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市场的道德局限及对中国的启示

——评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7 次 更新时间:2013-04-16 08: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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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 (进入专栏)  

  

  2013年1月24日,著名学者,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正来先生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邓正来先生是我国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杰出的社会科学学术组织者和翻译家。他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英年早逝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重大损失。由于邓正来先生一贯恪守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操守,因而他长期是体制外的学术个体户,在艰难的生活困境中,作为一个“三无”(无单位、无收入、无职称)人员,其奋斗精神令人敬佩;后来更有吉林大学、复旦大学慧目识英雄,毅然发掘、充分发挥邓先生的才华。邓先生的经历颇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壮,亦是令人在惆怅之余而深思的现象。邓正来先生作为本刊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在2012年11月份召开的《探索与争鸣》2013年度试扩版专家咨询会议上作了精彩发言,对本刊的发展和选题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这一幕犹如昨日之事。然而,时隔不久便传来邓先生去世的噩耗,令人扼腕痛惜,悲吟“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今特刊发邓先生的最后遗作,以表达本刊学术指导委员会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缅怀之情。——编者

  

  尊敬的桑德尔教授,尊敬的同学们、老师们:

  大家晚上好!

  请允许我代表复旦高研院,感谢我的老朋友、也是我们高等研究院的学术委员桑德尔教授,再次到这里来给我们做学术演讲。

  我是他的这本新著的中译本译者,也是桑德尔教授邀请我做这本书的译者。我欣然答应。在座的很多同学和同道们都已经看到这本中译本了,但是鄙人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我不知道出版社是怎么搞的(笑声)。我翻译这本书很辛苦,但是最终看到这本书的出版,又能借这个机会见到我的老朋友,感到非常高兴。所以,我在此祝贺桑德尔教授新著中译本的出版!

  由于时间有限,我想就这本书和他今天的演讲,做两点简单的评论。第一个要点是这本书的学术贡献到底在哪里。第二点,就是这本书能够为我们认识当下中国的问题提供哪些启示。

  桑德尔教授这本书的主旨,实际上是讨论在一个善的社会中市场的道德局限问题。就像他这本书的副标题所说的那样,“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他列举了很多事例,但他基本上给出了两个理据,来讨论市场的道德局限问题。

  第一个理据,是社会不公的问题。在市场如此泛滥和发展的过程中会导致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于是,他给出的一个理据就是“social justice”,即社会正义。但这并不是他主要的学术贡献,讨论“social justice”的学者太多了,在他之前有无数优秀的学者讨论过。我建议大家读一本书,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1940年代写的《大转变》,或者叫《大转型》。台湾版本译为《巨变》,大陆版翻译得很差,建议大家不要看(笑声)。Karl Polanyi在那本书里面专门谈论了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当然他谈论了很多其他的观点),叫“双向运动”。所谓“双向运动”是什么呢?他说,自由市场并不是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特别是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所认为的那样,是自生自发形成的,而是完全通过政府的政策和法律建构起来的,也就是通过理性建构起来的。这是一个方向的运动。但是没关系,市场导致了不公,导致了贫富差距,社会也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它会自生自发地诉求社会正义,来保护自己,来抵制市场的侵蚀和腐蚀。这样一种反向的运动,波兰尼称之为“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

  但是桑德尔教授在这里有什么贡献呢?当然有。桑德尔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市场必胜论时代”(an era of market triumphalism)。什么是“市场必胜论时代”?就是从1980年代到2008年,乃至今天仍在进行的“市场必胜论时代”。这个“市场必胜论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演讲最后所讲的,市场已经不再是人们迄今为止发现的一个有效的配置资源的机制,而是形成了一个“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市场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用市场的逻辑来替代公共生活、日常生活的逻辑。我们的亲情关系,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邻里关系,我们的公共生活,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全都按照市场逻辑来运行。

  正是在这一点上,桑德尔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因为他告诉我们在“市场必胜论时代”或者“市场社会”之前,那种社会不公正,只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公正呢?是一种奢侈性产品占有方面的社会不公。比如说,有钱人可以买飞机,可以买豪车、豪宅,可以买游艇,但是你买不到其他的东西——你买不到亲情,买不到道歉,这类精神性的东西,你都买不到,甚至连公共卫生你都买不到。但是现在,到了“市场必胜论的时代”,社会不公的存在形式变得不一样了。社会不公不再是奢侈性的社会不公,而是日常性的社会不公,它就在我们身边。有钱和没钱,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可以想想,诸位的同学,有多少出国的,诸位留在复旦,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出国的人更爱知识么?显然不是。是因为他们父母有钱,对不对?(笑声、掌声)。哈佛大学有那么多的中国学生,也有我们复旦去的学生,甚至中国有很多人是在那里读本科的,他们的水平比你们差多了,对不对?但是他们家里有钱,付得起一年几十万人民币的学费。因此,我认为对“市场必胜论时代”的揭示是桑德尔教授的一大贡献。

  桑德尔教授的第二个学术贡献,就是他在最后一个例子中专门强调的,市场以及市场规范并不像主流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是“价值无涉”的,而是具有腐蚀性的。它不仅会腐蚀所交易的商品,甚至会腐蚀、排挤、侵蚀非市场的规范。桑德尔教授刚才举的例子不明显,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因为我是这本书的译者,他这本书难的不在于理论,难的是举了太多例子。我真的觉得这么一个大哲学家怎么会关心这么多小的例子呢(笑声),这弄得我非常狼狈,很辛苦。比如说一个公民,他有服兵役的义务,但是他是富二代,他们家有钱,他不想去服兵役,怎么办?他就去找个农民工来顶替。这个农民工,一个月平时挣3000元钱,他说OK,我给你每个月一万,你满意不满意?不满意,我给你两万。农民工说,行,我帮你当三年兵,弄个七八十万。然后这个富二代很高兴,我也可以不用去当兵了,我也不用侵犯别人的权利,同时也有人保卫了国家。很好的一个买卖,各方都高兴。但是,这样一个交易活动,它腐蚀了什么?腐蚀了我们对公民观念的神圣性的认识。对市场腐蚀性的揭示,是桑德尔教授以前的学者没有讨论到的。因此,我认为这个理据是桑德尔教授另外的一个重大学术贡献。当然,这个理据也挑战了主流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命题。我们的另一个评论人张军教授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不多讲。

  从桑德尔教授的这两个学术贡献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在“市场必胜论时代”,社会不公发生了质变,这一点中国也不例外;第二,市场和市场规范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完全中性的,不是这样,而是具有腐蚀性的。但正是在这里,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要提给出版这本书的中信出版社。诸位看看这本书的正标题叫什么?“金钱不能买什么”。这是我和他们争论了好几个回合以后他们才改过来的,算是尊重了我的翻译。但是诸位看看,副标题的原文是什么?“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我们的中译本却是:“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这么一个译法,竟然没有征得我同意。这个出版社胆子居然大到这个地步(笑声,掌声)。在座的同道们都知道,我的书在商务印书馆,在三联书店,在中国最著名的那些出版社都出版过。我的译本都是翻译的经典著作,他们不改我一个字!居然有一家出版社,敢擅自修改封面上的副标题!(掌声)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来给你们起哄,搞点噱头,不是为了这个。我想告诉你们一个道理,也不是为了我的面子。我不仅要捍卫我的权利,也要捍卫桑德尔教授的学术的、智性的贡献。为什么?这个副标题里面,把刚才我讲的桑德尔教授的两大学术贡献,全部抹杀掉了!这本书并不是像桑德尔教授的前一本书(指《正义:如何做才对?》——整理者注)那样,去严肃、认真地讨论正义或公正问题的,而恰恰是讨论了正义以外的道德的理据——当然,它与正义有关。我们知道,出版社作为知识生产机制的末端,本来应是服务于知识生产本身的,但是它们居然为了可能的市场利润的考虑,擅自修改学术论著的标题!而这正是桑德尔教授这本书要批评的(笑声,掌声)。我在给他们的一封E-mail里面(我也把这封信的内容翻译给了桑德尔教授)说道:桑德尔教授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非常认真严肃地讨论市场的道德局限,你们这样的做法,会把他变成一个活脱脱的商人——当然,我们不希望这是他们出版社的意图。

  言归正传(笑声)。那么,这本书的学术贡献,对我们认识中国的问题,有什么帮助呢?我觉得可以从两点来讨论。

  第一点,大约自1992年以来,中国的主流学术界有一个基本的论调就是,中国的市场今天没有发展好,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政府。政府乱管,乱限制,所有的东西都是政府搞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市场出问题了,没有发展好。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在主流学界听不到这样的声音,那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市场已经具有了太大的腐蚀性。它对我们的公共生活,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腐蚀性,已经远远超过了西方世界。所以,桑德尔教授的这个学术贡献,使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问题不只是政府对市场的压制,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同样生活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市场和市场规范的腐蚀性已经侵蚀到了其他领域,特别是非市场的社会领域。这就是我讲的中国的真问题,我把它叫做“双重腐蚀”。一种腐蚀是市场和市场规范对政治和政治规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腐蚀。桑德尔教授举的例子太小了。诸位想想,我们现在有一些政府官员的职位都是通过买卖获得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还存在另一种腐蚀,那就是政治和政治逻辑对市场规范的腐蚀。我们现在有部级公司、司级公司、处级公司。你叫一个处级公司怎么能够和部级公司进行平起平坐的买卖,除非这个处长明天不想当司长,司长不想当部长,是吧?所以这个双重腐蚀,恰恰是中国的真问题。我们只强调其中一个方面,都不是中国的真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桑德尔教授的这个贡献,并不是指出了我们中国的全部问题。但他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中国的真正问题所在。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真正的问题的全部,还与我前面提到的Karl Polanyi有关。Karl Polanyi教授非常自信地、浪漫地说,当市场侵犯我们的自由的时候,我们有社会的自生自发的力量来对它进行抵制。同样,桑德尔教授说什么呢?他说当这个市场规范要侵入公共领域时,OK,没问题,我们可以重开公共讨论。这些在西方语境中应该都不是问题。但是面对中国,诸位想想:中国有社会么?还自生自发?节制资本?诸位,我们有公共讨论么?我们有左、中、右,什么都有,但我们讨论么?不讨论。左派开会,绝不找右派,说这帮人都是汉奸,不能找他们开会。右派开会,也不会找左派,说他们这帮人是“文革”,他们都是要杀人的啊,我们不能跟他们一起。我们不讨论,我们只有排他性的坚持己见,我们不懂得公共性的、包容性的讨论。因此,中国的问题并不只是“双重腐蚀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真想想:我们有没有社会的力量去节制资本?我们有没有可能有真正的公共讨论去节制权力?当这两者都不存在时,我们又如何应对关于市场的“双重腐蚀性”?

  我的评论到此为止,再一次感谢诸位!(经久不息的掌声)

  来源: 探索与争鸣 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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