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水浒》的成书、精神与改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0 次 更新时间:2014-02-15 11: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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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时  间:2011年9月16

   地  点:上海大学校本部J202报告厅

   演讲者:欧阳健(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

   作者小传:

   欧阳健,1941年8月生,江西玉山人,1956年5月参加工作。曾任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明清小说研究》杂志主编。1995年9月调福建师大中文系工作,现为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

  

   我这次去山东开会,路经上海,金冠军院长、朱恒夫老师要我来讲一讲《水浒》。上海我来过多次,但上海大学是第一次来。看到这么美丽的校园,这么可爱的同学,能和大家一起交流,心情是很愉快的。来听讲的同学多是影视艺术专业的,更让我产生互动的愿望。

   有人说,艺术是形象思维,科学是逻辑思维。今天讲的题目是《水浒》的成书、精神和改编,《水浒》版本与文献的考证,这些大约属于逻辑思维,比较抽象;但将《水浒》改编成影视作品,就需要了解它的版本与文献知识。考证就是探求事物的真相,好比侦察员查案,根据一个烟头这样的蛛丝马迹,就能破解案件。所以,考证需要证据,也需要想象力,当然离不开形象思维。讲到《水浒》的精神,就要涉及一位著名学者——刘再复先生,今天要对他的观点适当作一点剖析。我请同学们保持一份警惕,不要认为我讲的就一定是对的,被我批评的就一定是错的。同学们听讲后,可以读一读刘再复先生的书,跟我的话对照一下,看到底谁的说法更有道理。另外,金院长、朱老师要我结合《水浒》电视剧的改编来谈一谈,这就涉及到形象思维与艺术论了——这是你们影视专业的本行,我讲得好不好,同学们就更有发言权了。

   第一个问题:《水浒》的成书

   现在我们在书店里看到的《水浒传》,一般都写着“施耐庵、罗贯中著”。这两个作者,基本上没有疑问。但《水浒传》是怎么写成的,特别是什么时候写成的,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结论。也就是说,小说研究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而且分歧越来越严重。由此派生出两门学问,一个是《水浒》的版本 1。《水浒传》有很多版本,其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另一个是《水浒》的作者。“施耐庵”只能算是一个符号,他的生活年代、生平、思想、观念,迄今都未弄清。《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已成百年热门问题,而其最后指向,还是《水浒传》的成书年代。我想贡献给大家一个观点:《水浒传》的成书年代所以迟迟不能定谳,与“水浒”精神的解读有关。

   怎么来判定《水浒》的成书年代呢?最权威的办法,就是找到《水浒》早期版本,看看它前面的《序》。——《序》一般要对作者的生平作一介绍。

   现存刊本最早的《<水浒传>序》,是汪道昆于万历十七年(1589)所作。《序》说:

   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

   三年后,李贽作《<忠义水浒传>序》。他说:

   《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

   汪道昆生于嘉靖四年(1525),64岁时为《水浒传》作序,尚据“故老传闻”,说作一百回《水浒传》的越人罗氏,是洪武初(1368)人;李贽生于嘉靖六年(1527),65岁时为《水浒传》作序,称“施罗二公身在元”。我们知道,因为时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才有所谓的“时过境迁”。洪武元年(1368)至汪道昆作序之日,已经过去了二百二十一年。从他和李贽的主观时间感受看,是对遥远往事的追述,丝毫没有《水浒传》为当代人所作新书的感觉。我们知道,对于《水浒传》成书,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成书于元末明初;另一种认为成书于嘉靖年间,不会早于嘉靖十二年(1533)。假如《水浒传》的成书,正如某些学者所言不早于1533年,其时汪道昆已经8岁,1589年作序时,将五十六年前问世的《水浒传》,称作“洪武初”的作品,是不可思议的。

   不妨作一个古今类比。若以2011年为元点,则二百二十一年前,是1790年,时为乾隆五十五年,第二年程伟元、高鹗用木活字排印了《红楼梦》;而五十六年前,则是1955年,这一年赵树理的《三里湾》问世。假定有人为新版《三里湾》作序,他会不会说“故老传闻,赵树理原名赵树礼,乾隆年间人”?自然,如果今天有人回顾历史,也不会说“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形势鼓舞下,程伟元、高鹗用木活字刊行《红楼梦》”这样的昏话了。

   五十六年和二百二十一年,就一个具体人的时间感觉来说,差距是非常大的。凭现存《水浒传》刊本最早的两篇序,通过时间的感觉,就能驳倒其成书不早于嘉靖十二年(1533)这一说法。

   为了证明《水浒》成书于元末、洪武初,这里我提供两个资料,一个是《水浒》的版本资料,一个是文献资料。

   先看版本资料。

   现在大家在屏幕上 2看到的版本是《京本忠义传》。1981年6月,我在上海图书馆看到了《京本忠义传》的残页原件,还拜访了著名的版本学家顾廷龙、沈津两位先生。他们热情接待了我,详细介绍了这个版本发现的经过。1975年整理图书时,他们偶然在众多明刻本残页堆中,发现了这两张旧书封面底页的衬纸(是封面底页的衬纸,而非正文的衬纸),表明《京本忠义传》的年代,比以其作衬纸的明刻本更早。于是,他们撰文介绍了《京本忠义传》的发现,指出《京本忠义传》有三个印刷特点:1、字体方正;2、皮纸精印;3、每半页边框上端有标题和图案,标题字数不等。顾廷龙先生说,字体方正,是明代正德间刻本的风格;所用皮纸(棉纸)也是明代前期常用纸(明后期则多用竹纸);页面边框上端有标题和图案,这也是明代前期的刻本特点。所以他们判定这是正德书坊所刻,较现存传世最早的“郭勋本”为尤早。

   我赞同他们的见解,还有两点新的发现:

   一、用字。残页中“军人每”中的“每”字,同“们”,语言学称词缀,表示复数,是元代常用字。如《宣和遗事》前集:“相国担惊,不干小人每事。”翟灏《通俗编·语辞》云:“《元典章》诏令中云‘他每’甚多,馀如‘省官每’,‘官人每’,‘令史每’,‘秀才每’……‘每’字,系‘们’音之转也,元杂剧亦皆用‘每’。”但是,其他《水浒传》版本,不论繁本简本,皆已改作“军人们”。这一用字习惯正是《京本忠义传》成于元末明初的证据。

   二、书名。《京本忠义传》这个书名,包含的信息量更大,更有文章可做。从小说与正史的关系看,有全史演义,如《三国演义》,又叫《三国志演义》,就是把《三国志》演成小说;有个人列传,如《岳飞传》、《于少保萃忠传》;有类型列传,如《剑侠传》、《儒林传》,《儒林外史》就是学的《儒林传》。

   《忠义传》也是正史中的体例。《史记》中没有设“忠义传”,最早的“忠义传”出自《晋书》。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时代,少数民族侵入中原,造成很尖锐的民族矛盾。西晋末年开始了“五胡乱华”,出现南北朝对峙。在当时,北方异族的游牧文化和汉族的农耕文化,在生活方式、社会观念上都很不一样。北方游牧民族以弓马骑射打进中原,一批忠义志士为了民族利益奋起反抗。所以《晋书》开辟了《忠义传》,记载了他们舍生取义的事迹。《忠义传》就是史书一种记人叙事的类型。

   那么,“水浒传”是怎么回事呢?“水浒”出于《诗经·大雅·緜》:“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水浒”就是水边,“水边”怎么会有“传”呢?我认为,《忠义传》就是《水浒传》最早的书名。过去我们都认为宋江接受招安,是“投降”,实际上宋江是主动地、愉快的、心甘情愿地受招安,因为这时面临异族入侵,他要保境安民。水浒中这帮强人,不考虑个人的身家性命,归顺朝廷,就是为了抵抗外族入侵。他们是悲壮的忠义之士。所以《水浒传》称梁山英雄平辽“千载功勋可敬”,题名《忠义传》,是很贴切的。

   追溯《水浒传》的版本演变,可知其书名经历了以下阶段:

   1、本名《忠义传》。“忠义”+“传”,构成第一层次,意谓“忠义之士之传”。《水浒》第八十一回入回诗:“事事集成《忠义传》,用资谈柄江湖中”,是其内证。《水浒传》题“施耐庵集撰”,就是“事事集成”的《忠义传》。

   2、后来,有人在“忠义”前加“水浒”二字以修饰之,变为《水浒忠义传》。“水浒”十“忠义传”,构成第二层次,意谓“居于水浒之忠义之士之传”。第二十回诗:“水浒请看忠义士,死生能守岁寒心”,就是这个意思。巴黎国家图书馆藏《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忠义传》,亦为一证。

   3、后来,又有人以为,宋江等啸聚山林,不能算是“忠义”。对《水浒》咬牙切齿的人很多,比如有人说《水浒》,“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忠义”二字于是被删去,便剩下词意含混的《水浒传》。

   4、最后,万历年间的大思想家李贽出来了,他为《水浒》翻案,强调“忠义在水浒”,“水浒之众皆忠义”,宋公明尤为“忠义之烈”,于是在书名上“复加”忠义二字。由于“水浒传”的叫法已经定型,只好加在前面,变成了《忠义水浒传》,故袁无涯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

   因此,通过版本的演变,特别是通过书名的考证,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判断:《忠义传》应该是《水浒》的本名,这也证明了《水浒》应该成书于元末明初。

   再看文献资料。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到现在都没有结论,或者说,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这里涉及一个关键性的史料《施耐庵墓志》。《墓志》说:“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就是说,施耐庵的生卒年为1296-1370年。这与《水浒传》成书于洪武初的说法吻合。

   那么,持批评意见的那些人,他们为什么不承认呢?因为这篇材料发表的时间比较晚。

   民国时期,对地方志的修撰非常重视,中央政府制定一系列的规定,要求地方加紧修订地方志。当时,省有省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乃至山、镇都有志。这些地方志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很重要的资料。民国时代留下来的方志,经过鉴定,学术界一般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1918年,民国方志大家李详(李审言)倡续《兴化县志》。他是中央研究院特聘的十二个特约著述员之一,其他还有鲁迅、胡适,而李详的威望当时远高于鲁迅和胡适。李详对编方志有很系统的理论,也亲自编写了很多方志。李详是兴化人,所以对兴化县志很重视。那时,《续志》坐办兼分纂人刘仲书,到白驹镇调查古迹名胜,见施氏宗祠供有施耐庵先生神主,疑即《水浒》作者;又到施家桥借得《施氏家谱》,见有淮安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家传》,便抄了下来。李详审订后以为:“施耐庵先生因为著《水浒传》而坐过大牢,也因为著《水浒传》享了大名,可惜他的生平事迹,不独胡欧张梁四种县志未采入载明,就是他的子孙谈到他的真相,也是‘讳莫如深’。现在民国成立,文字既不为科举所束缚,人物又不为专制政体所限制,县志有所记载,从此更没有什么顾忌,那末,大文学家的施耐庵,我们可以从宽采访他的古迹和遗闻,一一载入‘补遗’栏中。” 3《兴化县续志》就收录了这么几条:

   1、施隐士墓:卷一《舆地志》之七第十二页《宅墓补遗》,注称:“在县境东合塔围内施家桥,葬元隐士施耐庵。淮安王道生撰志。”

   2、《施耐庵传》:卷十三之六第九页《文苑补遗》。

3、卷十四之二第四页《艺文志·书目·小说家类》:“《水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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