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照田:当前中国精神伦理困境:一个思想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1 次 更新时间:2016-11-21 19: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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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照田  

   【内容提要】近三十多年,中国在经济上的超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这一经济奇迹作为严肃课题加以研究。但与此同时,中国在精神文明方面越来越严峻的现实,却少有人真正把它作为要深入把握中国近几十年历史和现实必不可少的理解与审问视角来研究和思考。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年义利之辨传统,毛泽东时代更高扬精神、理想的社会,如今却在一般语言表现上极大程度表现为以实利为目的和准绳的社会?本文想对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其所处身的历史与观念机制如何等问题,给予初步的清理,以为读者更好地面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历史与观念的背景。

   【关键词】当代中国 精神伦理困境 思想史 精神史 理想主义

  

   对中国大陆近三十余年历史有较多了解的朋友都知道,被认为从1978年年底开始至今的中国大陆历史新时期,就其开始时推动者的志向来说,是想同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取得高度成就的。在历史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的现在,回头对照新时期发生时推动者的企望蓝图与物质文明方面的成就,可说顺利实现了当初推动者的抱负,同样让人惊讶的是,精神文明方面远远出乎当初历史推动人意料的惊人的不理想。

   相比中国大陆近三十多年在经济上的超速发展,已经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兴趣,有越来越多的学界人士开始把这一经济奇迹作为严肃的研究课题,并由此将带出的认知预先设定为理解当下中国、想象未来中国的不可或缺的视角,中国大陆在精神文明方面越来越严酷的现实,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困扰着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却少有人真把它作为重要课题来研究思考,少有人把它作为要深入把握中国大陆近几十年历史和现实必不可少的理解、审问视角。

   也就是,一方面当代中国大陆越来越严酷的精神、伦理、心理状况,及作为这一严酷状况尖锐表征的极端事件的不断出现,使得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问题常常被谈论,另一方面,却由于少有人对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课题进行认真研究,使得这些谈论的认知价值极为有限。

   比如,很多人把今天中国大陆的精神、伦理困境,解释为党和国家只抓经济不抓精神伦理所导致,却不知这种解释不合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有注重抓精神、思想问题的传统,这一传统在“文革”后仍强力存在。比如,198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便把中共其时迫切要实现的三项重要任务中的两项,规定为致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在可说是中国大陆党和国家通常被认为最重要的文件中把三项重要任务中的两项规定为和精神、伦理直接紧密相关的课题,还说共产党不注重精神、伦理问题,怎么说得过去呢?而此后中共领导人把党风问题反复表述为攸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言论更是不绝于耳。因此,说中国大陆新时期共产党对精神伦理问题不重视,远远不如说他们重视,但却不知道如何重视才能有效改善此方面状况,更符合历史实际。

   而共产党对道德精神问题的关注之所以不能对当代中国大陆精神道德困境有效,和他们不能对当代道德精神问题的形成给予真正历史具体的分析有关。比如,在“文革”结束不久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会把当时党风和社会风气状况不理想笼统归为“文革”的影响,而如此笼统的回答,便会自觉不自觉地以为只要批“文革”、去“文革”就会对社会道德、社会风气的改善非常有益。比如,随着时间越来越远离“文革”,随着新时期的展开,中国大陆党和国家政治、经济观念与规划越来越告别“文革”,但党风、社会道德、社会风气仍不见实质好转,从80年代上半段开始,共产党便越来越把党风和社会风气不理想主要归为——资本主义唯利是图、个人主义等当时被统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气和观念带来的影响,而这种笼统的认识归结,又实质上等于把社会道德、社会风气的改善过度转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警惕和批判。

   这样的问题认识,当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大陆越来越开放,“与国际接轨”顿成时代观念、感觉主潮时,显然会一方面使再大提资产阶级自由化让人感觉不合时宜、自相矛盾,另一方面随着对世界了解越来越多,中国人也越来越知道,大多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社会风气、社会道德方面不仅不像先前中国大陆人所以为的那样不可收拾,且多数社会在社会风气、社会道德表现上相当让人羡慕。而正是因为这样一些时代-观念机制,让90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大陆政府内的很多人(当然也包括很多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开始把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更多寄托在中国现代化发展方面,盼望随着经济的顺利发展,中国大陆人“仓廪实而知礼节”(以为经济富裕后人们自然不再过度关注物质利益,而一定会把相当注意力转向行为端正和加强身心修养)。而这样一种观念-感觉状态,自然让90年代共产党有关道德的思考更转向现代化思路,就是认为现代化经济发展本身具有道德效能,这效能再加上和现代化发展配合的更多现代教育、现代观念熏陶,中国大陆道德、精神问题便可相应被解决。如此这般感觉-认识,当然会使这阶段有关当代中国大陆精神、道德问题的理解、思考,被过快、过度、过于直接地回收到如何使中国大陆顺利现代化这一问题视域中,就是自觉不自觉把大力发展现代化、现代教育,直接感觉乃至理解为在面对当代中国大陆道德精神问题。

   但中国大陆90年代以后的现实恰恰是对这一感觉、理解逻辑最尖锐的挑战。如此说,是因为中国大陆近年历史所尖锐表现的,恰恰是现代化进展顺利的另一面并不是道德的改善,而是道德、精神状况越来越让人困扰。也正是这一越来越尖锐、鲜明的时代困局,逼迫进入21世纪以后的共产党不得不在现代化之外重新审视道德、精神问题,并先后提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新的论述、措施来应对困境,但和这些论述、措施并行的,仍是现实中精神伦理状况越来越让人不安,众多精神、伦理现象越来越让人困扰。

   相比中国共产党关于精神、道德方面问题的思考,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有关思考看起来常常更开放、更多样,乃至更批判。不过,若深究其实,就会发现,表面上的开放、多样、批判,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的有关思考就更有效。

   比如,相比80年代党和国家更多把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问题归为资本主义不良方面的影响,80年代中期成为中国大陆知识界主潮的新启蒙思潮,则更把有关问题归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人没有经过真正的现代化、现代观念荡涤。而到了90年代中国市场化改革大规模铺开后,中国共产党很多人实际上可说是以不那么公开、明显的方式,接受了80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新启蒙思潮关于现代化有助于道德、精神改善的理解,同时期的中国大陆知识界则因立场分化,对当代中国大陆道德、精神状况问题给予着看起来相当多样的回答。比如,左派知识分子主要强调资本主义市场逻辑、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观念等对中国社会道德、伦理问题的影响,也就是把中国大陆当代的道德、精神问题主要归结为资本主义问题;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把当代中国大陆社会中的道德伦理问题主要归结为权力腐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中国大陆的政治、行政权力所以腐败,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权力执掌者不受制约,而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这样,当代中国大陆道德精神问题便主要被解释为政治制度问题;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国大陆今天的道德伦理困境,主要由于晚清以来一波一波激进思潮对传统的冲击和破坏,这样,当代中国大陆道德精神问题的解决便主要被理解为传统的复兴问题,特别是突出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儒家传统的复兴问题;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则强调中国大陆今天的道德伦理困境,主要是由于民族自信心的丧失、民族认同的失落,这样,当代中国大陆道德精神问题便被快速解释为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的恢复问题,以及国家民族认同的塑造问题。

   比起这些很大程度上直接将自己的政治-社会立场外推的关于当代中国大陆道德精神困境问题的回答,1993年—1994年中国大陆的人文精神讨论虽然在其开始时并没有直接深陷这类逻辑、立场预设,但由于最初提出人文精神失落的那些讨论者,没有同时提供——可深入当代中国大陆相关真实经验来讨论当代中国大陆精神、身心问题的——认知、思考途径,仍使这一当时引起广泛关注的人文精神讨论,很快转向因为中国没有宗教,故中国人缺少终极关怀这样一些论说、讨论路径,从而使得这次人文精神讨论虽然一时引起的共鸣强烈且广泛,认知上的收益却相当有限。这种直接聚焦当代中国大陆道德、精神、身心状况不理想的思潮,在2000年后中国大陆知识界又有兴起。只是这批知识分子关注中国大陆虚无主义问题,在思考认识上直接受施特劳斯关于克服虚无主义的思考的影响,认为当代中国大陆的虚无主义,主要是文化、教育、生活脱离了使中国文明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根源。是以要解决当代中国大陆的虚无主义问题,中国的文化、教育,乃至生活,都应该重新被这些使传统中国成为中国的根源性存在彻底清洗。而显然,这样一种思路开出的药方,是对早期中国他们认为重要的存在的重返,在重返中接新、塑新、开新。

  

   通过上面的扼要整理,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文革”以后中国大陆无论是国家、共产党还是知识分子,他们对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困境问题的回答,看起来颇多样,而且常常在调整、变迁,但实际上这些回答彼此间却有着致命的共通点,就是都没有对有关历史作认真、深入的考察与分析,便直接给出了他们关于中国大陆当代精神伦理状况问题的解释与回答。

   为什么从“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的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风气、精神道德不理想状况的谈论、思考,会陷入这样一种隔膜状态呢?简要地回答就是——这和“文革”后一些年中国大陆的思考主潮状况的影响有关。

   就是在“文革”后最初几年的思潮焦点是反思、检讨“文革”,而在这检讨反思“文革”的思潮中,一个越来越占据压倒性地位的看法是把“文革”看作是一场反现代的运动,而这一判定又引出下面这一问题:为什么会在自认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这么一场主导了中国大陆十年历史的反现代运动?正是对这一设问的时代回答,关键性地确立着——在80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占据着压倒性主潮地位的——新启蒙思潮的历史感、现实感、社会感。

   “文革”后对这一问题的核心解答是:中国大陆虽然看起来在1956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封建主义在中国的长期存在,由于可有力改造此封建社会体质的现代社会生产、现代经济在中国不发达,在在都使得中国的封建主义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表现在社会实质状态上,就是其时的中国社会主体,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干部、解放军,看起来各异,但多数都因受现代荡涤不够,骨子里实质还是前现代的小生产者。而这种革命其表、小生产者体质其里的社会状况,又有着看似冲突、实际共构的两面性,平时是封闭的、保守的、目光短浅的、缺乏民主意识的,狂热起来则会趋向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反现代“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①

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新启蒙思潮的推动者们就为——为什么看起来已经迈进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一场在他们看起来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反现代,但却长达十年的全国性运动——这一深为困扰他们的问题,提供了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的解释。就是,一方面中国是这样一种历史-社会-文化-心理体质,另一方面其时的国家主导者却过度去关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问题而不注意封建主义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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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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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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