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重新回到马克思——社会场境论中的市民社会和劳动异化

——《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序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 次 更新时间:2021-11-27 20: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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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进入专栏)  

  

   20 年多前完成《回到马克思》[1]一书时,也有过一个第二卷的计划,当时的主要设想,是区别于第一卷作为学术构境[2]中轴的现象学批判的主体向度,主要是想描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中直面社会历史发展一般存在机制和运行规律的客体向度,然而,这一主观想法始终没有真正落地。[3]现在的第二卷,显然已经不再是原先那个计划的简单对象化了。

   从大的方面来看,已经译成多种文字的《回到马克思》,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语境探讨马克思哲学思想构序[4]中批判话语的历史进程,作为“回到事情本身”的努力,它的理论缺憾之一是没有完整地再现作为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者马克思的理论形象。

   而实际上,恩格斯所指认的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的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和经济学中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变革,现实目的都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最终的人类解放。如果马克思有自己的政治学或政治哲学,这一定就是科学社会主义。

   过去,我们确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主要都是依据1848年公开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然而依我这一次的研究结果,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确证,是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面和系统的科学认识和批判。

   我的新结论为:相对于哲学方法论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探索中实现的第三个伟大发现。这应该也是今天放在读者面前的《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的真正思想旨趣。当然,这个以科学社会主义关键问题为焦点指向的第二卷,并非全景式地复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构境的整体,而是一部勇于面对马克思主义所遭遇的当代思想挑战的论争性和专题性的研究论著。简单说,本书在MEGA2的文献基础上,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两桩学术悬案和两个学术前沿:

   一是混乱不堪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辨识问题;二是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以来,发生在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绵延不尽的学术争论;三是关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中第一层级物相[5]化(一般物相化)透视中的场境存在论与“关系意识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向度中第二层级物相化(经济物相化)透视中经济拜物教迷雾的学术研究前沿[6];四是关于国内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研究不在场的追问。

   一是写作本卷的思想构序缘起,二是这一研究进程中的额外哲学赠礼,而这二者也都是我的社会场境-思想构境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意识观和认识论的历史链接。

   1

   第一个主要学术争论场境: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我们一般都会理所当然地谈论马克思自青年时代就开始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资本主义概念,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否定对象,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自明性”观念,似乎早就无需论证。可是到20世纪70年代,法国史学大家布罗代尔[7]却突然指出,马克思根本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Capitalisme)这一词语。[8]依他的说法,最早在西方学术语境中使用此词的人为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9]。这样,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会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逻各斯(logos)[10]构式[11]中的釜底抽薪。

   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当我在一份文献中看到布罗代尔的这个说法时,自然是万分惊诧的。记得,我真的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查阅了大量译成中文的马克思的著作,当我看到一直到《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前,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只是使用“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者社会”一类词句时,那种吃惊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通常,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讨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甚至是《共产党宣言》时,会不经思索地就说,“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然而,在这些文本中,马克思还根本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事实上,是我们超文本地替马克思目的论式地事先建构了这一概念。这意味着,布罗代尔的断言内嵌着一定的合理性。

   并且,我迅速从原文中证实了这一点,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前期文本中经常出现的上述“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者社会”三个汉译词,在原文中只是同一个“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或法文société civile)在中文语境中的不同翻译而已。而当我带着这个问题,再仔细复归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程中去时,看起来熟知的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重新理解和复构的东西越来越多,前苏东“老大哥”的许多现成在手的结论都越发变得可疑起来,我们原来所看到的资本主义批判历史进程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越来越陌生。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理论返熵现象。

   于是,胡塞尔的“回到事情本身”的法则不得不再次出场。并且我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词语使用的真假辨识,而是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合法性的重大问题。

   事实上,如果细查马克思的原始文本,我们会遭遇过去中文语境中没有出现的复杂词语构境: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société civile(法文,市民社会)、kapitalismus(资本主义)-capitalisme(法文,资本主义)和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概念和词组的不同话语构序实践。之所以在这里标识出法文,是因为在马克思的早期学术研究和写作中,除去自己的德文母语,他比较多地使用了法文来阅读文本和部分论著的写作。

   实际上,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根本不存在一个他是否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伪命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和不同历史文本中,上述不同词语也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简单语义,有的是,马克思在这一具体的思想构境进程中不断变异的操作性话语构序实践。我意识到,在方法论构境层中,传统那种以某位思想家特定文本中的词语所指来凝固能指的做法是根本错误的。作为文本阐释者的我们,永远只能面对思想家在不同文本语境中运演异质性话语构序实践。

   同质性地锁定一个词语的所指,而看不到语言活用的话语能指在移动中的不同整体构境,将导致阐释本身的非法性。科西克曾经说,“人总是在整体的地平中知觉个别事物的,但整体往往未表现出来或未被清晰在知觉到”。可经常出现的情况可能会是:“整体在人的知觉中是一种模糊的背景,或是一种朦胧直觉到的虚幻境域”。[12]这个所谓的整体就是我所说的决定了话语实践中词语质性的逻辑没骨[13]后的思想构境。

   这是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所提出的文本学研究非同质性原则构境层中获得的新认识。在这一新的认知构式背景下,布罗代尔的“挑战”及其相关的词语缺席和在场的回应都会落入反讽式的可悲境地。这当然包括我自己先前在这一问题研究上呈现的方法。

   回落到我们这里具体的讨论情境,可以肯定的史实为,马克思并不是最早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思想家,从可见文献中看,在他之前,里沙尔(J. B. Richard)在1842年出版的《法语新辞典》已经收入法文“Capitalisme”一词,并释义为“资本化的系统”(système de capitalisation)。[14]在1848-1856年期间,马克思还在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法国的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已经1848年出版的《马尔萨斯和经济学家们:是否总有穷人?》(Malthus et les économistes,ou,y arura-t-iltoujours des pauvres?)中使用了法文“Capitalisme”一词。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的概念都没有系统地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过系统的科学认识。

   1844年以前,马克思在不同批判构式中异轨式地使用了源于黑格尔他性镜像[15]中“市民社会”的概念,依我的仔细辨识,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概念在欧洲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文本语境的政治经济思想史话语构序实践中,导致了复调式的话语构序,我将这些各异的市民社会话语分别命名为市民社会I-III,即同一个civil society(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概念的历史性构境转换中,有一个从政治共同体的市民社会话语I(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到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体的市民社会话语II(斯密-黑格尔),再到被批判性超越的自在市民社会III(黑格尔)的历史过程。

   青年马克思早期的市民社会话语构序实践,显然游移于这些不同话语之间,这给后人的理解造成了巨大的复构困难。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完成了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从市民社会话语向批判性的资产阶级社会话语的转换,并独立地生成了对应社会结构赋型[16]基础的市民社会话语IV。在1848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第一次认识到资本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构式负熵[17]中的支配性地位,但是,在第一次公开宣示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都还在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而到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思想实验和写作中,马克思才开始启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这样真正自主性思想构境[18]中的表述,这说明,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现象学的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的新发现,第一次生成了对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特殊社会关系赋型的科学认识。

   一直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马克思才最终确定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筑模[19]来表征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性目标,通过社会定在从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转换,最终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进而完成了他在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伟大发现。我自己觉得,没有系统地说明马克思的这一重要理论发现,也是后来布罗代尔等资产阶级学者有机可趁的关键性原因。显然,落入非历史话语分析的布罗代尔所说的马克思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概念,是一个不负责任的错误断言,因为在《资本论》及手稿和后期文献中,马克思分别在德文和法文中多次使用过名词概念上的“资本主义”,但这并不是话语构序实践分析的关键,重要的是马克思原创性地发现了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筑模和经济构式负熵质的根本路径。这是后来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资本主义全部理论思考的逻辑缘起和坚实理论基石。

   2

   第二个衍生的学术争论场境:在面对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方法论构境中,无论是法国的阿尔都塞[20]、日本的广松涉[21],还是我的老师南京大学的孙伯鍨[22],面对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以青年马克思劳动异化批判构式来赋型人本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于20世纪60-70年代不约而同地提出了马克思从非科学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史观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历史构境。

   虽然在具体的理论塑形[23]中,他们三人的观点各有差异,但总体的理论赋型质性还是接近的。我在20年多前写下的《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承袭了孙先生的思想传统,既肯定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建立在对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彻底证伪之上的,同时也说明了马克思在晚期经济学研究中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科学的异化概念的重新使用。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一正确的马克思思想史研究方向。

近期相关的思想激活缘起为:2017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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