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拓:当代中国国际定位中的几个重要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 次 更新时间:2014-07-16 17: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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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拓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我们应立足于对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内向型与外向型、"反应"与"塑造"三对关系的分析以及对21世纪国际关系五大走势的阐释,来探讨这一历史性课题。唯此才能高瞻远瞩,体现出战略性、塑造性、持久性。

   【关 键 词】国际定位 当代中国 关系 走势

   在思考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时,有几个特殊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我们的判断与选择。

   一、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

   韬光养晦首先是一种生存策略,讲的是处理人际关系、国际关系时要懂得示弱,要学会隐藏待机,以图大业,这是其最初的涵义,也是原意。其次,韬光养晦又是一种谦卑的美德,不好张扬,懂得着力于自身德性的提高。

   1989年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是针对当时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第一层涵义的考虑,是有道理且被事实证明有效的。今天,中国的主流见解把韬光养晦解读为"不当头",并且视为对外关系的一种战略,这是有待商榷的。首先,韬光养晦的原意是生存策略,无论我们怎样包装、解释,这一点都很难改变。而用于国际关系时,这种策略的权术阴影和负面意义无法消除,因为它会导致不信任感。其次,把韬光养晦提升为"不当头"的战略缺乏足够的有说服力的论证。"不当头"是我们从韬光养晦中推导出来的,并且以邓小平的论述为依据,并非韬光养晦的原意。把韬光养晦提升为对外关系的战略,需要进行许多解释,去排除该词中存在的权术内涵。与其下这么大功夫赋予韬光养晦新的涵义,不如弃而不用,以更简洁、更明确、更容易让国际社会理解的话语表达我们的观点。再次,要防止重犯历史上的错误。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要尽量避免国际社会的误解,这样才能更有效。韬光养晦既然容易让人感到隐晦,无从把握,就应该从实际出发作出修正与调整,绝不要因为是邓小平说的就不能变,不敢变。要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一切要以条件、时间为转移,不能僵化。鉴于上述理由,建议在我国对外战略中逐渐淡化并最终放弃这一提法。

   当然,在没有提出替代性的词汇和理论表述之前,我们应权且使用韬光养晦的概念,因为它已深刻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定位。在现阶段,韬光养晦作为一种"不当头"的战略,往往与不作为、少作为、夹着尾巴做人相联系,这样在国际关系中,我们的定位就是少出头、少表态、少得罪人,只有在涉及我国主权和极为关切的安全利益时才作出鲜明的反应,一般情况下只是原则性的回应,回避实质性的抉择。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甚至到中共十六大召开前,韬光养晦的理念的确主导了我国的对外战略。十六大以后,伴随着和平崛起理论的提出,对韬光养晦作为一种战略的质疑与探讨开始增多。而质疑与探讨的焦点就是:随着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到底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是依旧被动地、谨慎有余地应对国际事务,尽量避免直接表态和承担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还是同正在崛起的身份相适应,更主动、更积极地去作为,包括发表意见、提出议案、创建机制、承担责任等。显然,在国际定位中,中国要有更大作为,这是反思韬光养晦,也是区别韬光养晦的最鲜明之处。

   需要指出的是,把韬光养晦解释为不作为,从而与有所作为的定位相区别,这种通常的观点是不准确、不妥当的。韬光养晦也要作为,事实上也在作为。但是它的确过多地考虑了作为的范围、限度,尤其是反复权衡作为的后果与影响,从而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当情势发生了变化,当国际社会大都认同中国的崛起,并抱有或多或少的期待时,这种韬光养晦式的作为就显得不够合拍了。所以,更积极、更主动的作为的确应成为思考中国国际定位的一个重要指向。中国外交的实践已反映了这种指向,博鳌亚洲论坛的创建、上海合作组织的强化、朝核危机的处理、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作为、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表现,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正在与时俱进地调整自己的国际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偏颇有时甚至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也在大讲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批判韬光养晦。但他们所理解和主张的作为,是依据权力政治原则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对着干,用强硬的态度、手段捍卫国家利益,甚至直言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这种作为有悖于历史潮流,而且会误导国人,并导致国际社会的对抗性反应,从而损害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

   二、内向型与外向型

   当代中国的大战略,无论是发展战略还是对外战略都具有内向的、内敛的特点,从而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定位。内向型的大战略或国际定位,其立足点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想过多地卷入国际社会的是是非非;其主导原则是尽量保持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为自身的崛起赢得时间。内向型的思维、偏好与取向是中国的传统。自力更生、自强不息,都是这种传统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传统开始受到冲击与反思,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中国参与全球化力度的加大,简单、片面的理解并固守这一传统已不合时宜。所以,东亚金融危机后,强调积极参与多边主义,强调负责任大国和发挥建设性作用,强调对外开放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都表明中国的对外战略正在发生着适度的从内向型向外向型的转变。

   那么,在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中,内向型与外向型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内向型着眼于自身的问题、自身的事情、自身的实力、自身的发展,这无疑是必要而合理的。不把自身的问题解决好,不把自身的事情做好,不把自身的实力提高,不能保证自身的发展不断完善且可持续,那么就很难在国际舞台上有大的作为。以中国的现实而言,的确面临着很多严峻的内部问题,比如经济层面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工资偏低与消费不足,贫富差距的加大以及市场经济规范化、法制化不足等;政治层面的官员腐败,政治透明度的欠缺,权力运行机制的不规范,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较低水平,官本位的盛行,公众治理与监督的薄弱等;社会层面的道德的整体失序与下滑,公共精神的欠缺,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泛滥,群体事件的增多,刑事犯罪与暴力倾向强化,社会凝聚力、公信力的下降等;环境层面的污染加剧,二氧化碳排放量走高,整体环境赤字加大,资源耗损严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日益突出等。只有尽快解决这些问题,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基础才能真正牢固,社会制度的吸引力才能充分体现,也才有精力、有资格、有能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正是至今为止,中国一再强调着重自身、修炼自身、提高自身的缘由,这一点从西方学者的论述中也得到反映。美国专栏作家布雷默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拥护现状的大国,美国需要关注的是中国国内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国际实力。"①还有人指出:"今后20年,中国的首要任务仍将是内部问题,要集中解决大量国内问题。毕竟,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继续进行经济和政治现代化,并非小任务。中国最高政治领导人相信,今后20年是他们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②

   外向型着眼于外部世界,更多关注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以及在各个层次的互动与依存中,如何合理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利益,并不断增进人类的共同利益与福祉。相比内向型而言,外向型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对外关系中的主动、积极姿态,其国际定位渗透了责任、自信和大国意识。外向型与内向型不是零和博弈、相互替代的关系,尽管双方有着各自明确的特点与取向,但毋宁说它们是一国对外战略、国际定位的两个侧面。对当代中国而言,内向型的思考与定位,有助于我们冷静地审视自身,解决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外向型的思考与定位,则有助于我们与时俱进,不断探索与回应对外关系中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塑造大国意识与风范,担负起应尽的国际责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好。虽然两者均不可偏废,但相对而言,从我们更熟悉、更认同的内向型定位向尚不熟悉甚至还有所争议的外向型定位的适度转型是必要而迫切的。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中国正在崛起已成为世界的共识,而一个崛起的中国必然会在国际社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此,无论是回应国际社会的期望与质疑,还是提升自身的实力与素质,都要求反思和超越内向型的国际定位,以更宏观的视野、更成熟的大国意识与心态审视和处理国际事务。其次是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已导致国内与国际事务的界限被打破。许多事情看起来似乎是国内的问题,但真正解决起来仅靠协调内部因素、处理内部关系却难有进展。这表明,局限于国内视角去解决国内问题已行不通,像前文提到的当代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特别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实施"走出去"战略、防止环境污染、改变消费模式等,都关涉他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必须通盘考虑,协调各种关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才能解决。

   总之,今天的中国在很多事情、很多问题上都无法切断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无法回避与国际社会的对话,无法漠视来自国际社会的种种反应,必须勇于面对。这就要求在对外战略和国际定位中,加大外向型力度。唯有如此,才能有效维护我国利益,包括日益增多的海外利益;才能实现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增进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走向共同繁荣,构建和谐世界的宏伟目标。

   三、"反应"与"塑造"

   对外战略中是被动地回应还是主动地塑造,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定位选择。反应性的战略与定位,具有被动性、对策性。一般而言,该战略的特点是针对某种国际形势、事件、问题作出相应的判断,提出相应的对策。国际环境变化了,对策也随之变化。显然,任何一国的对外关系与对外战略,都少不了这种必然也是必要的反应,在突发事件来临时更是如此。但是国家对外战略中包含着必要的反应,与国家对外战略定位于反应型战略完全是两回事。定位于反应型战略就意味着不主动去改变现有的国际环境,只是消极被动地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在国际事务中往往表现为搭便车、少作为、不表态(或少表态)。与韬光养晦和内向型偏好相呼应,中国对外战略具有反应型特征,这同样源于我们的传统,受制于我们的实力。因实力所限,不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不能在国际事务的决策和国际机制的创建方面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一句话,在国际关系中不能有更大作为,这无可指责。但束缚于不作为的传统,没有主动塑造国际环境的意愿,则需要反思与修正。改革开放前20年,我们遵循反应型对外战略,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这个阶段,实力因素与不作为的传统、意愿恰好吻合,从而遮掩了这一传统、意愿的缺欠。当实力大幅度提升,提供了在国际舞台上作为的条件后,反思和超越不作为的传统与意愿,就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它对我国对外战略和国际定位转型有重要意义。

反应型的战略与定位转向何处,显然应转向塑造型战略与定位。塑造即"主动引导、推动国际环境向我需要的、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变化"③。那么,什么是中国需要的国际环境呢,就是世界的稳定、和平、发展与和谐。一个和谐的世界不仅为中国所需要,符合中国之利益,实际上也为世界所需要,符合人类的共同意愿与利益。正是这一点,使中国的塑造型战略与历史上的霸权国家或雄心勃勃试图称霸的大国的塑造型战略区别开来。前者要构建和谐世界,后者则要称霸世界。塑造型战略体现了更多的自信、责任与建设性介入。自信是对自身的实力、理念、定位的自信,相信不断增长的实力会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决策权;相信和平、和谐等造福于人类的主张、价值会赢得世人的尊重,产生日益增强的吸引力;相信大国的意识与定位既符合中国自身利益,也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负责要求对世界尽更多的义务,维护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正常运转,维护国际法的权威,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与人权,在提供国际社会所需要的公共物品和创建国际机制方面有更大贡献。建设性介入强调用好的理念、价值去渐进有序地改造现行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使国际社会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总之,塑造体现了积极性、主动性。而塑造型战略与定位就是用一种更宏大的视野、更坚定的信念、更明确的主张去引领世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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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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