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论中西文化研究的基本原则

——与黄玉顺的“中国正义论”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0 次 更新时间:2013-09-09 22: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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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礼庭  

  

  最近,读了黄玉顺先生的多篇文:《中国正义论纲要》【1】、《从“西学东渐”到“中学西传” 》【2】、《作为基础伦理学的正义论》【3】等,我不得不对黄玉顺先生以“中国正义论”来批判罗尔斯的“正义论”的观点提出商榷。

  

  一、“中国正义论”的本质就是“皇权至上”的“王天下”的儒家核心理念

  

  黄玉顺先生在文章中对罗尔斯的“正义论”提出了质疑:“如果我们确立了一种正义原则,那么这种价值尺度应当是适用于所有一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而不是仅仅适用于社会的主要制度、如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 【4】“罗尔斯所关注的只是‘制度’层面。但制度不过是社会规范的制度化、或者说是制度化的社会规范。罗尔斯缺乏一种必要的区分:制度与规范的区分。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规范,诸如道德规范、政治规范、经济规范、法律规范、家庭规范、行业规范等广义的伦理规范,其中有一些规范是可以制度化的,但有一些规范却是无法制度化的。例如并不存在所谓‘道德制度’,因为道德规范并不具有强制性,因而并没有什么实体化、刚性化的制度设置。真正全面的正义论,所关注的乃是、也仅仅是所有一切社会规范;解决了规范的正义问题,制度的正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5】“罗尔斯讨论正义原则问题时的前提,就是某种‘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这个体系其实就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本身显然不是那个应当先于任何制度安排的正义原则,却在这里充当了‘正义原则’的前提条件。”【6】但黄玉顺先生对罗尔斯的这些批判,实在没有道理。

  

  因为罗尔斯的著作中着重论述了政治和经济方面,尤其是社会分配方面的正义问题,仅仅是其他领域的正义不在罗尔斯的这篇著作的论述范围内,至少罗尔斯从来没有说过“正义”仅仅局限于这二个领域,其他地方不需要正义。此其一。

  

  其二,要想在一切领域实现正义,最主要的是制度规范,所以罗尔斯着重论述了制度的规范问题,尤其是经济和政治的制度问题,我自信地认为,黄玉顺先生也不至于会否认对社会发展来说,制度的规范是最重要的,远远比道德规范来得重要。这是因为,没有一个良好而有效的制度,是不可能建立和健全良好的道德规范的,而有效而良好的制度规范,是建立良好的道德规范的基础和前提!同样的道理,罗尔斯同样也没有说只要制度规范,而不要道德规范。

  

  其三,我们且不谈在罗尔斯《正义论》的著作中到底有没有论述“先于任何制度安排的正义原则”,退一万步来说,即使罗尔斯真的没有论及这个主题,也仅仅只能说明这个主题不在罗尔斯著作讨论的范围之内,而不能就此证明罗尔斯反对,或者否认这个主题。所以就总体来说黄玉顺对罗尔斯的指控实在是有点无稽之谈,至少是牵强的。

  

  黄玉顺先生认为:“规范总是建立在某种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其问题结构是:人们为什么要建构或选择如此这般的一种规范?这种建构或选择的根据是什么?这个根据就是原则,它表现为某种价值判断,而充当对规范及其制度进行价值评判的尺度。……正义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总是建立在正义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7】但是我在黄玉顺的这三篇著作中,尤其是在总结“中国正义论”的主题时,同样也没有看到黄玉顺先生对社会正义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评判尺度”有过详细而精确的论述。相反,我遗憾地看到黄玉顺先生所说的:“正义的最终目标不仅是礼,而是礼乐,即是差异和谐。”【8】的中国正义论的“目标论述”,不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现代政治的人权思想和普世价值,而仅仅是“忠君”和“皇权至上”的维护皇权统治的儒家核心原则。

  

  请看黄玉顺先生对“中国正义论”的总结性论述:“中国正义论的主题是礼的“损益”根据问题,即是赖以进行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正义原则问题。中国正义论的论域是利的问题,即是由仁爱中的差等之爱所导源的利益冲突问题。然而同是仁爱中的由推扩而溥博的一体之仁却正是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保证,即保证对他者私利、群体公利的尊重。这里存在着两条正义原则: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准则、公平性准则);适宜性原则(地宜性准则、时宜性准则)。正义原则其实是正义感的自觉的理论表达,而正义感则是在当下生活中获得的一种直觉的智慧或良知。根据正义原则来进行制度规范的建构,还需要理智或理性。正义的最终目标不仅是礼,而是礼乐,即是差异和谐。 ”【9】

  

  如果说黄玉顺先生“中国正义论”主要解决的是“礼的‘损益’根据问题”,也就是解决“利益冲突”问题,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国正义论”是怎样规范“利益冲突”的:“对公利的尊重并不一定意味着对私利的否定,事实上公利与私利的关系有几种情形:完全对立;部分对立或者部分一致;完全一致。孟子对梁惠王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其实就是反对第一种极端情况,而寄希望于第三种极端情况:惟仁义乃可以‘王天下’。”【10】对中国文化有基本常识的人都可以明白,这种“公利”的本质含义:“惟仁义乃可以‘王天下’”就是儒家“忠君”和“皇权至上”的核心理念:“仁义”的目的就是“王天下”。就是民众的“私利”必须服从“王天下”的“公利”、至少不能违背这一“公利”。

  

  再来看黄玉顺先生“中国正义论”的最终目标就是“礼乐,即是差异和谐。”到底有哪些内涵:“‘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例如在宗法社会的生活方式中,‘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11】通篇都是皇权统治的维稳策论,哪里还有半点的“民乐”、“民利”和“民权”可言!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黄玉顺先生的“两条正义原则”和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之间的高低之分。

  

  黄玉顺先生的“中国正义论”中“两条正义原则” 是指:“ 1、公正性准则(Criterion of Impartiality) 正当性原则的第一个准则是公正性。……荀子专门著有《正论》,提出‘公正’的要求:‘上端诚,则下愿愨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这就正如孔子所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作为建构制度规范的准则,公正性优先于制度规范。例如《左传》作者称赞当年宋宣公立宋穆公(立弟而不立嫡)尽管是违礼的,却是出以公心,因此:‘命以义夫!’孔颖达解释说:‘错(措)心方直,动合事宜,乃谓之为义。’(《春秋左传注疏·隐公三年》)这里的“措心方直”就是存心公正的意思。 公正所涉及的是上文谈到的利益的两个领域的区分:公利、私利。《国语》记载赵宣子谈“比而不党:“夫周以举义,比也;举以其私,党也。”韦昭注:‘比,比义也’;‘阿私曰党’;‘在公为义’。(《国语·晋语五》)这就是说,公正性准则所要求的乃是对于公利的尊重。荀子主张:当面对利益时,应当‘志爱公利’、‘公正无私’(《荀子·赋篇》);‘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正名》);否则,‘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12】

  

  凡是读过罗尔斯著作的读者都可以体会到罗尔斯是怎样详细、精确而严谨地论述了社会利益分配中如何通过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来实现社会正义和平等,罗尔斯的二个正义原则:一是权利和机会必须对每个人都公平平等。二是经济条件的改善和收入的增加,必须满足“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原则。

  

  但黄玉顺的“中国正义论”强调的却是:“立弟而不立嫡”、“上端诚,则下愿愨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夫周以举义,比也;举以其私,党也。”,在这里黄玉顺先生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中国正义论”中的核心理念,就是维护皇权统治的稳定,就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忠君”及“皇权至上”。而且这些“公正性优先于制度规范。”

  

  我曾经作文指出:现代的“民本论”的核心理念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中国的民本论,孟子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十个字后面紧跟着写的是“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因此孟子在此说得很明白——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以忠君和皇权至上为前提的,这也是儒家的核心理念。这种“民本论”上的东西差距,确切地说应该是古今差距、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差距,就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和黄玉顺先生倡导的“中国正义论”之间的差距!

  

  再举一例来说明:最近针对中国公安整肃网络的行动,一个帖子在网上疯传,就是《左转*襄公三十一年》中的“子产不毁乡校”:“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之?然犹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有基本阅读理解能力的人都能够明白,子产之所以“不毁乡校”的三大理由及其终极目的,并不是“保障民众言论自由”的现代政治理念,而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的儒家核心理念。在这里,我不但可以看出东西文化差距、古今文化差距、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差距,同时也可以看出当今共产党的宣传干部,对如何有效地维护执政地位的认识,还不如二千年前的封建文人来得深刻。

  

  必须说明的是,“忠君”、“皇权至上”的“王天下”的儒家核心理念,在二千多年前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确实有其科学性和先进性,这也是为什么中华文化在工业革命之前被全世界公认为农业文化的灿烂顶峰的事实和理论依据。但重要的是,我们当代的历史和国学学者在研究这些中华文化遗产时,必须站在当今时代的历史“制高点”上来科学地评判、研究这些尊贵的文化遗产,也就是必须科学地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批判中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势,以史为鉴地来指导当代中华民族改革开放和三千年一遇的制度转型的社会实践。

  

  二、当今中西文化研究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优势互补”。

  

  黄玉顺先生认为:“‘西学东渐’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历史。我们今天需要谈论如何‘东学西渐’或者说‘中学西传’的问题了。……而是说‘西学东渐’这个概念是指的中西文化相对关系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即不是一种双向交流,而是一种单向传播,这作为历史的一页,应该翻过去了。” 【13】我因此而觉得有必要阐明当代中西文化研究领域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优势互补”,而不应该是,尤其是大陆的国学学者完全没有必要的是,在到底是“西学东渐”,还是“中学西传”的问题上过分地纠结、焦虑。这是因为:

  

  到底是“西学东渐”还是“中学西传”,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就好比地球上的河流,有由西流向东,也有由东流向西的,各种流向的都有。这是由水位和地势来决定的,人类基本上是无法决定河流的流向的。而且不管河流朝那个方向流,最终都同一个目的:流向大海。

  

  文化潮流也一样,决定流向的是文化体系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一般都是科学的、先进的文化体系流向相对落后的文化体系。只是文化上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与水位和地势的绝对高低不同,在先进的文化体系中必然存在某些弊端落后于后进的文化体系中的相对领域,所以在文化潮流上,往往是互相交叉对流的,这就决定了“优势互补”是文化潮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的基本趋势,不管人类愿不愿意,都无法改变。而作为文化潮流中目标的“大海”,就是文化用以指导人类社会实践,并以此有效地推进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功效,或者说是文化的“价值”所在。在这个文化潮流的价值目标的前提下,决定文化上的所谓科学性和先进性的标准,就是必须有效地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生存、幸福和发展的需求,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既定趋势,也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

  

  所以,在当前的中国大陆,许多国学学者纠缠于到底是“西学东渐”还是“中学西传”的问题,既是徒劳的,也是一种“杞人忧天”愚昧。为什么说是杞人忧天?就因为在当今世界,“中学”已经“西进”了!至少有二大客观事实可以证明“中学”已经“西进”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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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Camilla 2013-11-25 03:58:46

  赞同对儒家的批判!儒家就是一种小家子伦理,从血缘关系出发最后拐到为统治者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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