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兴化三大小说家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7 次 更新时间:2014-02-16 20: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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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这是我第十次踏上兴化大地。

   第一次,1981年2月,从白驹初到施家桥;第二次,1981年10月,陪刘冬同志来兴化;第三次,1982年1月春节,与刘冬、赤布同志冒雪到兴化、施桥,考察施廷佐墓志铭;第四次,1982年3月底,来兴化安排专家考察日程;第五次,1982年4月,与国内十六位专家考察座谈新发现的文物史料;第六次,1982年6月,与王士君等同志来兴化、施桥,为《施耐庵研究》拍摄照片;第七次,1982年11月,与刘冬同志来兴化参加施耐庵研究小组活动;第八次,1983年10月,与刘冬同志在施家桥墓地条探;第九次,1994年11月,来兴化参加明清小说研究会年会。九次到兴化,受到张华、谢加里、沈恒生、黄友梅、赵振宜、李法、高岩、许勤、邹文灿、张丙钊、蔡武康等同志热情接待,终生难忘。

   这次再到兴化,与老同志、新朋友聚会,又得以在“昭阳讲坛”汇报研究心得,感到非常荣幸。今天讲的题目是:《兴化三大小说家施耐庵、陆西星、李清论》。着重谈谈有关三位作家的考证,也谈谈兴化三大名著《水浒传》、《封神演义》、《梼杌闲评》的价值。

    

   一、施耐庵、陆西星、李清的考证

   随着旅游经济的开发,出现了“名人故里之争”:江油、安陆争“李白故里”,尤溪、建阳、婺源争“朱熹故里”,丰润、辽阳、铁岭、武阳争“曹雪芹故里”,连赵云、貂蝉、二乔、西门庆的“故里”,都有地方在争夺,让人啼笑皆非。

   但是,施耐庵、陆西星、李清没有“故里”之争。施耐庵好像有兴化、大丰在争,但从历史看,施耐庵是“兴化白驹场”人;施家桥施耐庵墓和白驹施氏宗祠,是一个整体。这就是说,兴化施耐庵、陆西星、李清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毫无疑义的,没有人争夺的。

   现在的问题,不是说别的地方有另一位《水浒传》、《封神演义》、《梼杌闲评》的作者;而是有人说,你这里的施耐庵、陆西星、李清,作为《水浒传》、《封神演义》、《梼杌闲评》作者,“证据不足”。

   所以,证据问题,是解决历史疑案的关键。今天就来讲讲这个问题。

   中国古代断案,以包公最为清明。如果“与国际接轨”,时时处处讲“证据”,他的断案,恐怕也难成立。秦香莲告陈世美杀妻灭子,如果陈世美请来现代律师,就会以“拿证据来”为之作“无罪辩护”:第一,没有结婚证书,证明秦香莲陈世美是合法夫妻;第二,没有DNA鉴定,证明陈世美与冬哥、春妹有亲子关系;第三,钢刀上的血迹,不能证明是韩琦的。再有皇姑、太后的干预,还不马上放人?看电视剧,对于案情,观众心里明明白白,就是因为证据被毁,证人被害,始终不能定案。但大家都清楚一个基本道理:法官不能定案,不等于事实就不存在。

   施耐庵、陆西星、李清,生活在元末明初、明代中期、明末清初,距现在好几百年了,档案销毁,文献湮没,加之视小说为“小道”的观念,想从地里挖出一块刻有“施耐庵著《水浒》”、“陆西星著《封神演义》”、“李清著《梼杌闲评》”的石头,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那么,问题是不是就不能解决了呢?不。首先,应该看到,由于后人的努力,还是找到了许多证据。我们只要用刘冬同志倡导的“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分析方法”,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谈到施耐庵考证,决不能忘记刘冬同志的功绩。他是建国以来最早提出揭开施耐庵之谜的人,也是五十年中用力最勤、探索最力,并从根本上推动、指导了这一工作的人。

   刘冬同志1952年的《施耐庵与〈水浒传〉》,提供了施耐庵墓和祠堂、《兴化县续志》载《施耐庵墓志》与《施耐庵传》等材料,为施耐庵生平勾勒出一个轮廓:施耐庵,名彦端,又名子安,张士诚据吴,曾登门造访,不应,避祸居于江阴,又回兴化,旋居白驹场,成为白驹镇、施家桥施氏自苏迁兴始祖,元配季氏,续配申氏,生子让,字以谦,孙文昱,字景胧,或述元,等等。

   这个轮廓,到了1958年,被出土的《施让地照》证实,地照所署日期为“大明景泰四年二月乙卯朔越有十五日壬寅”,与杨新撰《施让墓志铭》完全一致,证明了施耐庵(彦端)之子施让、之孙施文昱的存在。到了1978年,又被出土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证实,墓志铭叙述了五代人:第一代高祖元德,第二代曾祖彦端,第三代祖以谦,第四代父景□,第五代廷佐,又一次证明彦端→以谦→景□三代人的存在。尤可注意的是,第二代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流苏家之(又读“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里兴化,遂白驹,生祖以谦”,说明施氏一族,彦端于元季外流,又回兴化白驹定居,为施氏家族始祖,恰与陈广德《施氏族谱序》“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于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及“苏迁施氏宗”世系木牌相吻合。施耐庵家世的轮廓,由刘冬、丁正华1952年勾勒在前,而为1958年、1978年出土文物证实在后,这就有理由相信,那一轮廓的描绘,是有充分根据的。

   还有没有别的证据呢?有。

   1、1958年兴化合塔乡出土《杨俊科墓志铭》,内有“耐庵之友”字样,有一尼姑当场提醒墓砖的价值,无人重视,后不知下落。据查,杨俊科为白驹杨氏第二世祖,与施耐庵交谊深厚;

   2、1952年江阴华市孙坤南反映,施耐庵与许恕为挚友,曾为《许氏宗谱》作序。三十年后的1982年,我随刘冬同志去江阴追访此事,孙坤南已去世,线索中断,《许氏宗谱》,遍觅不得;

   3、沙洲河阳山永庆寺东侧有施耐庵衣冠冢,碑刻“施耐庵之墓”五个隶字,旁刻王勃《滕王阁序》八句诗,下刻“一帆风送滕王阁”,后署“壬戌之秋桂月望日”,今亦不存;

   4、洪武年间,郓城县周庄举人周文振,曾知江南袁州府,著《周铎笔记》,中有关于施耐庵元泰定间赴试大都,落第后至郓城任训导的记载,《周铎笔记》后归孙赞亭,文革中被烧去。

   ——以上各项,都有目击者或耳闻者为证,能以“查无实据”一笔勾销吗?

   1952年文化部调查组负责人聂绀弩宣布“连施耐庵的影子也没有”,他们带回北京的大批原始材料丢失,还造成了新的严重损失:

   施让墓1954年被掘土堵塞缺口,出土刻字方砖六块,施让地照既已发现,则墓志铭必同时出土,如果稍微重视施耐庵文物,就不会弃若敝屣;

   1978年秋施廷佐墓共发现墓砖三块,两块被人拿去掼砖坯掼碎,扔到庄前的河里,另一块即施廷佐墓志铭,被人拿回家盖咸菜坛子,反面已经磨光,正面文字损伤严重,中间十一行文字完全磨平,开头数行许多关键字不能确认,尤其是“会元季兵起,播流苏家之”,还是“播浙遂家之”,至今仍有不同判断。

   即便这样,《对江苏省新发现的关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认为:“这块新发现的出土墓志铭,对进一步研究《水浒传》及其作者施耐庵具有重要价值。墓志铭表明元末明初在现江苏省兴化施家桥和大丰白驹镇一带,有一位施以谦之父、施廷佐之曾祖的施彦端,这位施彦端与新发现的民国七年过录载有乾隆四十二年序的《施氏长门谱》所记施以谦之父‘彦端公字耐庵’的‘彦端’相符。因此结合以往发现的文献资料和大量的民间传说,元末明初在江苏兴化白驹一带,有一位施耐庵的存在是可信的。”

   刘冬同志“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分析方法”认为,施耐庵“生活了数十年;在他数十年的生活中,必然留下许多痕迹”,这些痕迹,或体现在地下出土的文物,或体现在历代传抄的史料,或体现在民间口头的传说,更体现在世系分明的施氏后裔(《江海学刊》1982年第3期有我的《国贻堂〈施氏家簿谱〉世系考索》)一致公认其始祖是作《水浒》的施耐庵:表现形式不同,其为施耐庵之“痕迹”则一。刘冬同志特别指出:“有关施耐庵的数十则至今人们还在讲着的、分布在山东郓城,江苏江阴、沙洲、兴化、大丰、淮安和浙江青田的传说,至少也是施耐庵实有其人、在这些地方活动过的极重要的证据。正如树投在水里的倒影,因为水波的折射,往往随着水波的大小而改变其形状。无风的时候,倒影接近于全真,大波的时候,倒影接近于全无:但总有真实的树在岸上,作为倒影的来源。”

   关于《封神演义》的作者,孙楷第据《传奇汇考》卷七《顺天时传奇》解题“《封神传》系元时道士陆长庚所作,未知的否”,提出陆西星撰《封神演义》说。《传奇汇考》是乾隆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所撰,设局于扬州,任校理者多知名之士,此说当有所据。柳存仁又据陆西星行谊,结合《封神演义》思想内容作进一步论证。

   陆西星(1520-1601?),字长庚,《兴化县志·文学篇》有小传。生而颖异,娴文辞,工诗画,为名诸生,九试不遇,绝意进取,著有《老子玄览》、《阴符经测疏》、《南华经副墨》、《方壶外史》等。以陆西星之思想经历,确有撰《封神演义》的主客观条件。

   《封神演义》有陆压道人,本领高强,自称野人、散人、闲人,飘然而来,倏然而去,有人认为是陆西星的自我写照;结尾写姜子牙分封诸神,为《封神演义》所创造,有人认为就是陆西星在方壶岛给道佛诸路神仙重排座次的翻版。陆西星与校点《西游记》的“华阳洞天主人”李春芳关系密切,兴化又有施耐庵“一夜著《封神》”的传说,可以判定《封神演义》就产生在兴化这块土壤中,与兴化有不解之缘。

   《梼杌闲评》的作者,缪荃孙、邓之诚推测是李清,根据是:李清在弘光朝任工科给事中时,曾为祖父李思诚辨冤,《梼杌闲评》也写到了此事;小说有些的内容,可同李清所写《三垣笔记》“相发明”,“总之,非身预其事者不能作也”(邓之诚:《骨董续记》)。这个意见是合理的。

   我1986年发表《〈梼杌闲评〉作者为李清考》,全面考证了这个问题。李清(1602-1683),字映碧,一字心水,晚号天一居士,南直隶兴化人。天启元年(1621)举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仕崇祯、弘光两朝,历官刑、吏、工科给事中,大理寺丞。明亡,“守其硁硁”(qìnɡ,理直气壮、从容不迫的样子),隐居不出,有很强的民族气节。李清的仕宦经历,使他耳闻目睹当时朝野上下内情,又以工作之便掌握了大量档案资料。如崇祯十一年(1638)在刑部档案,亲眼看到太监刘若愚狱中所著《酌中志略》手稿,并说此稿“叙次大内规制井井,而所叙客氏、魏忠贤骄傲状亦淋漓尽致,其为史家必采无疑”,表现出对这类材料的重视和兴趣。《三垣笔记》“予自入刑垣,见厂卫暨刑部日事苛杀”等语,时时可见。《梼杌闲评》开卷诗说:“博览群书寻故典,旁搜野史录新闻。”《梼杌闲评》所写重大历史事件都能与史料印证,一些细枝末节甚至比正史还要详赡准确,所谓“非身预其事者不能作”。

要证明《梼杌闲评》出李清之手,还要从小说的独特个性、即对“党争”的与众不同的态度入手。明末的东林党,“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在这愈演愈烈的党争之中,李清头脑是比较清醒的。他在《三垣笔记》中主张“存公又存平”、“无党无偏以立言”,这种态度正体现在《梼杌闲评》整体之中。《梼杌闲评》的主导倾向是赞美东林党,对东林诸贤如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都给予热烈讴歌;但对为东林党所重的汪文言却持否定态度,说他是“邪路小人”,表明作者不以东林的是非为是非。同时,对非东林营垒的人物,《梼杌闲评》既批评他们,又表现出“仁恕”的态度。如王永光,魏忠贤当政时任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颇握重权,魏忠贤死后,又日思翻案;但他与阉党崔呈秀不同,曾上疏反对魏忠贤屡兴大狱,虐杀清流,专权乱政,李清《三垣笔记》肯定说:“王冢宰允光,当魏忠贤专权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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