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关系;传统社会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面对着加快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历史使命。自恢复重建4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学在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设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1982年，费孝通先生提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首先要有“五脏六腑”1，是典型的“白手起家”状态。时至今日，不但“五脏六腑”已经非常完备，而且其中的一些学术机构、研究领域和学术期刊也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有些部分实现了与国际社会学接轨，享有国际声誉。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学逐渐形成了一些颇具中国特色的研究领域、研究议题和分析范式。如城乡发展研究，其中包括农村社会学和发展社会学等，在社会学重建以后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汇聚了大量的研究力量，形成了很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使得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格局明显区别于国际社会学。在欧美社会学的历史和当代研究中，城乡发展尤其是农村发展从来都没有成为“显学”，农村、农民在社会学中大多是作为传统社会的“遗迹”或将被城市发展取代或改造的对象出现的，农村研究没有形成系统而有影响的理论和经验范式。因此，农村研究的繁荣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学走出自身道路的重要标志。此外，在民族、家庭、社会治理等研究领域，中国社会学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科和学术体系，并在与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互动中不断向前推进。但是，在学科体系完备、学术体系形成自身特色的同时，中国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在国际社会学界不能发出有力的声音，在国内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以及政策研究领域也难以形成有影响的话语。究其原因，社会学的研究大多仍然停留在对经验现象的调查、描述和总结阶段，没有能够形成一般性、普遍性的概念和理论。理论的匮乏不仅导致话语的缺失，也不利于经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带来了一些悖谬的现象，即一方面经验研究覆盖面广，议题丰富，而且也不乏概念和理论关怀，甚至有些研究一篇文章就出一个新概念，另一方面，概念却很少能立得住，更难以增强经验研究的洞察力和想象力。本文将针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问题，对一些典型的经验研究中所遇到的理论瓶颈进行分析和探索，指出除了西方理论之外，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是社会学理论建设的一大宝库，如何在现实经验的研究中挖掘传统、从传统中吸收营养，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经验研究中的理论预设

认清社会学经验和理论的互动关系，需要对具体议题的“研究进展史”进行考察。每一个有影响的议题都有自己的“研究进展史”。一个研究议题一般会经历从经验到概念、从概念再到经验的重复过程，概念在与经验的互动中逐渐变得外延明确而内涵丰富，为理论的形成奠定基础。在这个概念和理论的进展过程中，当代的经验现实和过往的理论资源通过研究者的研究实践发挥作用，研究者本人对经验的深入程度、对理论的理解程度都以带有研究者个性的方式影响着这个过程，因此不同的议题史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也决定了其“理论化”的程度和在学术体系中的命运。社会学重建以来，有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议题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其中有些议题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概念和分析范式，对相关的研究领域也产生了显著影响，具备了理论建设的条件。对“关系”的研究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

“关系”一词在中文里有丰富的意涵，主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特别强调两个人乃至多人“关系”的特殊性。当我们使用“关系”一词，如我和某某“有关系”或某甲与某乙“关系好”的时候，是指这两人的关系在某些方面超出了一般的“关系”。所以，英文中的connection、relationship等词汇虽然可以翻译为“关系”，但通常是用来指代一般性的社会关联，所表达的恰恰不是“关系”所要强调的意思。这种差别最早被一些研究中国的国外社会学家所注意到，他们开始将其作为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而加以讨论。魏昂德（Andrew Walder）在他用口述记录的方法对改革开放前天津企业所展开的“单位制”研究中，发现这是理解单位内部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核心，他将其称为“工具性人际关系”（instrumental-personal ties），以此来说明职工之间、积极分子与领导之间基于资源交换和庇护效忠的特殊“关系”（Walder,1986）。杨美慧（Mayfair Yang）在“文革”刚刚结束时来到北京进行人类学的田野研究，专门以“关系”为对象，她发现以礼物往来为基本内容的“关系”是个人和组织行为中最为重要的结构现象。为了以英文更准确地表达“关系”的意思，她特别用了“关系学”或“关系实践”（the art of relationship）来指代这种特别的“关系”（Yang,1994）。此后，“关系”的概念在海外中国研究学界逐渐普及，汉语拼音guanxi变成了英文世界中的一个学术名词，用来专门指代这种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

在关于guanxi的海外研究中，托马斯·戈尔德（Thomas Gold）等人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社会关系》一书可以作为代表（Gold,Guthrie&Wank,2002）。此书汇集了一批海外中国研究专家有关guanxi的论文，所收论文的标题中几乎都有guanxi一词。《美国社会学杂志》（AJS）还在2004年发表了李博柏为此书写的一篇书评，可见其在学界的“热度”。与此同时，我国港台地区学界也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社会学本土化”的热潮，其标志就是一些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关系”“人情”“面子”等一些本土观念进行社会科学化的研究（杨国枢、文崇一主编，1982）。在东西方学界的研究热潮影响下，国内的社会学也先后兴起了几个在“关系”研究影响下的研究议题。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以边燕杰为代表的“关系”与求职过程和职业流动的研究，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边燕杰，2004；边燕杰、张文宏，2001）。边燕杰又将“社会资本”概念与职业流动的研究结合起来，使得“关系”的研究更加概念化（边燕杰、丘海雄，2000）。“社会资本”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dieu）提出，经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和林南等人的努力，广泛应用于人际社会网络的资源获取研究中。在当前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中，有些人把“关系”和“社会资本”的概念混淆使用，将布迪厄以来这个在西方社会学界得到充分发展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当作“关系”研究的中国理论版本，很多以“关系”为研究内容的论文戴上“社会资本”的帽子或者寻求与“社会资本”理论进行对话，以至于“社会资本”成了中国社会科学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这种现象既体现了中国社会学者寻求理论升华的努力，也反映出“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但是，在引入西方概念时，中国社会学界对“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等概念的理论预设缺乏应有的反思。

在寻求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概念“输入”的同时，中国社会学界也在对自身经验现实的研究中不断丰富着相关的研究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乡镇企业研究中，有些社会学家深入到乡镇企业的经营和销售机制的“内部”去探寻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奥秘，发现了“关系”在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运作中的关键作用（刘世定，1995;Weitzman&Xu,1994），开辟了“关系”的本土研究的先河。此后，在村庄社会治理、征地拆迁、社会运动乃至近来的农业产业和组织研究中，“关系”都成为解释各种社会现象背后机理的重要因素。在丰富的田野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提出了诸如“关系产权”“关系动员”“关系控制”等概念，用来指代中国社会中到处可见的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用“关系”来调节利益冲突、权力对立的普遍现象及其作用机制（周雪光，2005；折晓叶、陈婴婴，2005；邓燕华，2016）。这些概念的重点指向了“关系”的一种正向或负向的“功能”，成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视角，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海外中国研究讨论guanxi概念时带有的“猎奇”感，并正在发展成为研究中国社会现象的一种分析范式。

仔细考察这种本土化色彩日益浓厚的“关系”研究，会发现其问题意识和理论预设仍然带有很强的“输入”特征，只是比较隐蔽，很多身在其中的研究者都未必能清楚地意识到。第一批海外中国研究者看待“关系”是从西方社会理论的视角出发的，这种视角赋予了“关系”概念两个重要的特征，这两个特征一直支配着中国社会学对“关系”问题的讨论。

我们可以将这两个特征概括为“牟利性”和“特殊性”，它们非常有代表性地体现在魏昂德对“关系”的论述中。魏昂德将“关系”称为instrumentalpersonal ties，这种翻译方式本身就体现了西方社会学对“关系”的基本认识。一方面，“关系”是个人性的，讲感情的，限定性地发生在具体的人之间，具有典型的帕森斯“模式变量”的“特殊主义”特征。在受过一般社会学训练的研究者的思维框架中，这种特征来自传统社会，是将要被现代社会的“普遍主义”特征取代的对象。另一方面，“关系”又是工具性的，是权力和利益交换的直接纽带，充斥着“牟利性”，甚至可以看作“仪式化的行贿受贿”（ceremonialized bribery）。这两个特征造就了“关系”的典型形态——以“培养感情”的名义搞关系，获得实际的好处（Walder,1986:180）。在魏昂德看来，这不但与现代科层制内的关系形态相去甚远，对社会主义体制内上下级的庇护关系也是一种破坏，因此他将这种受到“关系”腐蚀的现代单位制叫作“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魏昂德的著作在中国社会学界影响很大，他赋予“关系”的这两个特征几乎笼罩了此后社会学对关系的研究。国内的学者大多步其后尘，将“关系”视为一种牟利性的人际交换工具，并在这个意义上大量使用“社会资本”概念，以至于使这个概念几乎脱离了布迪厄、科尔曼等人的原意。在本土的社会学研究中，以“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研究，如“关系产权”“关系控制”等都沿用并重视“关系”的牟利性特征，只是更加突出了这种牟利性不仅限于有关系的个人之间，而且构成了政府行为和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关系产权”展示了“关系”在政府和企业运作中的重要性（刘世定，1995；周雪光，2005），“关系控制”展示了“关系”在政府治理行为中的重要性（邓燕华，2016）。以“关系控制”为例。“关系控制”是指在征地拆迁或纠纷调解中，政府往往动用与“钉子户”或调解对象有“关系”的第三方出面做工作而达到目的，例如做公务员的弟弟说服钉子户姐姐搬迁。这在中国社会极为常见，而且经常奏效。“关系控制”的分析往往突出“关系”的牟利性特征，以此例而言，姐姐之所以会搬迁，是考虑到弟弟的前途，而弟弟的前途又是姐姐在将来可以利用的资源。这种对关系的“设想”不仅将姐姐看作一个深谋远虑的“投资者”，而且还预设了弟弟未来可能的“腐败”行为，魏昂德所说的“仪式化的行贿受贿”成为对“关系”双方的共同“预期”。基于对“关系”的牟利性特征的认识，虽然社会学研究者大都认识到“关系”在社会结构和政府治理中的关键作用，但是很少对其做正面的评价。有些学者将其视为国家权力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渠道和工具，视为动员和控制的手段，但是这种名义上依靠“感情”、实际上用利益笼络或威胁的治理手段对国家政权建设、社会稳定发展是否具有长远的功能是明显存疑的。这种较为普遍的态度反映了西方社会学对现代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理论预设，即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的利益交换和权力互动应该建立在普遍性的规范之上而非个人性的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关系之上，“牟利性”因受到“规范性”的规范而具有价值与合理性，而这个关键要素恰恰是“关系”所缺乏的。

“关系”的“特殊性”特征，反映出西方社会学对“关系”认识的片面性和肤浅性。魏昂德所强调的“个人性”或“特殊性”，就是指“关系”的“特殊主义”，这其中很多是预先存在的血缘、亲缘、朋友等私人关系，“个人性”“特殊主义”都指向这些关系导致的偏好。这是用帕森斯的模式变量理论来套用中国社会中的现象，其分析力量来自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理论预设。根据这种预设，传统社会中的特殊主义关系原则必然会被现代社会中的普遍主义原则所取代，以特殊主义作为根本特征的“关系”也必然减弱甚至消失。这明显忽略了“关系”中所含有的普遍主义的价值要素。西方研究者通常将“关系”中的非功利性因素看作是“感情”“人情”，一方面，感情成为牟利的“装饰品”或附属物，另一方面，在帕森斯的模式变量中，互动关系中的个人情感因素也会随着现代社会的演进而减弱。总结来看，这种西方现代化理论预设对“关系”研究的影响表现在合二为一的两个方面：以“感情”为名义的私人利益交换。“感情”只是强化了“关系”的私人性质，而这种形式的利益交换就是微型腐败。这实际上导致了“关系”的污名化。本土概念的污名化正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建立的最大障碍之一。

二、理论的“寻根”

西方社会学理论是中国社会理论建设的重要资源，但并非唯一的资源。西方理论来到中国要落地生根，或者中国本土概念要生长起来成为理论建构的要素，这些都是社会学中国化和本土化的主要过程2。我们考察研究议题的“进展史”，重点要考察其如何进入到中国社会的更深层次，触摸到社会跃动的脉搏。这除了立足本土、从实求知的田野研究工作之外，还需要大量的理论建设工作。以“关系”议题为考察对象，我们发现，在大量的“输入”研究和本土研究基础上，“关系”研究依靠“历史转向”有效推进了其理论建设。

国内社会学家通过“社会资本”“嵌入性”“关系网络”等概念向国外寻求理论概念的同时，也在本土寻求思想资源。第一个思想资源大家就是费孝通先生。费孝通在其社会学名著《乡土中国》中用“差序格局”来概括中国人的“关系”结构，“差序格局”由此成为本土社会学引用频率最高的学术概念。费孝通受到过系统的社会学、人类学学术训练，此书在他于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到国内，在云南大学任教期间写成。这段时期的费孝通在学术研究和思维方式上都秉承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但狼烟遍地，此时的学术著作中又不乏家国情怀。“差序格局”是相对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而言的，如果我们仍然用以帕森斯模式变量为代表的现代化社会理论来进行检视，可以看出这背后颇为明显的乡村与城市、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预设，并以此来解释中国人为什么“私”、中国社会为什么“落后”。但是与海外的中国研究学者不同，差序格局概念揭示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而且这种结构有着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费孝通，1948/2009）。所谓“社会结构”，就并非仅描述人们亲疏远近的关系构架，实际上这种关系构架在各大文明、各个国家都普遍存在。作为社会结构特征的差序格局所强调的是人们以亲疏远近作为其行动的原则和主要参考框架，而不是说人们的行动对象有亲疏远近之别。作为别人的儿子要孝，作为别人的臣要忠，作为别人的朋友要信。关系不同，原则就不同，而且不能混淆和等同。例如父子之间慈孝有别，不能统一用“爱”来要求。由此可见，这恰恰是一种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伦理原则，因为只要是具有某种“关系”，则采取某种行动原则就是一种伦理要求，而不是像魏昂德所说的那种工具主义的功利原则。这种伦理原则在民国时期就有许多思想家注意到。梁漱溟称之为“伦理本位”，认为这是构成中国人行动结构的基本原则，贺麟则盛赞其有似于柏拉图所提倡的崇高价值（梁漱溟，2005；贺麟，2011）。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差序格局的重点在于“差等”和“次序”，这是用现代学术语言的表述。用中国传统的话语来表述，则差序格局可以叫作“伦”，对此潘光旦有专门的讨论（潘光旦，2010a）。潘光旦对古代典籍中“伦”字的用法做了极为详尽的考察，指出“伦有二义”，一个是“类别”，所强调的是差别和等级，另一个则是“关系”，而且此义是“伦”字的主要意涵（潘光旦，2010b）。

由此可见，“伦”字就是“关系”一词的古典形式，它不是指抽象的、一般的关系，而是指具体的、特别的关系。这种具体、特别的关系中又蕴含着普遍性的原则，这些普遍性原则依附于差等性的关系而有所差别，形成了根据不同的“伦”而具有的“理”，对应于现代学术语言，则是不同的“关系”就有不同的“原则”。由费孝通到梁漱溟和潘光旦，由“差序格局”到“伦理”，显示出“关系”虽然是当代的社会现象和当代词汇，但有深厚而庞大的“根系”扎根在传统中。

将“关系”和“差序格局”再往前追溯的努力体现在吴飞的文章中。他直接将差序格局与丧服制度联系在一起，将“水波纹”形的关系结构用丧服图（五服图）表现出来（吴飞，2011）。丧服图和丧服制度中包含了“亲亲”“尊尊”两个维度的关系结构，他在对比之下指出，差序格局讲的是亲疏远近的“亲亲”维度，而在社会生活中还有一个尊卑高低的“尊尊”维度，所以差序格局应该是两维的立体结构而非单维度的平面结构。在此基础上，笔者根据对先秦儒家《仪礼·丧服》及其历代注疏文献的解读，指出亲亲、尊尊分别对应的就是儒家思想的仁、义两大伦理原则，以五服关系这种高度符号化的亲属关系表达为桥梁，细化为父子、夫妻、兄弟、君臣、朋友的各种“人伦”关系中的孝、悌、忠、信等不同的伦理原则（周飞舟，2015）。人们在“关系”中的利益和权力交换受到这些伦理规范的制约，这些伦理规范及其相应的情感投入非但不是“关系”的“装饰品”或者虚假的“名义”，恰恰是“关系”这个概念的本质。一个人违背了这些伦理原则，就被看作“薄情寡义”，或者不被看作“好人”，他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中就很难如鱼得水、畅行无阻。在由这样的“行动伦理”构成的“关系”结构中，利益是“关系”的副产品，是“好人”的回报，这是从中国古典文献中得到的理论，与西方人对“关系”的看法正好相反（周飞舟，2018）。

通过对“关系”议题的研究进展史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通过理论的“寻根”反思来改变和替换理论预设的过程。“关系”议题最早由海外中国研究发起并引起了热烈讨论，并被赋予了功利性和个人性的基本特征，这背后的理论预设将“关系”塑造成一个营私舞弊且传统落后的概念，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便被建构成将“关系”改造成为西方社会个体本位基础上的公民关系的过程。中国社会学在此议题上日趋深入的经验研究以及持续不懈的“寻根”努力探索到“关系”概念的理论源头，并试图找回被西方现代化理论剥离掉的“关系”背后的价值和伦理。这不但是理论建设和话语建设的过程，也为推动现实社会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

经过“寻根”和“正名”之后的“关系”仍然是解释社会行动的主要因素，但不再被单纯地看作是功利性和工具性的，而是被看作社会结构的黏合剂和文明价值的风向标，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有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对城乡工业和农村产业的社会学研究中，“关系”及其背后的伦理构成了我们理解地方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正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精神动力来源（付伟，2021；徐宗阳，2022）。

三、回到文明的源头

中国式现代化所指的是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通往现代社会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结果，也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中国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实践的反映，因此也应从中华文明中汲取营养，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这也正是中国社会学的优势所在。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仅存的古代文明，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绵延不绝的连续性。社会学所关注的当下的现实，既非从外而来的新事物，也不是古代社会的遗迹，而是仍然活着的传统，是传统在当下社会的新形态。当下社会的新现象层出不穷，如果我们将其看作全新的事物，就只能对其结构和原因进行“截面”的分析，其中的轻重主次只能根据我们对它们的比例、功能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进行判断。就像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在排除了多重共线性的可能之后，对影响因素的考察还原为对其回归系数显著性的比较一样。如果我们将社会现象看作传统和现代的碰撞和结合，看作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因遇到各种地形地貌而出现的新形式，那么首要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分清哪些是一以贯之的水流，哪些是地势的落差、蜿蜒的河岸和水底的礁石，这样就会更清楚内外本末，不被眼花缭乱的新事物所迷惑。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逆流而上，认清河流的主体。我们向上追溯得越远，对当下的水流风向越会有清楚的认识。具体到社会现实而言，行动者的言行思想、社会的风俗习惯、政治诉求的表达方式，都不仅受当前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到“习焉而不察、日用而不知”的传统的影响。更进一步说，那些当前影响我们研究对象的结构因素，也都有所自来，也是各自历史变迁的产物。当下的社会现实，永远是历史众流的汇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传统的重视和对历史的追溯是当下社会现实研究的钻井机和推进器。

要从传统中汲取营养，需要向传统学习，端正对传统的态度。虽然社会学学科内不乏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思和批评，但是简单的社会进步观往往构成我们向传统学习的障碍。片面的社会进步观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国家的殖民历史有关，几百年的扩张史将全球文明简单地划分成发达与不发达、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的二元系列，建构了以西方现代社会为发展目标的单线道路。实际上，西方国家内部反而充满了对现代社会的反思。我们应该从传统中学习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需要通过学习传统来进行解答。向传统学习，要摒弃简单化的“去粗取精”和“为我所用”观念。向传统学习的目的是取其精华、学以致用，但是就传统社会思想而言，哪些是精华、哪些对当前社会有重要价值，其判断的标准仍然需要结合对现代社会和传统思想的认识程度来加以确定。随着对传统和现实认识的不断深入，判断标准也会不断发生变化。我们还是以“关系”研究为例。如果没有对“关系产权”“关系控制”等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挖掘，没有对费孝通和潘光旦的“差序格局”和“伦”的概念探究，我们面对丧服制度和五服图，就会认为这是传统社会的遗迹，除了具有博物馆的展览价值外别无用处，更不会借助《仪礼》和《礼记》中的思想对当代“关系”研究背后的西方理论预设进行反思。实际上，对传统社会思想的营养吸收是在向传统学习的过程中发生的，而不是事先设定了标准对其加以简单粗暴的评判和取舍。

在向传统学习的过程中汲取营养，对学习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源远流长，经历了两千多年的积累和变迁，再加上近代以来剧烈的社会和文化变革过程，与以西方社会文化为基础构架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都有很大的距离甚至是隔阂。如何缩短距离、打破隔阂，是汲取营养、建立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的第一步。

与今天的社会学理论相比，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首先，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发展有很强的积累性，并且有比较独特的积累方式，这决定了我们进入、理解和学习的门径和方法。不得其门而入，则不能见其室家之好、宗庙之美和百官之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主体是儒家社会思想，而儒家社会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孔子及其弟子编纂的经籍中。历朝历代的社会思想家大多通过“注疏”的方式来阐释经学思想，形成了博大浩瀚的文献。这些文献大多采取“述而不作”的方式，以阐述孔学思想为己任，但是由于其所处的时代都面对各种新的问题，所以大多数文献实际上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孔学思想的不断阐发来表达自己对社会和政治的见解。这使得中国两千多年所积累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就像看不见的宝藏密码一样隐藏在连篇累牍的“经传注疏”的字里行间。这些典籍的体例大多以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和撰述为纲而展开解释，呈现为条目笔记式的形态，比如《论语》的一句话就会形成绵延两千多年的阐释史。要挖掘这些思想精华，就需要尊重其注疏学的传统，条分缕析、抽丝剥茧式地进入。这当然对今天的社会学研究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实际上，围绕儒家社会思想的核心典籍，大致形成了四层阐释和讨论文献，就像沉积岩层一样层层叠放累积起来。第一层就是历代的注疏和笔记，是儒家经籍的直接展开；第二层是民国时期对儒家经典文献的“检阅式”讨论，当时一些社会思想家经学修养深厚，同时又受到新思想的影响，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对儒家经典中的核心问题用新思想、新方法进行反思和检讨；第三层是海外汉学研究，19、20世纪的一些汉学家功底扎实，对经籍有着深入的把握，他们从西方文化视角进入，其论著往往新意叠出，但问题意识和理论预设则往往与经籍所寄相去甚远；第四层是当代国内学者的研究，由于受到西方理论和中国当代经验的影响，其研究视角多样、问题意识驳杂、研究水平参差不齐，与经籍原意相差最远。由此看来，当代社会研究者虽然视野开阔、手段先进、经验丰富，但是要挖掘传统社会思想的宝藏，面对的障碍最多、难度最大。基于中国社会思想这种如根、干、枝、叶层层展开的整体性和积累性，要真正追根溯源，就不能停留在枝叶层面，不能满足于三手、四手文献，而是应该探赜索隐，追寻到社会思想的源头，然后沿着经籍文献和历代注疏“顺流而下”，这样不但容易理解经籍的原意，辨析各种三手、四手文献的问题意识和理论预设，而且能够帮助社会学摆脱“截面”分析导致的治丝益棼，分清楚当代社会现象中活着的传统、外来的思想和真正的新事物。

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很强的实践性。儒家的社会思想，目的都在学以致用，在于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做人，因此与其说是一个由概念组成的庞大理论体系，不如说是一个由士人组成的庞大实践体系。儒家社会思想中的理学和礼学都极为精微繁复，辨析的用力之处都在一念之间和毫厘之差。这种辨析的功夫看似精细的学问，实乃生命的实践。惟日孜孜，贵在有恒。这种生命的学问，贯穿于古代思想家的人格修养和命运际遇，散见于日记书信，寄托于传记诗文，往往能形成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时间的空洞”（费孝通，1993/2009），百世之下让人心向往之而莫不兴起。这不但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渊源，也是中国特色社会学不竭的动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