堂、育婴堂、敬节堂)和多功能的地方自育组织(如善堂等)的构建浪潮,首先兴起于晚明,并在整个19世纪晚期的中国各城市中更为密集地建构起来。芮玛丽曾清楚地描绘了帝国统治的最后半个世纪中这些公共机构的发展进程,在此一进程中,这些机构在地方社会的范围之内变得越来越强有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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