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拓:和谐世界与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 次 更新时间:2014-07-16 17: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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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拓  

   【内容提要】目前对和谐世界新理念的理解与界说正处于热烈讨论之中。对这一新理念应从价值指向、政治诉求、学理要义三个方面予以审视和挖掘。和谐世界的理念是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中国反思并重新确立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对外战略的标志性成果,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涉及意识形态、国际定位、外交哲学。这一战略转型,无论对于中国本身还是对于世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与影响。

   【关 键 词】和谐世界 中国对外战略 战略转型

   和谐世界这一新理念的提出,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那么这一理念到底具有哪些内涵?能否标志中国对外战略的新取向或转型?而这种变化与转型会给中国与世界带来哪些影响?本文将对上述问题给予学理的分析。

   一、和谐世界的多维视角

   "和谐"并非中国独有的理念,因此对它的理解自然也就显现出多样性。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环境中,是不存在和谐状况的。"[1](P63)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则认为:和谐区别于合作,并且两者一般是不会并存的。"在和谐盛行的地方,合作是不必要的","和谐是非政治的……相反,合作是高度政治的"。[1](P62、64)由此可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学派都从学理的层面否认有和谐世界。不仅如此,就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或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也大都立足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去观察世界,更强调资本主义强国(资本主义中心)对世界外围国家的剥削以及由此导致的尖锐冲突,从而意味着世界和谐的消失。但同样是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则坚持并倡导和谐。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更是得到张扬与复兴。著名的社会理论大师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区别于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左派)和新自由主义(右派)的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所信奉的价值是:平等、对弱者的保护,作为自主的自由、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世界性的多元化、哲学上的保守主义。[2](P70)另一位在全球化、全球民主研究领域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学者戴维·赫尔德也强调:"社会民主的典型特征是:一方面信奉社会正义和社会和谐的原则,另一方面信奉自由民主政治的核心原则:法制、政治平等和公民权利。"[3](P20)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讲和谐、重和平的传统。中国驻日大使王毅在日本设立的第一所孔子学院做特别演讲时对这一传统做了很好的概括:"和"的首义是人与人的和谐;"和"的价值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和"的体现是奉行"中庸之道";"和"的境界是"和而不同";"和"的根基是"仁";"和"扩展到对外关系上就是主张"亲仁善邻",总之,"和"是天地之正道,其本质要求是在不同复杂事物之间准确把握平衡,协调各种利益,综合不同意见,化解各种矛盾。[4]

   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演讲,更明确地阐述了当代中国对和谐世界的理解,那就是: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这一见解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中再次得到体现,白皮书指出:中国认为,和谐世界应该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具体而言就是:坚持民主平等,实现协调合作;坚持和睦互信,实现共同安全;坚持公正互利,实现共同发展;坚持包容开放,实现文明对话。

   那么,面对上述对和谐与和谐世界的种种理解与界说,我们到底该怎样认识其内涵呢?笔者主张应从以下三个层面予以把握。

   其一,和谐世界的价值指向。首先必须明确,和谐世界不是现实,而是努力追求和有待建构的目标。当代国际社会并不和谐,局部冲突与战争广泛存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想与主张。既然是理想、目标,当然就更多地体现着某些价值追求。和谐世界的基本价值指向是:公正、平等、宽容、共赢、多元。公正与平等是人类的永恒价值追求,从团体、民族、国家,直至整个世界,能否真正做到公正与平等,决定着这些不同共同体的生存、发展乃至命运。公正与平等决不意味着平均、无差别、无个性,而是指一种人的权利得到保障,人的尊严得到维护,人的价值得到实现的状态与环境。只有坚持公正与平等的价值目标,才能减少冲突,走向世界和谐。宽容与多元体现了对文化与精神多样性的认同与尊重。如果说公正与平等与人的本质相联系,能为绝大多数人自觉与不自觉地追求,那么宽容与多元的价值则需要精心培育。人们更习惯于一元的思维,更容易妄自尊大,至少是对于"他者"缺乏耐心、尊重与热情。因此,若不能自觉地倡导和培育宽容精神与多元文化观念,就会走向片面、狭隘、排外,甚至滋生仇视、对抗的情绪,导致世界的不和谐。共赢是一种新的价值与理念。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的相互依存更为突出,全球性问题所带来的挑战与困惑也更为尖锐。所以,无论从利益的共同性还是问题的尖锐性而言,人类都日益成为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世界能否和谐,人类能否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这种清晰而明确的整体意识和共赢观念。

   其二,和谐世界的政治诉求。和谐世界的新理念不仅在价值层面上为国际社会勾画了蓝图,力图引导国际关系的走向。同时也体现了对现实世界,特别是现实国际关系的回应。从这个角度上讲,和谐世界的基本政治诉求是和平、发展、对话、合作、共存。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是当代人类的共同呼声与愿望。然而当代国际社会并非太平盛世,战争的阴云始终存在,局部冲突更是从未间断,南北差距加大,生态环境恶化,实现人类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对话与合作是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必要途径,也是最佳手段。面对社会制度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全球性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只有坦诚的对话和有效的合作,才能找到共同利益与要求,实现各国、各民族的独立发展和人类的整体性进步。没有对话与合作的意愿,不学习对话与合作的艺术,这个世界就无法和谐,也不能发展。共存是一种理性而现实的政治选择。当今世界,无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都呈现出多元性、多样性。当然,这之中最有影响力的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很长时期里,求同存异、共处竞争的理念并未真正深入人心,更谈不上被有效实施。相互较量的制度、意识形态都试图在短时间内消灭对方,一统天下。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这种你死我活的对抗性政治理念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尊重现实,学会理解与尊重对方,在共处共存中求得发展。

   其三,和谐世界的学理要义。对和谐世界新理念的认识与把握大都停留于上述两个层面,但还需要进行深度理论挖掘,以揭示出其更深层的学理内涵。首先,和谐世界需要以承认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性为前提。和谐世界固然意味着矛盾的化解,利益分配的相对公正,多样性受到尊重,但同时必须明确,和谐世界要求对"和"与"同"的共识。在和谐世界中,不仅有丰富的多元性与多样性,而且有对世界发展走向与规律的基本认同,这就是"大和"、"大同"。不明确这一点,世界的和谐就缺乏了根基,就很难持续。其次,和谐世界有赖于民众的普遍参与和共同治理。国际社会由诸多行为体构成,而在这众多行为体中,国家又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行为体,因此,和谐世界的主角当然是国家。但仅有国家的参与并不能构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和谐世界,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特别是普通民众的参与,才能为世界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才能真正实现全球治理,达致世界和谐。如果忽视甚至排斥民众的参与和治理,眼光只盯住国家,这个世界是无法和谐的。再次,和谐世界依托于全球公民社会。既然和谐世界要求民众的参与和治理,那么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就是理中之义。因为民众参与的力度与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形成成熟且理性的公民社会。所以,能否更自觉地认同全球公民社会的历史作用,充分发挥其治理公共事务的潜能,就成为评判和谐世界的又一重要尺度。

   总之,和谐世界的理念需要多角度审视,多层次挖掘。虽然人们对和谐世界的理解有差异,其语言的表述也各具特色,但其价值指向、政治诉求、学理要义却具有普世性。这些普世性的内容,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理解与认同。

   二、和谐世界标示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

   国家对外战略是指:"一国对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等总的认识和谋划。"[5](P73)显然,国家对外战略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政治性,是国家处理国际事务,进行国际活动的总路线、总方针。新中国成立直至文革结束,由于美国对中国的敌视和中苏论战与对抗,国际形势异常严峻。加之我们自身在国内外事务中都奉行"左"的指导思想,所以对外战略表现出明显的革命性、对抗性、意识形态化的色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论在国际形势的判断还是自身的国际定位上,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从国家对外战略来看,相继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中国坚持走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多边主义和新安全观,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等重大命题与理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和谐世界的理念是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中国反思并重新确立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对外战略的标志性成果,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以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对外战略为参照系,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对外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

   其一,从唯意识形态到超意识形态。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都有自己的价值导向或指导思想,而这种价值导向或指导思想又往往与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所以在不严格的意义上也可以说国家对外战略内含着意识形态的因素。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战略片面夸大了意识形态因素,把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敌友的唯一标准,并以此来指导对外交往和处理国际事务。这样一来,国家间的关系就简单地等同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国际事务就变成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之间的事务。无疑,这导致了中国外交的孤立与困境。虽然为了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我们也经常讲国际统一战线,并在此基础上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爱,使我们难以摆脱对抗性思维与心态,因此,这个时期的中国对外战略,偏离了处理国际关系的正常轨道。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战略逐渐回归到国际关系的逻辑起点,即把国际关系主要视为国家间的关系,而不是国家所坚守和信奉的意识形态的关系。既然是国家之间围绕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事务而进行的国际对话与交往,那么就应该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然主要是国家间的对话与交往,那么,国家利益就是一国对外战略的最高准则。邓小平在1988年10月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6](P330)十六大政治报告更鲜明、更全面地阐述了我国超越意识形态,寻求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与发展的对外战略。"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我们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7]和谐世界这一中性的理念不仅继承了十六大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精神与主张,而且更加彰显了中国对外战略的超意识形态性,从而有利于赢得更多的共识,开展更多的国际合作,推动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

其二,从现有国际秩序的批判者、打碎者、边缘者到有保留的认同者、建设性的融入者,并开始摆脱边缘化成为有重要影响者。新中国成立后,先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与阻挠,随后是中苏论战以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争霸,所以,中国在现行国际秩序中始终处于被排斥、被边缘,甚至被打击的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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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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