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作为私人自律领域的市民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 次 更新时间:2018-08-11 22: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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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  

  

   如果关于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兴起的历史叙述仅仅局限于公众、报刊、政党和议会之间的制度关系,局限于权威与公共性(作为对内阁的批判监督原则)相互对抗的紧张地带,那么这种叙述就只能是抽象的。这种叙述所能证明的,公共领域在18世纪承担起了政治功能,但是只有从整个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这样一个特殊阶段才能理解这种功能。在市民社会里,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基本上从政府指令下解放了出来。这种解放过程一时所实现的是政治制度,因此,公共领域在政治领域占据了中心地位也就并非偶然。这一点成为具有代议制政府形式的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组织原则,例如1832年改革法案之后的英国;这种原则也基本上适用于各国以1830年比利时宪法为模式建立起来的所谓的立宪君主制。

   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获得了市民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规范地位,并且具有一种适合市民社会需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对于这种“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来说,其社会前提条件在于市场不断获得自由,尽力使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交换成为私人相互之间的事务,最终实现市民社会的私人化。在专制主义统治下,最初只有在私人意义上才谈得上建立起作为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社会关系被剥夺了其准公共性质。法律和行政等方面的政治功能都被收归公共权力机关。脱离公共领域的绝不是从国家权威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一意义上的“私人”领域;这种领域只是作为屈服于重商主义法规的领域才出现的。另一方面,从积极意义上看,重商主义的“统一体系”已经促使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私有化开始萌芽: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私有化可以按照市场自身的规律自主地逐步进行。因为随着受到上层支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扩展开来,社会关系也采取了交换关系的形式。随着市场领域的扩张和解放,商品所有者获得了私人自律;“私人”一词的肯定意义正是依据以资本主义方式自由支配财产的权力概念而产生的。

   私法的现代历史显示了在重商主义阶段这种进程已经走到何种地步。把法律行为理解为以自愿为基础的契约是根据商品所有者自由竞争的交换方式而形成的。与此同时,私法体系——在原则上把私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私人契约——是以按照所有者自由竞争的交换方式而形成的。与此同时,私法体系——在原则上把私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私人契约——是以按照自由市场法则形成的交换关系为样板而建立起来的。当然,契约双方并不一定永远都是交换伙伴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市民社会的核心关系,它为一切契约关系提供了模式。有了私法体系规定的各种基本自由,一种普遍法律地位范畴——个人合法地位的保障——也就明确了;法律地位不再用等级或出身来确定。“自由身份”、“公民身份”和“血缘身份”让位给一种现在适用于一切法律主体的“自然身份”(国籍),——而这是与市场中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基本平等、公共领域中受过教育的人之间的基本平等相一致的。

   有了庞大的资产阶级民法法典,一套保障严格意义的私人领域的规范体系发展了起来,从而确保私人相互交往,彼此都越来越不受等级和国家的干涉。这些法典保障了私有财产制度以及相关的订立契约、进行贸易和继承财产的基本自由。欧洲大陆的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的确比英国清晰,其原因在于大陆各国相继制定了法典,而同样的进程在英国是在习惯法的框架中完成的。但是,在英国形成的有关允许商品自由流通的社会具体法规制度要早于那些具有罗马法传统的国家。普鲁士于1794年颁布了《通用邦法》;奥地利于1811年颁布了《通用民法典》;资产阶级私法的经典、法国1804年的《民法典》是在这二者之间问世的。所有这些法典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产生不仅代表了市民社会的利益,而且也动用了市民社会的特殊媒体:它们都经历了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的反复公开批判。通过有奖征文和问卷调查,公众舆论对法典的制定做出了贡献,甚至在没有议会机构的地方或议会机构不起作用的地方,如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基本上也是如此。巴黎与柏林、维也纳等地的情况一样,1800年拟议中的法典不仅提交给专家在内部讨论,而且也提交给公众做公开批评。实际上,这些法律条文不是出自传统的法律人士之手,而是由受过教育和受到信任的政府官员起草的,他们和己经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基本思想在一些圈子里经过了激烈的讨论,这种圈子包括苏亚雷斯(F.Surarez)参加的柏林“星期三聚会”。

   私法的现代历史并不是从18世纪自然法成文化开始的。但是,随着传统法律形式(无论是旧的统治等级还是市民职业阶层的传统法律形式)的瓦解,已经被认可的罗马法发展成了获得解放的市民社会的法律。最初认为罗马法是私法,是相对于教会法而言的。在专制主义统治下,它与其说是法律,不如说是一种司法技术,在倾向中央集权的权威和维护特权的等级之间的斗争中,它充当着封建领土的工具。市民社会应当摆脱其社团特征,臣服于君主的行政主权。即便在这种功能中,罗马法也并不能保障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私法制度。私法没有被治安法规完全吸收之际,它还是受制于当局;这些治安法规涉及到“公共福利”的各种边缘问题以及商业法、职业法和劳动法。当时主要的私法理论所依据的就是这些法规的汇编,但相对于法律事实,它们不过是一种虚构:

   “在劳动法里,涉及到自由劳动关系时,这些汇编仅仅提到应该给自由人的服务支付基本上没有差异的工资;但是,有关家庭仆佣的地方法规把家长和家庭共同体作为其出发点,有关手工业者的地方法规是以职业身份为前提的;有关农业劳动的法规把农民的服役义务视为理所当然;有关债务的法规大多以契约自由为前提;地方法规还包含着许多有关限价、赋税、物资供应和优先义务、生产限制、义务合同等的规定。一种抽象并且通用的,因此表面上自由的法律制度意味着在经济上个人已经获得自由,但它却遇到了契约法、劳动法、住宅法以及不动产法(即私法当中有关社会经济问题的核心内容)等对于当局、职业身份和法人团体有关规定的约束。这种约束是十分严格的,几乎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从18世纪中叶开始,现代私法原则上已经摆脱了这些束缚。但是,直到一百年后,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才彻底打破当时阻碍着利用工业资本和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限制;财产才变得可以让市场参与者在交换交易中自由支配;而继承人则由财产所有者自行决定;选择和从事某种行业以及训练工人由企业家自己决定;工资由雇主和雇工之间自由协定。1757年,英国的治安法官首先在纺织业失去了代表国家规定工资的任务;到1813年,所有部门都引入了自由劳资制度;一年后,规定七年学徒期的伊丽莎白法被废除了。这项法律严格禁止工人集会。自18世纪中叶开始,就业自由也逐步推进。在法国,这种发展是从大革命爆发开始的;到1791年,国家对于工商业的所有指令和所有与等级有关的法规几乎都被废除了。奥地利约瑟夫二世所完成的改革,在普鲁士直到1806年战败后才由施泰因—哈登堡改革付诸实现。封建主义的继承法则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英国,财产继承应该独立于家庭的集体经济单位,应该成为财产所有者个人的事情,这样一种具有个人主义色彩的观念是在1843年改革法案之后才普及开来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在德意志是领地之间的贸易)摆脱关税束缚之前,工业资本已经扫除了国内的一切障碍;最终,自由竞争法则几乎完全支配了商品市场、不动产市场、劳动市场,甚至资本市场本身。

   即使在英国,外贸的自由化关系也是在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在已有市场中站稳脚跟的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与投资于新部门,并处于扩张阶段的新兴利益集团之间的旧矛盾在更高层次上又一次展开了。但是这一次,由于工业革命的巨大力量的推动,这种矛盾不仅暂时削弱了旧的垄断集团,而且从长远角度看更彻底颠倒了市场支配者的地位。新兴产业需要为自己的产品扩大消费市场,需要扩大原材料的供应,最终需要扩大食品进口,以使生产者(即雇佣工人)的生存水平保持在最低限度。这在客观上就必然要求废除英国当时的政府法规、特权和种种控制,因为当时英国既控制着海洋也控制着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放任可以使它获得一切,而不会有丝毫损失。英国在工业方面的领先地位加强了它对自由贸易的兴趣。另外,我们也可以对从宗主国解放出来的北美殖民地做同样的个案考察。与一个自由国家进行贸易表明至少是与在同一个殖民体系内进行交换一样有利可图。从这一点看,自由贸易,即国内外自由竞争的有效性在所谓的“自由主义”阶段起着决定作用。实际上,我们已经习惯于从这种特殊形式的竞争资本主义来看资本主义的实质。与这种观念相反,有必要提醒人们,这个阶段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漫长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顺利的瞬间;因为它是英国在18世纪的独特处境的产物。其他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从来也没有毫无保留地实现自由放任原则。甚至在19世纪中叶自由资本主义的顶峰时期也是如此。但是,正是在这一阶段,市民社会作为私人领域从公共权力机关的指令下彻底解放了出来,从而使得政治公共领域在这时能在资产阶级法治国家里得到充分的发展。

   按照市民社会自身的理想,自由竞争制度可以自我调节;但前提是“没有任何经济之外的权威干预市场交易”,也就是说,应当保证所有人都得到福利和每个人都能公平地按劳取得报酬。完全受自由市场规律支配的社会不仅是一个不受控制的领域,而且是一个不受任何强制干涉的领域;每一个商品所有者的经济力量都进入一个庞大的制度当中,对价格机制没有任何影响,因而绝不会对其他商品拥有者产生直接的影响。这样一个社会始终屈从于市场的非强制性决定,它本身是自主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交换过程的自发产物。有关经济的基本法也在法律上保障私人领域沿着中立和自由的方向向前发展。法律保障,即给国家功能规定基本规范,和资产阶级私法制度中规定的自由共同为“自由市场”制度提供保护。就其社会学意义而言,国家未经法律授权而进行的干预之所以应该受到指责,主要不是因为践踏了自然法所规定的公正原则,而仅仅是因为它们是不可预测的,因而完全违反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利益的理性尺度。因为果真如此,也就没有了马克斯·韦伯在论述工业资本主义时所揭示出来的那些“对可计算性的保障”:计算谋利机会,要求根据预期计算进行交易。因此,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范畴是能力和法律;“合理的”行政管理体系和“独立的”司法体系,是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组织条件。行政当局和司法当局必须遵守的法律本身适用于每一个人:原则上不允许有豁免权和特权存在。在这方面,国家法律和市场规律是一致的:二者都不允许任何公民和私人有例外;二者都是客观的,也就是说,都不受个人操纵(个别商品所有者不能影响市场价格);二者也不是具体针对某个人的(自由市场不允许有特殊协定)。

   当然,市场规律是自己给自己披上了古典经济学所说的“自然秩序”表象,国家法律则相反,它明确需要制定。如果君主愿意让自己的命令以及国务活动都遵守基本规范,而且基本规范又符合资产阶级商业活动的利益,那么,君主也可以起到立法者的作用。法治国家本身并不一定要使公共领域在代议制政府形式(或至少是议会授权的政府形式)的架构中实现宪政。重农学派所设想的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所谓的合法专制主义申言,开明君主可以代表公众舆论。但是,甚至在自由主义阶段,与工业资本相竞争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地主集团,无论是庄园主,还是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大土地所有者)依然十分强大,他们直到1832年还支配着英国议会,此后又把谷物法的废除拖延了14年之久。因此,重农学派所说的开明君主始终是一个纯粹的虚构;在阶级利益的冲突中,法治国家并不能保障立法完全符合资产阶级商业的需要。只有当私人组成的公众本身获得了立法能力,才能确保做到这一点。资产阶级法治国家建立了作为国家机器,因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从而在制度上保证法律与公众舆论之间的联系。

   然而,由于这种情况,这种国家就陷入了一种固有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法律概念的暧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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