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我的学术与人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23 次 更新时间:2013-01-26 19: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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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 (进入专栏)  

  编者注:2013年1月24日,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复旦高研院创院院长邓正来今早在肿瘤医院逝世,享年56岁。凤凰网大学问栏目刊发邓先生2007年在华东政法大学的演讲,以示追思。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刮着台风,下着雨还要你们前来真是很不好意思。讲座本应在六点钟开始,但也是因为台风,再加上与你们何勤华教授聊天耽误了点时间,在这里向大家道歉。

  

  今天讲座的主题是如何学习法学,我从两个角度进行阐述:一是人生角度,二是实践角度。这两个角度从严格意义上都容易讲得教条化,所以我在讲座时尽量避免教条化,让大家觉得有意思。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无论做学生去学习,还是以后做学问与我们的人生到底有什么联系?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做学问的气象问题。我总是说人不正,则无气象;无气象,则无学问。如果一个人平时做人都是雕虫小技,那么他做学问也一定是雕虫小技,不可能有大气象。另一个方面,我来谈谈学习和具体实践问题,我们到底应如何解决学习,实践问题。

  

  关于这两个方面,我想结合本人的经验来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我有一幅图景:我喜欢在深秋黄昏时静坐在我北京家里的小鱼塘边上,头顶蓝天,望着这一汪水。这样就构成了“一人,一水,一世界”的广阔图景,一个人,一汪水就是一个无限的世界。我这个人讲三个“慢”:第一个“慢”讲我的生活经历;第二个“慢”讲我的学术研究的“慢”;第三个“慢”我讲我参加过的学术活动。为什么讲这些呢,因为这与我的人生密切相关。

  

  我的生活经历:人生核心问题是独立人格

  

  我先讲讲我的生活经历,到今天,严格意义上我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1985年我硕士研究生未毕业就退学,当了个体户。在此期间,我完全是想自己的问题,读自己的书,当然我还做了很多事。这段经历对于我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涉及到了很根本的问题:我如何面对无论是学术界、我个人还是国家的钱。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1998年至2003年。我结束了个体户阶段(所谓个体户,就是盲流,三无人员——没工作、没房子、没户口,只知读书的人)进入了闭关阶段。

  

  我的闭关有三条原则:一是不接受任何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邀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活动。我出国不用钱,这与体制内的教授不同。他们出国是公费的,国家掏钱.美国人不给钱,或给很少的钱。我出国去讲课都是给予可观的酬劳的,然而我拒绝了。为什么?没空。二是不参加国内的学术活动,因为没意思!每天都开会,跑龙套。参加会议的总是同一群人,讨论的议题总是相同的。三是拒绝任何出版社、杂志社等媒体的约稿。今年9月,我拒绝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国家最高学术奖金,这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是我经历的五年闭关的阶段。

  

  2003年我进入体制,成为大学的老师.也标志着我步入了第三阶段。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好朋友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教授邀我去长春看看,顺便当作休假。我说那就去看看吧。去了吉大之后我与那儿的教授、学生交流了一番。临走的前一天,我问“文显兄,你把我请来总有什么事儿吧?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我帮忙?我别的不会,只会读书。学术上的事可以帮帮你。”他说:“我不用你帮这个,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大忙,我想调你进吉林大学。”我说:“你胆子太大!北大、清华请我,年薪五十万。我不去。你把我请去,唉!你开玩笑。”他说:“是真的。”张文显教授,你们可能读过他的书,他懂学问,爱学问,尊重学问。他对我说他们吉林大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几乎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我说他很真诚,这个不好推辞。容我考虑一个晚上,你的条件我不考虑,我提出两个条件,如果你们答应,我就来;如果不答应,我就不来。

  

  考虑一晚之后,第二天一早我就叫他来我酒店,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生不担任任何行政代表的职务,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二是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生不担任实质性学术代表职务。这两条你如果答应我,我就来。这是我苦思一晚用来刁难他的条件,他竟然答应了。后来喝酒时,我问他:“文显兄,你为什么会答应这么苛刻的条件?”他说:“正来兄啊,你毕竟是体制外的人啊!体制内的人调动,都是要条件。你太傻了!你还‘二不’原则,真是太傻了。”就这样,我进了吉林大学。我在吉林大学只教书,带学生,不参加任何活动。只要学校违反其中一条,很简单,我就走人。

  

  以上就是我生活经历的三个阶段。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这就涉及到一个你们作为学生,作为年青人现在就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和你们年纪相仿时,我也在考虑我自己的人生问题。

  

  人生问题不是一个非常虚无飘渺的问题,当中最核心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是独立的个人;其次,我们是社会的一员,我们和这个社会的关系到底该如何处理,我们和这个学术体制,你们和这个教育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你们和这个国家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们想学习,如果你们想做学问,但凡这个问题没有考虑清楚,今后你们的学问是走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独立的人格——既不是依赖于一方,又不与他对抗——而是非常独立的人格。

  

  我想,做学生,做学问,如果没有这个品格的,很少轻易成功,学问是做不好的,你做出来的学问是花里胡哨的,莫名其妙的,会随着时尚,而走的,不太会变成你自己的真正的学问。这种品格要从哪来?这种品格就由现在培养。这就要你做每一件事,比如对学校的课制,课程设置,考试,都要考虑与它们的关系,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意识。独立的人格是要慢慢培养的,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学术研究:做学问与生命相关

  

  我这一生,大概做过四个问题的研究。我从八六年开始翻译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翻译完后为它写了个绪言,以后我就停笔了。一直到九一年,我才开始重新写文章。也就是说,有将近五年的时间我只在阅读,当时我读了法律哲学的书后,就突然发现,十九世纪以前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是不分的。所以我就去读政治哲学的书,读了大量的政治哲学的书之后,从政治哲学的学习过程中我就发现,人类学及其后来的发展,对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影响很大,于是我就读了很多人类学的书。但是读了人类学的书后,你不难发现人类学和社会学分不开,它们基本上就是双管齐下,共同发展的。我又去读社会学的东西,后来又发现它跟经济学分不开,所以又去读经济。五年中我一直在读书,从九一年开始,才慢慢开始写东西。

  

  我在九十年代初是做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研究。今天中国的市民社会的研究,我是第一人,不仅做得最早,而且被认为(不是我认为)做得最好。这就是我的政治学研究了。市民社会主要关于以下几个问题:它关心在市民社会国家的构建以前,中国的学术研究基本上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

  

  什么是自上而下?就是我们想问题,首先想国家,首先想领袖,我们希望出个明君,他们好,我们就好,都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改革了,我们好,这又是自上而下——忽略了我们的主导性。市民社会本身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我们不仅要从上而下,我们也要从下而上。扭转整个思维方式,这是个范式。这种范式的转型非常重要,经济学也好,社会学也好,历史学也好,法学也好,这个范式的影响非常大。

  

  然后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主要是改做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研究。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做学术研究,都是在学西方的东西,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到哪去了?我们是不存在的,我们是关心他们的事务,思考他们的问题,用他们的方法——因为他们的东西和我们的一样——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我们的自主性在这种进程中逐渐丧失。

  

  这个问题又和人生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这个问题恰恰就是我14岁时思考的。我14岁当过童工,人们想,人只有14岁大,没有一米来几高。我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找人开后门进了工厂,当了工人阶级的一员,没有上山下乡。当时我就很痛苦,我从小学的老师就告诉我,说你们生长在红旗下,泡在蜜水中,在新中国,你们享受着幸福,只有在万恶的旧社会,小孩子在才会在资本家的剥削下,天不亮就打更,天黑了也不能回家。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我生活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也要这样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生在没有阶级剥削的社会,也要这样子干活呢?我就不理解,这种困惑,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它与生命紧密相关。

  

  尽管这个时候我不懂得理论,我没有办法把它当成理论的问题,我也没有办法从理论当中来解释这个问题和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恰恰引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是谁有这么大的权力,是谁给了他这种合法性,把我这样一个人,一个活人,一个有意志的人,安排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或者说,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和谁有这么大的合法性,把我们这一代人,放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或者说,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和这么大的合法性,把13亿中国人,放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还可以更明确的问,我们这13亿人,谁给了我们权力和合法性,把我们认为可以的,好的,善意的收入自取,强压于另外一个13亿--我们的口袋。谁给了这种权力?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来源于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困惑和与生命息息相干的。

  

  请你们一定要记住,做学问、学习并不是书本上的一个概念。那些概念,很重要的原因,恰恰是跟你们生命相关的。如果和你的生命不相干,你的学问在哪做?没有一个大师,没有一个大学问家,他所做的研究,是和他的生命不相干的。从苏格拉底开始,从柏拉图开始,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开始,没有的,没有一个,你找不出来一个,都是来源于生命当中的困惑,所以你一定要对你自己的生命经验非常的珍惜,不要觉得你的生命经验是被人看不起的。是否被人家重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给你带来了什么,你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的学术活动:学问是普及天下的问题

  

  我到今天为止,主要参加过三个学术活动。这三个活动基本上都是在我的推动下展开的。

  

  第一个活动就是九十年代初,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进入学术界,大家都没有声音,不做学问了,不敢说话了,那个时候,我就提倡一种运动,叫“学在民间的运动”。这个运动的主旨就是学问不在官权,而是在民间,在我们个人。当时我主编《中国社会科学辑刊》,这是被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第一期刊,现在的社会科学,没法和我那个期刊比,今天,在学术界任何一个领域,中国的重要学者,都是当年那个期刊的编录与作者,基本上百分之九十都是。上海的著名学者,都是当年的编录和作者。法学界,当然少一点,因为做这个工作,就是要告诉中国,不是说学问就可以用国家手段来倡导,可以用国家的方式来推进,而是告诉你,靠我们学者个人。

  

  第二个活动,就是在九十年代中期,我倡导了一个中国学术规范化的意义,今天你们可能知道,你们的老师跟你们讲,不要抄袭,不要剽窃,不要拿鼠标去写文章,拿鼠标写文章是要出问题的,写文章要有出处,要有注释。过去中国,特别是95年以前,那时的刊物,有注释的全都出自《马恩全集》、《毛泽东选集》,全是这些著作。没有什么其他注释,第一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用注释,第二是不知道这刊物的文章是要匿名评审,就要读者评价的,不像国家颁奖,教育部颁奖,学校发奖或者是司法部颁奖,不是的,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颁奖,你根本就不懂。学问是谁承认的,是同行承认的。举个例子,学生写篇好文章,同学说了算,当然必须得到老师的承认与认可更好,因为老师有这个能力。在西方没有听说过得不到同行的承认居然说这个人很重要。为什么要讲引证很重要,在中国,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给你所在的大学记一分,所以你就为你的大学创造一分,但是,在引证方面是三分,什么意思,为什么被引证了才重要呢?那是因为同行承认它的重要性,你发表了一篇文章,没有人引证,谁都不承认你的重要性,你发表干什么,不就是成了一张废纸吗。我们的教授写文章,自己都不看,你怎么希望别人去看,所以说很不规范.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期刊就搞个匿名评审,我搞这个评审,就是要批评学术,这是第二个根据学术在民间的模式而搞的一个活动.就是继续要把学问用在学习上,按照知识生产的逻辑来覆盖,知识生产与经济逻辑不一样.赚钱买卖,我们都知道,最大的原则是什么啊?就是利润最大化,钱赚得越多越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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