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强:传统与当代中国——近十年来中国大陆传统复兴现象的社会文化脉络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3 次 更新时间:2018-02-09 23: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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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强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的近十年来,中国大陆逐渐兴起一股草根性和民间性的传统复兴热潮。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这波传统复兴热潮的社会文化脉络及其所蕴含的时代问题?我们是否可能透过这波所谓的传统复兴热潮来进一步把捉当代精神文化的走向?本文从当代虚无主义发生的脉络出发,尝试将传统复兴现象理解为一种时代的症候性反应,其所对治的时代问题是在经历了革命与发展后如何重建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基层生活共同体,如何重建一种可能贯通古今且面向未来的社会体制。为此,文章与当代几种关于传统的理解展开了论辩,强调了从中国现代问题出发理解传统问题的重要性,并尝试在儒教与儒学之间进行辩证的区分,探索儒学传统是否仍然可能作为一种批判导引的力量继续发挥其引领中国历史的作用,以重建一种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社会体制。

   [关键词]传统;当代中国;儒学;儒教;文化政治

  

一、传统复兴现象及其背后


   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近十年里,中国大陆逐渐兴起一股传统复兴的热潮。

   这次传统文化热具有几个颇具象征性的事件来标志自己,一是2000年以来兴起的少儿读经运动,这一运动在2004年关于读经的争论中达致高潮,而其余波一直持续于今,据估计,大约有1000万少年儿童参与;二是出现了大量推广传统文化的民间团体,以青年志愿者公益社团的形式向各种社区和各种人群传播传统文化,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一耽学堂”、天津“明德国学馆”以及山东“德谦学校”等;三是2006年中央电视台第10频道开播的面向大众的传统文化普及节目《百家讲坛》中,播出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一时间成为大众文化的焦点;四是北京大学哲学系面向经济精英开设传统文化培训性质的“乾元国学班”,成为继MBA 、EMBA班之后高校培训经济的新的增长点,甚至成为企业精英追求的新时尚;五是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具实体性质的“国学院”,并且主张改革学制,成立一级国学学科,将国学从现代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当中独立出来。此外,可以视为一个基本背景的是,民间大量涌现礼俗重建的活动,修宗祠、撰族谱的活动与民间信仰活动结合,在基层社会蔚然成风。作为这一系列传统复兴现象之某种官方反应象征的是,2006年《光明日报》开办“国学版”,开始用整版的篇幅以国学的名义正面宣传传统文化。同时,国家领导人也在一些场合发表肯定传统文化的讲话。

   鉴于这一波传统文化热潮基本上聚焦于对传统典籍和传统学术的关注,学界人士大多以“国学热”来指称之。同时,鉴于这一波传统文化热潮首先是由民间推动,而且基本上是以民众为主导的特点,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民间的”、“民众的”“草根性儒学复兴运动”。①然而如果适当放宽视野,我们会发现,这一次传统文化热潮实质上具有一种全社会在社会文化心理上对待传统的态度转变的意味。今天的中国人似乎忽然发现了传统的温情,似乎忽然在传统里找到了家园之感。尽管孔子仅仅是个符号,但国家汉办在世界各地成立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推广机构,冠之以“孔子学院”之名,至少已经承认“孔子”是中国文化不可替代的象征;而在知识界也逐渐出现了一种以“文化自觉”超越左右的思想趋向,以及以“文化自觉”指导中国理解的学问取向。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知识精英“文化自觉”之集体表达的是2004年举行的两次文化论坛,一是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发起的“2004中国文化高峰论坛”,论坛发表了著名的《甲申文化宣言》;一是由周凯旋和董秀玉发起,以当代中国最为活跃的知识精英群体为核心成立的“中国文化论坛”,该论坛明确以“中国文明主体性”问题为主旨,并定期召开年会,其对中国知识界之走向必定会产生深远影响。

   那么,何以会在这一历史时期发生这样一种对待传统的态度转变呢?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这一波关于传统文化的新的热情呢?发生这样一种传统文化复兴热潮的社会文化脉络究竟是什么?它究竟在何种程度说明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或者说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吗?

   实际上,无论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上,还是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上,关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或者文化问题的讨论,似乎总是一个时代破题的先导。若仅就改革30年以来的当代中国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实际上是关于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大辩论,其中当然肯定者或辩护者有之,而否定者或批判者却更居言论的优势;90年代初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表面上是海外新儒家研究在大陆兴起和推广的结果,但实际上仍然是80年代文化讨论的意味深长的延伸;而发生在1994年的“人文主义”讨论,诚如甘阳所言,作为首次表达出的对于经济理性带来的当代中国人精神处境的焦虑,可以看作是80年代文化讨论的终结,而这一终结也恰恰意味着90年代一个新的时代气氛来临的先兆。实际上,90年代在高校特别是以北大为中心的学院内部,也曾经出现过一波关于国学的学术热潮,其结果便是在北大成立了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并创刊了《国学研究》杂志。多年以来默默耕耘的传统文化研究,开始重新具有了一种颇为蕴藉的学术和文化姿态。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共识的破裂,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争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经济和社会政治议题已经直接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而不必假手“文化”讨论来曲折地涉及社会政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也以新的形式展开。在新左派的理论构想当中,由于“现代性”问题视野的引入,反思现代性问题开辟出一个重新理解中国现代史的新视角,亦即将中国现代史理解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的建设过程,反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实践恰恰成为中国现代的动力,而对现代性的“反”,不仅仅是一种“反思”,更是一种在对传统进行加工改造之后的正面“反动”。这表明传统已经找到了另外一种寄身的形式。在新自由主义那里,根据他们的激进市场主义,社会被理解为一种自发的秩序,因此,传统作为一种自发秩序的资源,势必会从理论上进入他们的视野。苏格兰启蒙主义的理念为一些儒教原教旨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所共享,正是此种对待传统态度的最好说明。

   不过,最近这一波传统文化热潮,与上述这些对待传统的方式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

   如果说以往关于传统文化的关注,总是先由思想界的讨论为先导,或者说知识思想界的讨论本身即是传统复兴的主要内容和几乎全部表现的话,那么最近这一波传统文化热潮却有所不同,它首先发自民间,来自大众,可以说主要是一场民间、民众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它更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上对待传统的态度转变。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波传统复兴热潮表现出更多以往未曾出现的新的特质,而这些特质不仅展现了传统适应当代历史条件的新可能,也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特定的需求。

   与此相比,知识思想界的论述明显脱节于民众的实践,我们甚至可以说,知识思想界自身关于传统的论述虽然也是此一波传统文化热潮的组成部分,但作为论述却至今尚未能够从根本上把握住这场传统复兴运动的底蕴和实质,尚未能够为这场自发的运动提供一个自觉的表达。那些关于传统的论说,无论是否以儒学或传统为立场和出发点,都仍然未能走出自己既定先在的论域,而去直面不断变化的鲜活实践,都未能直接从民众的实践中去体察时代的真实呼声。因此,如何去把握和理解这场运动,如何能够在理论上表达这场运动背后的真实诉求,如何为这场运动赋予一个具体的文化形式,就成为摆在当今知识思想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为了能够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同时检讨这样一个问题,亦即如何建立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传统观,以及建立一种怎样的传统观的问题。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首先需要深入检讨这场传统复兴运动发生的社会文化脉络,并尝试追问其中所蕴含的当代中国问题。

  

二、能否将“传统复兴”看作一种社会运动


   或许有人会质疑,将这场传统复兴热潮称之为一场传统复兴运动,是否合适?或许它仅仅是一种流行的社会文化倾向而已,并不足以将其作为一场具有广泛社会效应的运动。但我们却认为,之所以将这场热潮称之为运动,恰恰因为这场热潮在一定程度上自觉采取了社会运动的形式。而正是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波传统复兴热潮的新鲜特质。

   以传统的名义,它或许会为我们创造出一种当代中国的新的社会性可能,同时也有可能为基层社会建设提供一个“传统”的维度。在这方面,北京大学“一耽学堂”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来分析。

   “一耽学堂”是一个由北大学生组织的传播传统文化的社团。该社团为自己树立的使命,一是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文化;二是引领和推进中国本土(草根)公益事业;三是探索和实践中国社会基层教化和地方性教化。他们明确提出社团的主题或目的在于“社群生活的养成和改造”,而实现这一使命和主题的途径则是“用公益建设文化,以文教引领公益”。作为一个以青年为主体的社团,他们为自己设定的方法是“文化+公益+青年”,而这也构成社团活动的主题词。

   在“一耽学堂”的自我定位中,传统文化是内容,公益性是活动形式,青年的自我组织则是活动的载体。最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他们对文化、公益与青年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解。

   一方面他们通过传统文化来组织和形成社群生活,以社群共同体来传播文化,同时把文化传播作为一项社群的公益事业;而另一方面,他们在传播传统文化的公益事业当中感受和培养传统文化的价值感,在文化价值感的养成中形成社群生活。而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实践理念当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儒学公共空间②的可能性。所谓儒学公共空间,意味着儒学所代表的传统价值,可以走出国家层面和家庭层面的传统伦理,而有可能走向一种新的公共生活伦理。这一方面意味着传统有可能成为适应时代需要的建设公共生活伦理的新资源,而同时也表明,传统在贡献于新时代的需要时,也可能于其中实现自我的改造。这样一种公共生活的伦理,首先表现为社群内部的组织和交往的原理,培养一种“天然的愉快的集体感”。虽然该社团的实际运作过程尚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其实际状况也或许未必具有如我们所赋予的意义,但他们将传统伦理改造为一种适应团体生活的伦理的努力方向,作为某种实验性的实践,显然具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践梁漱溟儒学理念的某种意味。其次是将社团工作的重点定向于基层社区,试图通过传统文化的传播,来实现基层社区的道德教化。为此,他们设计出一种以吟诵和唱诗为形式的所谓晨读运动,在社区公园里结合晨练健身活动,组织社区民众进行晨读,大声朗读经典。这样一种形式的公益活动,有可能为基层生活共同体的重建提供一条方便的路径,在陶冶身心的活动中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传统经典滋润个体身心的同时,也重建起早已冷漠的个体与个体之间亲近的情感纽带,从而使传统的邻里生活共同体有可能在今天的小区生活方式当中重新恢复。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基层生活共同体的重建可以经由晨读诵经的形式就可以达成———那仅仅是一种文化的诱导性因素,我们更为期待的是能够通过这样一些文化形式的创造,最终导向一种更具实质性内涵的基层社会互助传统的恢复和重建。而只有基层互助连带关系的实现,在我们看来才是传统文化功能的真正实现。

但是,经由“一耽学堂”等等一系列个案的观察,我们发现,如果结合基层社会自发涌现的礼俗重建活动来理解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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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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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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