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兴化三大小说家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0 次 更新时间:2014-02-1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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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这是我第十次踏上兴化大地。

第一次,1981年2月,从白驹初到施家桥;第二次,1981年10月,陪刘冬同志来兴化;第三次,1982年1月春节,与刘冬、赤布同志冒雪到兴化、施桥,考察施廷佐墓志铭;第四次,1982年3月底,来兴化安排专家考察日程;第五次,1982年4月,与国内十六位专家考察座谈新发现的文物史料;第六次,1982年6月,与王士君等同志来兴化、施桥,为《施耐庵研究》拍摄照片;第七次,1982年11月,与刘冬同志来兴化参加施耐庵研究小组活动;第八次,1983年10月,与刘冬同志在施家桥墓地条探;第九次,1994年11月,来兴化参加明清小说研究会年会。九次到兴化,受到张华、谢加里、沈恒生、黄友梅、赵振宜、李法、高岩、许勤、邹文灿、张丙钊、蔡武康等同志热情接待,终生难忘。

这次再到兴化,与老同志、新朋友聚会,又得以在“昭阳讲坛”汇报研究心得,感到非常荣幸。今天讲的题目是:《兴化三大小说家施耐庵、陆西星、李清论》。着重谈谈有关三位作家的考证,也谈谈兴化三大名著《水浒传》、《封神演义》、《梼杌闲评》的价值。

 

一、施耐庵、陆西星、李清的考证

随着旅游经济的开发,出现了“名人故里之争”:江油、安陆争“李白故里”,尤溪、建阳、婺源争“朱熹故里”,丰润、辽阳、铁岭、武阳争“曹雪芹故里”,连赵云、貂蝉、二乔、西门庆的“故里”,都有地方在争夺,让人啼笑皆非。

但是,施耐庵、陆西星、李清没有“故里”之争。施耐庵好像有兴化、大丰在争,但从历史看,施耐庵是“兴化白驹场”人;施家桥施耐庵墓和白驹施氏宗祠,是一个整体。这就是说,兴化施耐庵、陆西星、李清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毫无疑义的,没有人争夺的。

现在的问题,不是说别的地方有另一位《水浒传》、《封神演义》、《梼杌闲评》的作者;而是有人说,你这里的施耐庵、陆西星、李清,作为《水浒传》、《封神演义》、《梼杌闲评》作者,“证据不足”。

所以,证据问题,是解决历史疑案的关键。今天就来讲讲这个问题。

中国古代断案,以包公最为清明。如果“与国际接轨”,时时处处讲“证据”,他的断案,恐怕也难成立。秦香莲告陈世美杀妻灭子,如果陈世美请来现代律师,就会以“拿证据来”为之作“无罪辩护”:第一,没有结婚证书,证明秦香莲陈世美是合法夫妻;第二,没有DNA鉴定,证明陈世美与冬哥、春妹有亲子关系;第三,钢刀上的血迹,不能证明是韩琦的。再有皇姑、太后的干预,还不马上放人?看电视剧,对于案情,观众心里明明白白,就是因为证据被毁,证人被害,始终不能定案。但大家都清楚一个基本道理:法官不能定案,不等于事实就不存在。

施耐庵、陆西星、李清,生活在元末明初、明代中期、明末清初,距现在好几百年了,档案销毁,文献湮没,加之视小说为“小道”的观念,想从地里挖出一块刻有“施耐庵著《水浒》”、“陆西星著《封神演义》”、“李清著《梼杌闲评》”的石头,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那么,问题是不是就不能解决了呢?不。首先,应该看到,由于后人的努力,还是找到了许多证据。我们只要用刘冬同志倡导的“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分析方法”,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谈到施耐庵考证,决不能忘记刘冬同志的功绩。他是建国以来最早提出揭开施耐庵之谜的人,也是五十年中用力最勤、探索最力,并从根本上推动、指导了这一工作的人。

刘冬同志1952年的《施耐庵与〈水浒传〉》,提供了施耐庵墓和祠堂、《兴化县续志》载《施耐庵墓志》与《施耐庵传》等材料,为施耐庵生平勾勒出一个轮廓:施耐庵,名彦端,又名子安,张士诚据吴,曾登门造访,不应,避祸居于江阴,又回兴化,旋居白驹场,成为白驹镇、施家桥施氏自苏迁兴始祖,元配季氏,续配申氏,生子让,字以谦,孙文昱,字景胧,或述元,等等。

这个轮廓,到了1958年,被出土的《施让地照》证实,地照所署日期为“大明景泰四年二月乙卯朔越有十五日壬寅”,与杨新撰《施让墓志铭》完全一致,证明了施耐庵(彦端)之子施让、之孙施文昱的存在。到了1978年,又被出土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证实,墓志铭叙述了五代人:第一代高祖元德,第二代曾祖彦端,第三代祖以谦,第四代父景□,第五代廷佐,又一次证明彦端→以谦→景□三代人的存在。尤可注意的是,第二代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流苏家之(又读“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里兴化,遂白驹,生祖以谦”,说明施氏一族,彦端于元季外流,又回兴化白驹定居,为施氏家族始祖,恰与陈广德《施氏族谱序》“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于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及“苏迁施氏宗”世系木牌相吻合。施耐庵家世的轮廓,由刘冬、丁正华1952年勾勒在前,而为1958年、1978年出土文物证实在后,这就有理由相信,那一轮廓的描绘,是有充分根据的。

还有没有别的证据呢?有。

1、1958年兴化合塔乡出土《杨俊科墓志铭》,内有“耐庵之友”字样,有一尼姑当场提醒墓砖的价值,无人重视,后不知下落。据查,杨俊科为白驹杨氏第二世祖,与施耐庵交谊深厚;

2、1952年江阴华市孙坤南反映,施耐庵与许恕为挚友,曾为《许氏宗谱》作序。三十年后的1982年,我随刘冬同志去江阴追访此事,孙坤南已去世,线索中断,《许氏宗谱》,遍觅不得;

3、沙洲河阳山永庆寺东侧有施耐庵衣冠冢,碑刻“施耐庵之墓”五个隶字,旁刻王勃《滕王阁序》八句诗,下刻“一帆风送滕王阁”,后署“壬戌之秋桂月望日”,今亦不存;

4、洪武年间,郓城县周庄举人周文振,曾知江南袁州府,著《周铎笔记》,中有关于施耐庵元泰定间赴试大都,落第后至郓城任训导的记载,《周铎笔记》后归孙赞亭,文革中被烧去。

——以上各项,都有目击者或耳闻者为证,能以“查无实据”一笔勾销吗?

1952年文化部调查组负责人聂绀弩宣布“连施耐庵的影子也没有”,他们带回北京的大批原始材料丢失,还造成了新的严重损失:

施让墓1954年被掘土堵塞缺口,出土刻字方砖六块,施让地照既已发现,则墓志铭必同时出土,如果稍微重视施耐庵文物,就不会弃若敝屣;

1978年秋施廷佐墓共发现墓砖三块,两块被人拿去掼砖坯掼碎,扔到庄前的河里,另一块即施廷佐墓志铭,被人拿回家盖咸菜坛子,反面已经磨光,正面文字损伤严重,中间十一行文字完全磨平,开头数行许多关键字不能确认,尤其是“会元季兵起,播流苏家之”,还是“播浙遂家之”,至今仍有不同判断。

即便这样,《对江苏省新发现的关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认为:“这块新发现的出土墓志铭,对进一步研究《水浒传》及其作者施耐庵具有重要价值。墓志铭表明元末明初在现江苏省兴化施家桥和大丰白驹镇一带,有一位施以谦之父、施廷佐之曾祖的施彦端,这位施彦端与新发现的民国七年过录载有乾隆四十二年序的《施氏长门谱》所记施以谦之父‘彦端公字耐庵’的‘彦端’相符。因此结合以往发现的文献资料和大量的民间传说,元末明初在江苏兴化白驹一带,有一位施耐庵的存在是可信的。”

刘冬同志“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分析方法”认为,施耐庵“生活了数十年;在他数十年的生活中,必然留下许多痕迹”,这些痕迹,或体现在地下出土的文物,或体现在历代传抄的史料,或体现在民间口头的传说,更体现在世系分明的施氏后裔(《江海学刊》1982年第3期有我的《国贻堂〈施氏家簿谱〉世系考索》)一致公认其始祖是作《水浒》的施耐庵:表现形式不同,其为施耐庵之“痕迹”则一。刘冬同志特别指出:“有关施耐庵的数十则至今人们还在讲着的、分布在山东郓城,江苏江阴、沙洲、兴化、大丰、淮安和浙江青田的传说,至少也是施耐庵实有其人、在这些地方活动过的极重要的证据。正如树投在水里的倒影,因为水波的折射,往往随着水波的大小而改变其形状。无风的时候,倒影接近于全真,大波的时候,倒影接近于全无:但总有真实的树在岸上,作为倒影的来源。”

关于《封神演义》的作者,孙楷第据《传奇汇考》卷七《顺天时传奇》解题“《封神传》系元时道士陆长庚所作,未知的否”,提出陆西星撰《封神演义》说。《传奇汇考》是乾隆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所撰,设局于扬州,任校理者多知名之士,此说当有所据。柳存仁又据陆西星行谊,结合《封神演义》思想内容作进一步论证。

陆西星(1520-1601?),字长庚,《兴化县志·文学篇》有小传。生而颖异,娴文辞,工诗画,为名诸生,九试不遇,绝意进取,著有《老子玄览》、《阴符经测疏》、《南华经副墨》、《方壶外史》等。以陆西星之思想经历,确有撰《封神演义》的主客观条件。

《封神演义》有陆压道人,本领高强,自称野人、散人、闲人,飘然而来,倏然而去,有人认为是陆西星的自我写照;结尾写姜子牙分封诸神,为《封神演义》所创造,有人认为就是陆西星在方壶岛给道佛诸路神仙重排座次的翻版。陆西星与校点《西游记》的“华阳洞天主人”李春芳关系密切,兴化又有施耐庵“一夜著《封神》”的传说,可以判定《封神演义》就产生在兴化这块土壤中,与兴化有不解之缘。

《梼杌闲评》的作者,缪荃孙、邓之诚推测是李清,根据是:李清在弘光朝任工科给事中时,曾为祖父李思诚辨冤,《梼杌闲评》也写到了此事;小说有些的内容,可同李清所写《三垣笔记》“相发明”,“总之,非身预其事者不能作也”(邓之诚:《骨董续记》)。这个意见是合理的。

我1986年发表《〈梼杌闲评〉作者为李清考》,全面考证了这个问题。李清(1602-1683),字映碧,一字心水,晚号天一居士,南直隶兴化人。天启元年(1621)举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仕崇祯、弘光两朝,历官刑、吏、工科给事中,大理寺丞。明亡,“守其硁硁”(qìnɡ,理直气壮、从容不迫的样子),隐居不出,有很强的民族气节。李清的仕宦经历,使他耳闻目睹当时朝野上下内情,又以工作之便掌握了大量档案资料。如崇祯十一年(1638)在刑部档案,亲眼看到太监刘若愚狱中所著《酌中志略》手稿,并说此稿“叙次大内规制井井,而所叙客氏、魏忠贤骄傲状亦淋漓尽致,其为史家必采无疑”,表现出对这类材料的重视和兴趣。《三垣笔记》“予自入刑垣,见厂卫暨刑部日事苛杀”等语,时时可见。《梼杌闲评》开卷诗说:“博览群书寻故典,旁搜野史录新闻。”《梼杌闲评》所写重大历史事件都能与史料印证,一些细枝末节甚至比正史还要详赡准确,所谓“非身预其事者不能作”。

要证明《梼杌闲评》出李清之手,还要从小说的独特个性、即对“党争”的与众不同的态度入手。明末的东林党,“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在这愈演愈烈的党争之中,李清头脑是比较清醒的。他在《三垣笔记》中主张“存公又存平”、“无党无偏以立言”,这种态度正体现在《梼杌闲评》整体之中。《梼杌闲评》的主导倾向是赞美东林党,对东林诸贤如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都给予热烈讴歌;但对为东林党所重的汪文言却持否定态度,说他是“邪路小人”,表明作者不以东林的是非为是非。同时,对非东林营垒的人物,《梼杌闲评》既批评他们,又表现出“仁恕”的态度。如王永光,魏忠贤当政时任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颇握重权,魏忠贤死后,又日思翻案;但他与阉党崔呈秀不同,曾上疏反对魏忠贤屡兴大狱,虐杀清流,专权乱政,李清《三垣笔记》肯定说:“王冢宰允光,当魏忠贤专权时,请以票拟还之政府,可谓言人所难。”《梼杌闲评》也写到王永光借灾异上疏,提出“不如票拟归之政府”,恰与《三垣笔记》相印证。《梼杌闲评》对贾继春、杨维垣、霍维华等逆案中人,也表现出隐恶扬善、惋惜同情的宽宏大度。这种“宅心仁恕”,构成《梼杌闲评》独有的个性和风貌,在那个门户党见甚深的时代里,具备了写作作品主客观条件的士大夫中,除李清难有第二人。

把考察范围再缩小一点,不能不集中到李思诚这个关键。当年缪荃孙、邓之诚推测李清是《梼杌闲评》作者,主要依据就是李清为李思诚辨冤。历史上的李思诚,是与魏忠贤有牵连但尚无劣迹的人物,不是魏忠贤的死党。按宽厚仁恕的心胸,对李思诚加以谅解并不奇怪;问题在于,李思诚只是极次要的人物,小说却四次特意关照他,显出对李思诚的特殊关顾之意,确实有为李思诚辨冤的良苦用心。辨冤之外,又把李思诚写成反魏英雄,除了同李思诚有密切关系的李清,还有谁可能这样做呢?

《梼杌闲评》的民俗风情和方言特征,都可作为李清是作者的佐证。《梼杌闲评》所写苏北地理,无论方位、座落、走向都准确无讹,不是外方人所能详细知晓的。小说还谈到淮河水患的成因与治水的方法,也都精当得宜。李清是当地人,曾做过工科给事中,多次奉差至淮安、维扬等地,才会如此得心应手。

《梼杌闲评》流露出深厚的乡土观念,如说淮水泛滥,“只是苦了高、宝、兴、泰的百姓遭殃”,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按四县的方位,宝应最北,南是高邮,高邮以东是兴化,兴化以南是泰州,依顺序称呼,应为“宝、高、兴、泰”,而当地人已熟称“高、宝、兴、泰”。多处诗句提到:“永镇淮流荫大千”、“万年佛力镇淮东”、“洪恩千载在淮东”,兴化就在淮东,所以再三咏叹。小说还有许多称誉扬州的话语,如夸扬州是“花锦地方”、“人物繁华,笙歌聒耳”、“文章江北家家盛,烟月扬州树树花”,连扬州的面条“气味馨香”,小菜“十分精洁”,也饶有兴味地写出。小说的语言,纯是苏北里下河地区的方言,判明李清为《梼杌闲评》作者,十分吻合。

李清是出色的文言小说家,曾辑《女世说》四卷行世。《女世说·凡例》表述的文学思想,在《梼杌闲评》中可以得到生动的印证。凡例说:“稗官野记隽永可讽者俱入”,《梼杌闲评》亦“旁搜野史录新闻”,广泛采撷民间异闻传说,充分发挥想像与虚构的自由,可说得上是“隽永可讽”;凡例说:“节义一项不能尽录,惟义生于情、以委婉行其激烈者方入”,《梼杌闲评》的女性形象,都不是善恶的模式化图解,而是有情有感的活人,如傅如玉的深明大义,侯秋鸿的劝主收尸,郁燕玉的守节不辱,萧灵犀的慷慨杀身,都可称得上是“义生于情,以委婉行其激烈”,和《女世说》对妇女的尊重和称誉完全一致。进士出身的李清,文思敏洽,著述甚丰;《梼杌闲评》文笔洗炼畅达,诗词工稳凝重。总之,无论客观条件还是主观因素,李清都具备《梼杌闲评》作者的资格。

讲了半天,是不是应该有个结论?我的观点,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可以100%的确定;陆西星是《《封神演义》的作者,可以60%确定;李清是《梼杌闲评》的作者,可以90%的确定。兴化人民有充分理由举行应该举行的各项活动,不必管别人家的说三道四。

 

二,《水浒传》、《封神演义》、《梼杌闲评》的价值

我想贡献给大家一个名词:“兴化三大名著”——《水浒传》、《封神演义》、《梼杌闲评》。为什么?因为这三部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有极高的价值。

在这三部书中,《水浒传》的名气最大,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封神演义》深入人心的程度也不低,特别是在民间,至今还流行着很多传说;《梼杌闲评》知名度不高,但它实在是一部杰出的小说,作为兴化人,不应该不了解、不通晓它。

在展开论述之前,应该了解一股流行的思潮。从晚清开始,许多人说中国文化落后了,于是“西化”成了时髦。整个二十世纪,“西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很多号称“导师”的人,倡导中国人不要读中国书,不要写中国字,不要说中国话。

《水浒传》,是解放后最早受到崇高评价的古代小说,人们肯定它对封建黑暗的揭露,对人民反抗斗争的赞颂。近年来,出现了贬低《水浒传》的倾向,有人说它“残暴”、“野蛮”,是“非人的文化”,有人主张把《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从语文课本中删去,等等。这种打着“人性”旗号的议论,完全不顾历史的特殊背景,不顾小说的主流和本质,抓住一点两点枝节大做文章,是不可取的。

中国有句经典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水浒传》、《封神演义》、《梼杌闲评》的价值,体现在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对天下兴亡、国家治乱的高度关切,反映了可贵的政治责任感。

《水浒传》写的是北宋末年的事,《封神演义》写的是商朝末年的事,《梼杌闲评》写的是明朝末年的事,历史的距离拉得很长。天下大乱的根源,三部作品共同的答案是:“乱自上作”。

我们知道,宋徽宗是个有大才的人,他的字画都是第一流的。但他不是政治家,不理政事,信用蔡京、童贯、高俅等“六贼”,贪佞专权,民不聊生,加上辽、金等外邦的入侵,内忧外患,十分严重。

商纣王也是有大才干的人,文足以安邦,武足以定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好端端的形势被毁掉的祸根,就是宠幸妲己,惑乱君心,虐民害民。

天启皇帝爱好木工,让宦官魏忠贤专权乱政,掌握东厂,凭借凌驾于封建法律之上特权,残戮忠贤,播乱朝政。

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施耐庵开创了关心国家兴衰、人民疾苦和同情支持人民大众正义斗争的现实主义传统,为学术界所公认。

《封神演义》继承了这一传统,肯定了周武王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精神,仁民爱民,“伐无道之独夫”,终于成功,反映了传统文化的民主精神。

《梼杌闲评》(táowù,传说中的凶兽名,泛指恶人)提出了作者所处时代最重大的社会问题,并以艺术的手段作出了自己的评价,这种逼视当代现实的精神,表现了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勇气。《梼杌闲评》塑造了一批为民请命、敢于抗上的清官形象。扬州知府颜茂暄闻说内官来扬诈取钱粮,道:“卑府宁可以命与他,若要扰害百姓,实难从命。”武昌兵备道冯应京,更策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变。他取十数面白牌,朱笔写道:“钦差程士宏凌虐有司,诈害商民,罪恶已极,难以枚举……本道不能使光天化日之下,容此魑魅横行。凡尔商民,可于某日齐赴道辕,伺候本道驱逐。”在冯应京指挥下,“一声炮响,岸上一面白旗一展,只见江上无数小船望大船边蜂拥而来。……忽又听得一声炮响,岸上江中一齐动手,把五六号大船登时打成齑粉,把程中书捆起送上岸来,馀下人听其随波逐流而去。”冯应京的做法大快人心,连抚院都认为是“鼓大勇以敢商民”的盛举,众官议欲以“程士宏暴虐商民,以致激变,冯参政救护不及”为之开脱,冯应京却道:“始而不能御虎狼以安百姓,既又饰浮词以欺君,罪不胜诛。只求大人据实立奏,虽粉骨碎身亦所不辞。”只此一语,即把冯应京大智大勇,敢作敢当的品格突现纸上。周顺昌被逮,苏州市民以颜佩韦、马杰、沈扬、周文元、杨念如五人为首,聚集万馀人,要救周吏部,打死校尉,扯碎驾帖。小说热情讴歌了市民群众的正义斗争,称道他们是“胸中抱负为荆聂,专向人间杀不平”的英雄好汉。有诗曰:“皇天视听在斯民,莫道黔黎下贱身。曾见一城堪复下,果然三户可亡秦。”这种对于“黔黎”的尊崇和对“三户亡秦”的人民斗争的高度评价,使《梼杌闲评》的思想倾向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极高水平。

《水浒传》梁山泊杏黄旗上有四个大字:“替天行道”。天,是最公平、最正直、最大公无私的。皇帝是“天子”——受命于天,这个词是中国人发明的,意即天之子,作为天的儿子,“代天牧民”。如果天子无道,人民就要“替天行道”。“皇天视听在斯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讲究天、地、人三才的统一,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是中国文论最大亮点。

批评《水浒传》的主要理由是,现在讲和谐了,不能提倡打打杀杀。但要知道,和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林冲难道不希望和谐?他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一向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当高衙内调戏自己的妻子,林冲正要一拳打下去,发现是自己上司高俅的儿子,便把手缩了回来。高俅得知此事,不仅不好好管教,居然说:“若为林冲一个人,须送了我孩儿性命,却怎么是好?”毫不顾及林冲是自己的下属,与陆谦等设下毒计,再三要谋害林冲。陆谦为了自己的升迁,卖友求荣,设计让林冲误入白虎堂,直欲置他于死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写林冲取出刀来,喝道:“泼贼!我自来又和你无什么冤仇,你如何这等害我!正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这八个字请大家不要轻轻放过。陆谦的卑鄙行径,受到古今读者一致的鄙夷,这就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的深意。现在流行翻案风,把好人说成坏人,坏人说成好人。但没有人会为陆谦翻案。

中国人绝不是好事之徒,最是安分守己,非常善良、勤劳、正直。也正因如此,当不平与压迫降临时,当这种压迫到了忍无可忍之时,就不得已被“逼上梁山”。“逼上梁山”四个字,千古闪光,赋予被压迫人民起来反抗、起来斗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电视剧唱的“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不合《水浒传》本意。“逼上梁山”,一个“逼”字,说明反抗是被动的。林冲就是最典型的体现者。

《水浒传》的最大愿望,其实也是和谐。它《水浒传》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四海”表明社会活动的广泛、社会联系的广泛。提倡人与人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碰到了困难,得到了人家的帮助,你说谢谢,他回答不要谢,“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就是中国特色。

《水浒传》的核心是“义”。这里的“义”包含:处理“义”与“利”的矛盾时,要舍利以取义,为他人而“仗义疏财”和“见义勇为”。这都是崇高的美的行为。

宋江为什么叫“及时雨”?因为经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都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受他赍助的有卖糟腌的唐牛儿、卖汤药的王公、流落郓城的阎公阎婆等。还有一条,宋江的职业是县衙门里的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案子可重可轻,但他并不仗势欺凌百姓,“好行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这就赢得了“上下敬爱,满县人没一个不让他”。宋江还能平等待人,始终如一,“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武松被柴进冷待,宋江却十分敬重他,非怪武松要满口称赞“是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

鲁达为什么可爱?他“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虽官居提辖,却没有家庭产业,只是一味见义勇为,抱打不平。当鲁达和史进喝酒正在兴头上,被一女子的哭泣搞得很烦,尔后听说金翠莲被郑屠迫害,不仅慷慨赠银,送她父女外出逃生,还三拳打死了这个恶霸。这是《水浒传》最精彩的情节之一。他说:“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鲁达与金翠莲没有任何关系,总是“没事找事”,解脱平民于危难之中,从不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这种疾恶如仇的刚烈心肠和“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的豪侠气慨,是他赢得人们热爱的根本原因。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精神值得发扬。因为现在社会上还有弱势群体需要人们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进行救助;许多公益事业需要人们慷慨解囊,“仗义疏财”,加以支援。总的来讲,建立全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繁荣,是《水浒传》给我们的启迪。

兴化三大名著,是前人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兴化人的骄傲。兴化人民应该大读特读三大名著,大讲特讲三大名著。招聘考核干部,可将三大名著列为重要内容(至少是从事宣传文化工作的干部,不能不知道三大名著);各级领导,可用三大名著进行廉政教育(《梼杌闲评》中的魏忠贤,并不是天生的坏人,他的堕落,就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各类学校,可将三大名著列为重要教材和课外读物。千万不要学那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我们要搞“文化搭台,文化唱戏”,甚至“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要让兴化识字的人,个个知道兴化三大名著:至少十之一识字的人,读过兴化三大名著;有人说,现在的年青人,对于古代小说没有兴趣,这话不对。兴趣是培养出来的。美国的大片,花了多少来来做广告?我们的文学作品内涵比它丰富多了。我们可以通过读书会、兴趣小组、演讲比赛、征文活动来调动青年人的兴趣,宣传部、文化局、图书馆、共青团、学生会,都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还要培养出十个二十个研究兴化三大名著的专家,在风俗、民情、地理、语言等方面发挥自己的特长,进一步对施耐庵、陆西星、李清的生平进行考证,使之百分之百地落实。我们还可以校点整理出兴化三大名著的自己的版本。最后,还要在未来创作出新的兴化三大名著,这才是我们的宏伟目标。

(《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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