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拓: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全球大变局的症结与应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5 次 更新时间:2019-01-31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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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拓  

大变局的说法由来已久,以李鸿章所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最甚。当今,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喜欢用世界大变局、全球大变局来形容、概括国际社会出现的新问题,世界形势出现的新变化,人类文明出现的新进步。总之,这是一个褒贬并存的词汇,也可视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但指的都是新近出现的,在或长或短的一个时期内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变化与趋向。


对于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来讲,全球大变局更是一个熟悉的词汇,因为全球大变局研究就是要关注全球范围内国际关系出现的新变化。那么当前的全球大变局有哪些表现,其症结何在,中国又该如何应对,显然这正是当下最为重要的问题。


全球大变局的现象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出现了三次大的变化,国际体系出现了三次变革。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宣告了两极争霸的格局解体,西方主导国际事务,特别是美国独大的局面形成;其次,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受到重大挑战;再次,以2016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和英国脱欧为标志,二战后建立的由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受到根本性冲击。现在所讲的全球大变局,从现象层面概括,主要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逆全球化浪潮汹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全球化是一种特殊的现象,也有着特殊的意义。特别是近代以来,全球化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而逆全球化则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说“不”。当下的逆全球化不仅是对全球化所导致的全球贫富差距表示不满,更是对全球化本身予以否定与批判。于是才会出现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欧美难民问题日益严峻等事件。正是在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全球贸易、投资明显下滑,保护主义兴起,自由贸易受阻,全球经济出现困境。


其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强势崛起。伴随逆全球化浪潮而来的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崛起。冷战结束后,由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受到重视,所以凸显了全球主义的理念与价值。而逆全球化则反其道而行之,力主国家中心、国家本位,强调本国、本民族的至上性。用特朗普的话来讲就是“美国优先”“美国利益第一”。与此同时,反精英、反建制的民粹主义也异常火爆,它们把当前国际社会的经济低迷、社会动荡、冲突加剧归罪于精英倡导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


其三,强人政治受到青睐,民主理念与制度受到冷落。由于西方各国现有的国内外治理体制、理念、政策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导致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困惑,所以强人政治成为当前的一种走向,民主理念与制度受到空前的质疑与批评。冷战结束后,传统的高度极权的制度和强人政治曾受到反思,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兴起,民主制度明显扩展。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由于全球经济治理的不力,全球环境特别是气候治理受阻,欧美难民问题加剧,以及恐怖主义猖獗,现有民主制度的治理能力与效力受到批评,加之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所以强人政治有了回潮的土壤。近年来特别是2017年,美国学术界担心民主崩溃、颓败、退潮的讨论与著述增多,一些学者认为,世界进入了“民主错乱的新时期”,其表现就是,民主的衰退已蔓延到欧洲和美国这些核心的自由民主国家,整个世界的光谱向威权主义一端偏移。


其四,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根据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具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自由主义的理念与价值,即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市场经济;二是西方的主导地位,特别是美国的领导地位;三是以联合国、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为依据的制度治理,所以西方的主导地位和美国的领导作用也主要体现为制度霸权。直到冷战结束,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始终受到中苏等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批判与抵制。冷战结束后,该秩序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包括中国都成为这个秩序与体系的认同者、融入者、建设者。但是今天,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遭到美国政府的批评。特朗普要终结的不仅是美国的“新自由主义革命”,还有二战至今的基于理想主义的全球化,以及相伴相生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他要打破既定的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建立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他的安全顾问博尔顿也持这种观点,认为与全球主义紧密相连的全球治理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削弱了国家主义和美国的国际力量,使美国付出过多代价,必须抛弃。


其五,中美贸易战和“特朗普革命”。全球大变局不仅表现于上述关涉国际关系发展方向、制度、理念的重大问题,还更具体地体现于中美贸易战和由于特朗普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乱象丛生的国际关系。在全球经济事务中,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发生了震撼世界的贸易争端。而商人出身的政治家特朗普又时常突破已有规则的束缚,无论在国内事务还是国际关系中都独往独来,或是令国内建制派无奈,或是以“退群”的方式让国际社会惊愕,导致国际关系的极大不确定性,增加了国际社会的风险。


其六,难民问题方兴未艾,身份政治异军突起。在全球大变局及其所造成的乱象中,另一问题也不能忽视,那就是欧美的难民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难民问题已不同于过往的由于战争、贫困、突发的环境灾难等所引发的难民流动与安置问题。这个意义上的难民问题固然还存在,仍需要认真解决,但当前的难民问题更多地涉及身份认同、身份政治,即难民在一国(当下主要是指在美国和欧盟国家)驻留后,如何确定身份,如何在价值观念上解决自身的文化特殊性,以及与迁入国的主流文化之关系问题。换言之,今天的难民问题固然仍有经济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文化因素。身份认同、身份政治的碎片化,已形成对一国主流身份认同、主流身份政治的挑战。


全球大变局的症结


以上概括的全球大变局的六大表现,其共同之处就在于非理性,即体现了对当前国际关系的非理性认知。换言之,非理性正是当前全球大变局的症结所在。


非理性是相对于理性而言的。在一般的、通俗的意义上,理性是指人有区别于动物的思考和思维能力,能够运用智力,以推理方式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也意味着能够综合运用各种知识,对客观事物和社会发展做出符合实际的评判、定位与选择。显然,非理性就是不能正常地运用智力进行逻辑推理,也难以对客观事物和社会发展做出符合实际的评判,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往往体现为任性、感情用事、过于极端和片面等。上述全球大变局的六大表现,都可以从非理性角度予以分析与解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当前国际关系的特点。


逆全球化的非理性在于,对全球化的认知出现了误解。表现之一,全球化被仅仅或主要理解为一种经济现象与进程,而事实上全球化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方位进程,不能仅仅从经济角度予以评判。表现之二,混淆了全球化的本质与现象。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展示人类日益相互依存,并作为一个类主体求生存、谋发展,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整体性文明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也就是马克思170年前所说的进入“世界历史”时期。而全球化现象,当前主要是指全球化政策的负面性及全球治理的困境。由于未区分本质和现象,所以当下就误把全球化不当的政策带来的负面性和诸多挑战归罪于全球化本身。表现之三,忽视了全球化的过程性与阶段性。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我们今天所遭遇的全球化,不过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新一轮全球化。这轮全球化经历了启动、繁荣和下行三个阶段,人们对全球化的不满主要源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困境和社会动荡。但是在评价全球化的历史地位时,不能仅关注近十年这个时段,至少要看到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样才可以避免“全球化过时论”“全球化死亡论”,才可能克服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悲观认知。表现之四,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被误解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这种误解的原因在于未区分资本的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化,它是客观的、中性的。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则附着了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反映着生产关系。同时这种误解还在于未区分历史上的全球化与当代全球化。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全球化可称之为历史上的全球化,这个开启于地理大发现的全球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体现了阶级中心、国家中心、资本主义中心,所以可称之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而20世纪70年代后的全球化则开始凸显人类的整体性,尽管西方发达国家还主导这一轮全球化的进程,但共同问题、共同利益、共同价值的存在,使得当代全球化已不能简单地再定位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它具有了新质。表现之五,全球化的价值导向与内在理念被简单地理解为自由主义。这也是一种误解,全球化的理念与价值之根是全球主义,自由主义要服务于全球主义,由于自由主义具有歧义性,最好慎用。


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强势崛起的非理性在于,迷恋国家本位与国家中心,神化底层民众作用,盲目仇视精英。不言而喻,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最基本的行为体,所以在今后很长的时期内,国家在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仍然居于首位。但同样明显的是,国家已不可能垄断人类公共事务的管理,必须学会同成长中的社会力量协调、对话,共同应对全球问题,管理公共事务。所以,仍然固执地坚守国家中心、国家本位是落伍的表现,也无助于人类应对各种相互连接的复杂的问题。至于精英与民众的关系,简单地偏向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必须学会在制度性框架内,通过协商处理公共事务,平衡双方的关系。在西方,强人政治受到青睐,民主理念与制度受到冷落与排斥的非理性在于,只认同强人政治在处理内政外交上的权威性,推崇其效率,而忽视甚至忘却了强人政治在价值观念合法性上的缺失。强人政治在一国的出现有其内在原因,在整个国际社会也有市场,从而表明现行的制度、政策存在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强人政治的产生有其现实合理性。但这种现实合理性绝不意味着价值观念上的正确性、政治上的合法性,以及处理内政外交的可持续的有效性。西方强人政治的根本弊端就在于缺乏制度化的有力的民主监督。正是由于对强人政治的过度纵容,西方民主理念与制度遭到冷遇甚至排斥的现实也就不足为奇了。这里的非理性在于,没有把反思民主与反对民主严格区分开,夸大民主的不足与缺欠,走向另一个极端。


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有着内在的弊端,那就是西方主导,制度霸权,因此,遭致人们的批评和反思是理应之事。但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毕竟是二战后集体协商的结果,反映了二战后的战略力量的现实和对集体安全、制度治理的共识,并以联合国为基本框架处理国际关系与事务,应当说直到今天,其还有生命力,为国际社会所认可。特朗普及其追随者要打破、改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以实现“美国优先”,这显然是极其不理性的行为,已对现有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构成了重大冲击。美国发起的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摩擦和“特朗普革命”的非理性更是为世人所感知,其恶果已威胁到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国际关系的平稳发展。自由贸易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规则,也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但美国却抛弃这种共识和规则,任性地发起贸易战。诚然,世界经济、中美贸易存在结构性问题,两国贸易政策也需要进行反思和调整,但以贸易保护主义来应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显然是偏离了正轨。在中美贸易战的同时,“特朗普革命”全面出击,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协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到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乃至威胁要退出WTO,特朗普的“革命”与任性已严重冲击现有国际体系,损害了现有国际秩序。


难民问题和身份政治更为复杂,涉及人性、人权和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与选择,如宗教、血缘、族群、传统等。从非理性的角度上讲,在难民问题中,生存权(主要体现为生命和维系生命的经济供给应得到保障)与公民享有的广泛权利并未作必要的区分;宪法规定和保障的普遍性的公民权与个人、族群、宗教、传统所坚守、维护的特殊权利与文化偏好未区分开。于是,原本合理的难民的生存权与进入他国后需要时间和政策调整才能逐步实现的公民广泛权利之间就产生矛盾,而这种矛盾往往就通过难民与融入国公民的冲突表现出来;更值得关注的是,在难民问题上的政治性冲突的表象背后,身份的诉求日益强化,而这种身份诉求已不再停留于居于少数地位的族群要享有平等的主流族群的公民权利(即宪法规定的权利),而是要突出和保护自身的特殊性。这样一来,维护人权和人道主义的“政治正确”原则就被非理性地解读为自身特殊权利的护身符。尽管“政治正确”中的非理性在美国、欧盟表现最为突出,但世界各国的民族、宗教等问题都会涉及,不可忽视。


中国的应对


全面审视全球大变局,特别是认清全球大变局中的非理性因素,明确以理性的认知与战略回应非理性的认知与战略,是中国应对全球大变局的关键所在,也是最理性的选择,最符合本国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基于此,中国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着力点是:


其一,坚定不移地推进全球化,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与全球化再平衡。全球化是人类文明的大趋势,其动力源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组合,它们支撑并推动各个领域的全球性交往,导致相互依存的不断加强。相互依存已成为人类的内在生活方式。全球化的不当认知和政策,导致全球化进程中出现非人性化、贫富差距过大等现象,导致自我中心、霸权等错误认知,这些必须予以重视并着力解决。但非理性的逆全球化认知和对全球治理困境的夸大乃至失望,丝毫无助于当前问题的解决。中国在高举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旗帜的同时,要积极引领全球治理,着力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的不平衡,努力实现全球化再平衡。


其二,系统、深入地诠释并努力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觉抵制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我们要高度警惕潜藏于心底的中国中心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逐步克服现实主义的束缚,增强国际关系中的世界主义色彩,从而弥补现有国际秩序的不足,推进其朝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其三,深刻认识、理性对待中美关系的新变化,避免冷战思维,坚持协商对话,构建经济紧密联系、政治坦诚守信、权力与地位定位客观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已很难回到过去40年的状态,竞争、对抗的因素与趋向明显,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相互不信任与摩擦会增强。这就要求我们更冷静、更理性地处理中美关系。不要轻言冷战,但也不能回避进入新冷战的可能。与美苏两极争霸时期的冷战不同的是,当今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已远非一国一个政治家所能改变,两个平行经济体系与市场不可能再现,这就决定了各国间特别是中美之间内在的联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矛盾难以克服,但双方必须学会用文明的、对话的方式去协调,而不能付诸战争;中国一定要客观地评估自己的国力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明确无意与美国争夺全球领导权的立场。


其四,如何做到在全球大变局中能运筹帷幄,在非理性的国际关系乱象中能理性应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定力,自身的智慧,尤其是自身的观念、价值、制度的吸引力,而这一切又都与能否深化改革开放和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们必须认真总结这一历史进程的成就与经验,反思不足,从而更坚定地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的进程。唯有如此,才能遏制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才能继承与发展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更理性地认知中国与世界之关系,警惕中国中心论,警惕反民主思潮,警惕强人政治,警惕“文革”观念与制度的回潮,并扎扎实实地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提升国人的全球意识,提升我国的社会活力,提升我们的制度和观念的吸引力。总之,中国在国际上的更大作为,中国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的更大贡献,归根结底依赖于我们改革开放的深度与国家治理的水平,依赖于我们在人类文明大道上前行的坚定信念与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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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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