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灾疫伦理研究的背景目标视域方法

——灾疫伦理学:通向生态文明的桥梁(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5 次 更新时间:2010-07-24 17: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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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兴 (进入专栏)  

  

   本文说明:当代社会,面对频频爆发的灾疫(自然灾害与突发性疾病的全球性传播),必须展开伦理审查,以为灾疫防治提供国际性行动框架,更为灾疫后生境重建和家园重建提供伦理方案。因而,灾疫伦理学应时代之需而产生。灾疫伦理学,是融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引导当代人类重建存在安全、消除生存风险的综合性实践科学,本文(上中下三篇)就是这门综合性实践科学之蓝图的最初描述。因而,本文具有完全的原创性,它不仅体现较强的认知引导功能和理论价值,更具有实在的现实实践指导价值。

  

   上篇:主要探讨灾疫伦理研究的背景、目标、视域与方法;

   中篇:主要探讨灾疫伦理研究所应该具备的理性姿态、道德立法原理、普遍公理和基本原则

   下篇:主要轮廓灾疫伦理研究的基本内容、核心问题和予以生境重建和家园重建之实践探讨的多元维度。

  

   摘要:灾疫伦理学是对当代存在危机与生存风险的应对之学,它诞生于对生成当代频频爆发的灾疫之最终人为因素的伦理检讨。灾疫伦理学就是引导当代人类重建生态理性生存方式,通向“人与天调”之未来世界的桥梁。灾疫伦理学必须为灾疫防治和灾疫后生境重建与家园重建提供伦理方案,所以,理性审查灾疫伦理研究的生存背景、伦理目标、认知视域和探究方法,成为灾疫伦理学构建的奠基问题。

  

   关键词:灾疫伦理 生境 灾疫后重建 伦理视域 生态化综合方法

  

   灾疫伦理,是当代伦理学的生活应用。灾疫伦理学,是从伦理角度来探究当代灾疫发生的人力原因,引导当代人类重建生态理性生存方式,并为当代社会灾疫防治和灾疫后生境重建和家园重建提供伦理方案。因而,灾疫伦理学不仅是防灾救灾的伦理学,更是引导当代人类通向“人与天调”之未来世界的桥梁。

  

   1、灾疫伦理学诞生的生存背景

  

   一切精神探索,一切理论形成,都源于人的存在困境,并构建求解生存出路的认知方式,提供行动导向,灾疫伦理学的诞生亦是如此。在当代进程中,人们对灾疫予以伦理考量,展开伦理研究,完全是因为灾疫的频频发生且日益社会化和全球化。因而,要构建灾疫伦理学,首先得理解灾疫,理解灾疫为何需要伦理介入、需要伦理拷问、需要伦理引导。

   这里的“灾疫”实际上指涉两类事物,一是自然灾害,一是瘟疫。前者如洪水、地震、火山爆发、飓风、海啸、高寒、酷热等巨大变异的自然现象,直接威胁到地球生命安全并造成人类社会生命财产的的巨大损害;后者如各种突发性人畜流行疾病的广泛传播所引发的社会性灾难。

   自然灾害与瘟疫,自古而然,它是生命世界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法则而自行消长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灾疫现象不足为奇,也不足为怪,因为“天行有常”:自然的变异,生命的消长,都是“天行有常”的真实展开。然而,在人力意志日益增长到可以干预自然律令,技术力量强大到可以改造自然状貌、动摇地质结构、逆转环境气候的情况下,灾疫的发生,则更多地体现了人力对自然和生命世界的逆转。当代人类生活世界中所频频发生的灾疫,最终是人的力量逆转自然和生命世界的真实展现。

   当我们把如今各种灾疫频频爆发的主要之因归结到人类自己身上时,也许会引来异议或指责,但是,如果我们略为冷静并恢复生存理性的思考能力,就会发现这种归因并不是夸大其词,而正是切中问题的关键。以疾病为例,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生活赋予历史视野,就不难发现,在过去(比如20世纪50-70年代),更多的疾病由饥饿与劳累所致;而今天的许多新疾病,却主要源于两个方面:

   一则是饮食与享乐,比如全球性的爱滋病、恐惧2003年的SARS,搅乱2007年生活的手足口病等等,都与人们的饮食和享乐直接相关,说得更直接点,吃与玩才是流行病爆发与传播的罪魁祸首。

   二是环境破坏并日益恶劣。这里的环境当然包括居住生态环境,社区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进一步看,如上环境的日益恶劣,最终源于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这种破坏的罪魁祸首,不是其他,而是人。比如,空气、水、土壤,这是人与地球生命共生的三大必需自然资源。但在今天,我们所喝的水是从高度污染水源中抽取的,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是被各种工业、生活废气笼罩的;我们所赖以立足的土壤,不仅高度贫瘠,而且充盈着无数致癌的废料与有毒的垃圾,我们所吃的大部分食物也无一不经历过各种品牌的农药洗礼。由此,人体生命赖以维持的三大基本资源——水、空气、食物都是有毒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毒气熏天的世界里,吃的、喝的和呼吸的空气,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我们体内脏器的最终承受能力。我们生活于这种毒气、毒害、病毒无处不在的世界里,不生病那是你福星高照有运气,突发性疾病不全球化传播与流行则一定是怪现象。

   显而易见,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里之所以无处不充满毒害,并不是自然的降祸,而是我们人类自身作的孽。

   客观论之,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并不是静止、孤立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态整体,并且充满自我创生活力,当这种自我创生活力在某一个方面一旦被某种超越自然的强暴力量所改变、所扭曲时,它就出现整体上的生态变异,从而影响到生命世界,当然也包括人类这种生命的生存,从而使人、生命、地球、宇宙的共生互生链条断裂,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瘟疫绵绵漫延。比如,当人力因素累积而改变了气候,随之而来的,也就扭曲了自然的自我创生活力,从而改变着自然界的整体生态状况,比如森林在某些地方止步了,草原开始了消退,土地开始了沙漠化;某些地方出现大频率的降雨,而另一些地方连连干旱;某些地方出现飓风,冰川不幸开始融化,海平面上升,陆地成为湖泊或海洋等等,都与气候的人为改变直接相关。在气候已经发生改变的时代,一切都在随之而改变。当“我们终结了自然的大气,于是便终结了自然的气候,尔后又改变了森林的边界。”[1](P74)

   再比如,当工业革命获得全面胜利,地球却遭受了最后的蹂躏与践踏,而使超越承受极限的地球不得本能地朝向“反者道之动”方向运行,于是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以及超越人类承受力的酷热或高寒,则频频降临。震撼世界的5•12汶川大地震,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所谓的“中国已进入了地震活跃期”,人们将其归结为地质板块运动,但如果我们冷静地回顾一下30年来的片面经济增长对地球资源掠夺所造成的自然生态的全面破坏,冷静审视一下四川以及全国的大地生态状况,也许我们就不会这样若无其事地把这一灾难之因全部推到“地质板块运动”上去了。

   地球是一个完整生命体,地球的地质有其使自身之整体生命得以健康运行的地质结构。工业革命的胜利却是以全面破坏地球自身地质结构为代价的,因为我们知道,工业革命所构建的工业社会,是以使用不能再生的化石燃料作为能源基础的;工业社会的目标,是全面实现物质幸福论。基于此而构建起“生产—消费”生存模式,必然以技术革新为动力,以开发和掠夺地球资源为实质指向,因为开发和掠夺地球资源,才可源源不断地创造物质财富,满足人们无限消费的欲望与需求,实现物质幸福。而这一行动努力的最终结果,不仅地表资源被掠夺干净,使地表自然地貌发生巨变,而且地壳中的资源也被掏空,迫使地质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比如海啸、地震、洪水、干旱等等,都是地球表面形态和地球内在地质结构发生巨变所形成合力的爆发体现。挖煤、采气、采油以及抽取地下水,这是掏空大地的内脏,在长江中游修建三峡程度、在长江上游修建诸如紫坪铺等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水电站,这是在地球表面累筑固体的或液体的大山,一些地方大地内脏被掏空,一些地方大地表面承受超越本身承受力的重压或挤压,比如将水位提高到几百米高的江水,对两岸大山的挤压力,以及修筑几百高的三峡大坝、紫坪铺大坝,对地壳的重压力----也就是说,地壳内被掏空了的部分与超负荷地承受挤压与重压的部分之间,失去了原来的固有动态平衡,而必然产生地质结构的裂变,这种裂变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地震、火山爆发、海啸等;这种裂变的间接表现形式,就是洪水、干旱、海平面升高、气温变暖等等;这种裂变的次生形式,就是环境变化促使生物圈内动物、植物、细菌,微生物乃至病毒的恶性进化与变异,从而导致各种各样的突发性传染病、流行病的全球性传播。

   由此不难看出,在远古的游牧时代和农业时代,自然灾害与瘟疫的主要之因,是自然的律动,是纯粹的天灾;而在工业时代尤其是在后工业化的当代社会,自然灾害频频爆发和瘟疫绵绵不断的根本之因,是人力,是人力意志指向自然,对地球进行暴虐掠夺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人丧失理性自制力而疯狂追求物质幸福所种下的——并必须由人类自己来吞食的苦果。

   灾疫伦理学,就是在这样一种生存背景下形成的,它面对人类作孽自然、作践地球所种下的生存苦果,而谋求如何补救以及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危险状况的生存导向学问。因为,要在灾疫发生后减轻灾疫,要在频频爆发的灾疫面前减少灾疫,防治灾疫,人类、社会、时代以及政府、团体、企业、个人都必须学会自我检讨,而这种自我检讨要真正富有成效,必须将其置于伦理之域,予以伦理审查。所以,当代人类在灾难重重中要走向自救与重建,必须构建灾疫伦理学,因为只有通过它,才可为欲望重重的当代人类理性地走向生态整体存在的世界,搭建起一座认知的桥梁、价值导向的阶梯以及精神重建的坚固堡垒。因而或许可以说,灾疫伦理学是当代人类面临种种灾难与不幸而谋求开创新的幸福之路的路标与桥梁。

   2、灾疫伦理学构建的目的方向

   灾疫伦理研究,是引导人类生存朝向理性、生态、健康方向发展的实用研究。为此,它必须构建实践理性价值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为当代人类排除存在危机,降低生存风险,朝着理性、生态、健康方向谋求存在发展,提供认知视域、价值导向、行动原则和方法引导。

   具体地讲,灾疫伦理学探索的首要目的,是引导人类重建生态理性精神与能力,勇敢地面对存在现实,清醒地认知生存困境,理性地谋求突围与改变时代生存境遇的方法与途径。

   客观论之,我们的存在现实有两个层面,即存在的一般现实和特殊现实。作为前者,我们始终生存于一个不确定的或然性世界里,“一切问题,都生发于一个或然性的世界之中,每个人都是这个或然性的世界之中的生命。人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或然性世界之中。从坏处说,他的存在包含着一场赌博。世界是一个冒险场,它是不确定的,不稳定的.........”[2](P20)正是生活世界的这种极富变化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往往误导我们迷失道路。作为后者,我们很难驾驭自己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本性,因而,我们在更多的时候是以欲望为指引,而把迷失的道路视为正途,在这条迷失自我的所谓正途上,为了欲望的满足和感官的享乐,不断地升级对自然的战争和对人的战争,从而制造出源源不断的存在危机和生存风险。

   因而,我们所面临的存在现实和生存困境,集中地表现为迷失道路和制造生存风险。频频发生的当代灾疫,不过是这种道路迷失和生存风险的具体表现。构建灾疫伦理学,就是直面如此存在处境和生存状况,回应更加不确定、不稳定、并且变化无序的或然世界,回应久被遗忘的人类本性和放纵的欲望,寻求拔除危险、重建生态秩序的存在世界和生活世界的途径、方式与方法。

杜威曾认为,哲学产生于一种对生活的回应,一种对生命在或然性世界中的处境的一种回应,而伦理学作为对哲学的普遍实践方式,就在于它本身就是对遗忘的人性的回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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