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拓: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审视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98 次 更新时间:2020-02-14 09: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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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拓  

  


   内容摘要: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四个历史阶段。1840年以前,可以说是基于帝国逻辑的中国中心与等级化的世界整体观,体现了对普遍性一定程度的认同。1840年以后的三个阶段,逐渐转向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换言之,转向对特殊性的认同。其间,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世界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浪潮,而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整体性和共同性得到明显倡导与发扬。这个历史脉络表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从认同中心论的普遍性,向国家主义的特殊性乃至当今特色性思维的转变。改革开放促使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同与定位向世界主义转向,从而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与世界关系中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统筹与协调问题。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与实践进行总结、反思,维护改革开放的价值与理念,推进中国继续沿着人类文明的大道前行,是不容回避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中国政治与外交;中国与世界关系;天下主义;世界主义;改革开放;

   作者简介:蔡拓,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主义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6ZDA095);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项目编号:15ZDA28)阶段性成果。

  

   一国与人类文明、整体世界的关系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核心议题。对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中心,正在日益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来讲,这一问题格外尖锐、急迫。1840年以来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中国认知并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历史。在全球大变局的新形势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为突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方向、进程与成效,因此,理应成为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特别是全球学研究的重大基础性问题。这正是本文写作的缘由与旨趣。

   一、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内涵解读

   中国与世界关系是一个内涵广泛、领域丰富、层次多样的议题,几乎涉及现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与领域的研究课题。本文认为,至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认知主要有以下四个向度或层面。

   1.政治与经济的解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常常立足于政治与经济的视角,对中国与他国进行比较,对中国在区域、世界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发展潜力与前景进行分析。比如,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还是新兴大国)与美国、俄国、日本、欧盟各国、印度等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比较;中国在亚洲、在联合国等各种国际组织、在全球和平与发展事务上的发言权、影响力的分析。这种解读从学科意义上可纳入比较政治、比较经济,其宗旨是通过中国与相应大国的比较,通过中国在区域、全球中政治与经济的变化,反映中国与世界不断变动的关系。当然,对当下中国而言,这种解读更多的是论证中国的超常发展与崛起。

   2.国际关系与对外战略的解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多是置于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框架中探讨,换言之,是从国际关系、世界政治、国家对外关系与对外战略的视角予以分析。这种解读,一方面,与上述政治与经济视角的解读有共同、重叠之处,如关注中国政治、经济及其相应的国际影响力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有自己鲜明的特征,那就是突出中国在特定时期的国际社会、世界舞台上的位置、角色、作用。特别是关注大国关系、世界领导权、全球发展走向等问题。显然,相对于政治与经济视角的解读,国际关系与对外战略的解读更为宏观,比较色彩和战略意识更为明显。当下中国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与研究,大都立足于此。

   3.文化与文明的解读。相对于上述两种视角,文化与文明视角在解读中国与世界关系时,既是一种视野和边界都更宽泛的解读,也是一种更注重社会特别是精神层面的解读。由于文化与文明不能等同,所以,这种解读又分为两个层次。文化总难免具有国家、民族的特色,而文明则强调地区的、整个人类的共同性。于是,当我们从文化视角认知和探究中国与世界关系时,关注的是不同文化的特色及其比较,比如,中华民族的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比较,分析其优点与不足,以及在当代的意义与作用。当我们从文明的视角审视中国与世界关系时,关注的是中华文明对人类的贡献,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以及与主要文明的互动。尽管有这种区分,但无论是文化视角还是文明视角,都会或多或少表现出对中华文化与文明的偏爱、赞赏,甚至会在民粹主义的鼓噪下走向中华文明的优越论、“老大论”。当下,“厉害了我的国”“中华第一”的喧嚣,正是从文化与文明解读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非理性表现。

   4.哲学价值与理念的解读。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认知与定位,如果仅停留于上述三个向度、层面,尽管也涉及到相关领域的理论,但总体上讲,还是偏重实用层次的解读,并未真正触及到该关系的本质,即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与观念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一种文明与整体性国际社会、人类文明的关系。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其几千年的生成与演进中,我们是如何认识自身与其他文明、其他民族特别是人类文明关系的,我们的视野、眼界、自身的优劣,对他者的态度,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认知等等,这一切才是认知和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要义,才是需要从哲学高度给予理性把握的关键。没有这种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与理念的审视,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与把握就缺失必要的理论深度。而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忽视或回避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价值与理念的解读,都可能导致认知中国与世界关系上的片面、失误,甚至走向歧途。

   由于中国与世界关系本身是个比较泛化的议题,所以,认知和研究这一关系的向度与方法也是多元的。上述四种类型只是一种粗略的划分,其中前三种类型是常见的,但相互间的界限并非那么鲜明,多有交错。第四种类型即哲学价值与理念的解读较少,但非常重要,应给予高度重视。本文将立足于哲学价值与理念的视角,对中国与世界关系进行历史的审视与分析。

   二、 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四个阶段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定位及其实践,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而每个阶段又具有明显的特点。

   (一)基于帝国逻辑的中国中心与等级化的世界整体观(1840年以前)

   总体上讲,1840年以前,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还是远为模糊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拘泥于根深蒂固的传统认知。概括地讲,这种了解与认知就是中国中心的、等级化的世界整体观,它的要义如下:其一,世界是个整体,这种整体性主要是指文明的整体性、价值的普遍性。世界被中国理解为“天下”,而天下是涵盖整个人类的文明的天下,它是一个价值体、文明体,意味着人类是一个遵循“天道”“天理”,即普遍价值而生存的共同体。由此可见,古代中国对世界的理解与认识是一种整体主义,强调文明、价值的普遍性;其二,整体的世界不仅是基于普遍的价值与文明的秩序,还是现实中诸多权力体“国”组成的共同体,它在空间意义上体现着不同权力体的位置,构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化的差序格局。换言之,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整体的世界又呈现出另一种面目,即它需要文明的中心、权力的中心、政治的中心去维系,于是空间意义上的现实世界就是中心主义的、等级制的世界,而中国是这个等级世界的中心,处于这个等级世界的顶端;其三,这个整体性且又强调中心与等级的“天下”,在现实世界的制度与秩序构建上,由三个同心圆组成:“第一个是内圈,是皇帝通过郡县制直接统治的中心区域;第二个是中圈,是帝国通过册封、羁縻和土司制度间接加以控制的边疆,第三个是由朝贡制度所形成的万邦来朝的国际等级秩序。”[①]

   显而易见,1840年以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与实践,长处是体现了一种普遍性的价值观、文明观,上升到理念与思维,特别是哲学层面,是更倾向于认同普遍性,它表明中国的文化传统具有普遍主义的基因,包含了心系天下的世界主义的情怀。但其糟粕也异常鲜明,那就是自我中心、等级制度与文化。华夷之辨、朝贡体制,无不体现了“内外有别”“上下有序”的自大理念与相应的制度构建,与现代平等理念格格不入。只有保持这种清醒的头脑,我们才能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天下主义有更理性的认识,才能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古代认知有更客观的定位。

   (二)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天下主义、世界主义、国家主义的三重变奏(1840-1949年)

   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基于帝国逻辑的天下观,基于华夏中心的文明观。原来世界如此之大,强国如此之多,国际秩序远非中国主导和熟悉的朝贡体系,而是诸多主权国家遵循基本的规则与共识,同时又依据自身实力与影响而建立起的威斯伐利亚体系。于是,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构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加入主权国家为单元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就成为第二阶段中华民族的历史性任务,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与定位,也正是围绕这个历史性任务展开。

这一百年是中华帝国逐渐解体的百年,也是受侵略、受屈辱的百年,是救亡图存,反压迫,反侵略,求解放、求新生的百年。在这一百年中,天下主义、世界主义、国家主义的三重变奏,反映了中国与世界关系认知的调整、波动。睁开眼睛看世界后,由于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犯,懂得了落后挨打的道理,所以,富国强兵成为首选。于是,发展实业,扩大贸易,开始重视科技和新型教育,一系列举措应运而生,但这一切都局限于富国强兵,并未涉及整个社会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与治国理念的根本性变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集中体现了这种境况。而这种境况恰恰反映了这一时期天下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博弈。中国被外力强制性地从帝国推向主权国家体系,深感富国强兵的重要,开始学会从主权国家角度考虑问题,这是从国家主义视角审视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但是,对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要求的各主权国家平等,以及主权国家之上没有其他国际权威来统摄国际事务、国际秩序的共识则既未领会也不认同。所习惯和陶醉的仍然是中华文明的优越论与中心论,内心深处依旧认为,中国天下观中所指认的“天道”“天理”才是处理各国关系的价值准则。由此可见,帝国逻辑的天下主义与民族国家逻辑的国家主义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纠缠交织,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当然,由于世界已进入民族国家时代,而中华民族又面临反抗外敌入侵和殖民主义的历史任务,所以,建立一个富强的,在国际社会有尊严、有地位的国家,理所当然地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也因此,国家主义的思维、价值理念就成为中国的主导性价值与理念。不能忽视的是,在这一百年中,出现了现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主义浪潮。世界主义有着古老的渊源,在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中都有体现。在世界主义的思想史中,20世纪初恰恰是世界主义在现代的复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主义复兴的时代背景。中国在“五四”前后兴起的世界主义浪潮无疑是世界主义复兴在中国的反响与体现,而梁启超、蔡元培、傅斯年、陈独秀等著名学者、政治家,以及一批“五四运动”的领袖和新文化运动精英所表达的世界主义情怀和所阐述的世界主义思想,至今仍发人深省。[②]梁启超认为,“国家非人类最高团体,故无论何国人,皆当自觉为全人类一分子而负责任。故偏狭偏颇的旧爱国主义,不敢苟同”。[③]“我国人向来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而谓必须有更高级之团体焉,为一切国家所宗主,即所谓天下。……此种广博的世界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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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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