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库斯·福特:生态文明启发高教改革和学术研究

——访美国弗拉格斯塔夫社区大学共同创办人马库斯·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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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库斯·福特  

 

生态文明与教育密切相关。当前,人类正处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关键时期,对下一代人的教育直接关系人类文明的发展。解决日趋严峻的环境问题,需要下一代人具备什么样的品格、道德和才干?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为何迟迟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需求?学科专业改革和办学教学创新如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近日,本报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曾在一所文理学院、两所公立大学任教的美国弗拉格斯塔夫社区大学(Flagstaff Communiversity)共同创办人、教授马库斯·福特(Marcus Ford)。福特表示,自17世纪初北美海岸第一所大学建立以来,当地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是“文明化”。如今人类所面对的全球环境危机,是对美国高等教育机构重新审视其办学使命、直面外部挑战和内部遗留问题、发起体制改革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教育工作者有充足的理由和义务去寻找既能延续文明、服务社会又能建设生态文明的可替代高等教育方案。

高校生态文明教育与思辨不足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理解生态文明?将生态文明纳入高等教育体系的意义是什么?

福特: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指在不影响其他物种和子孙后代福祉的前提下,一个在地球物理边界内和谐发展、促进人类幸福与福祉的文明形态。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西方文明尚不符合生态文明的定义。要想建成生态文明,西方需要前沿技术来修复和保护环境,更需要经历深层次的文化转变。例如,摒弃消费主义和激进个人主义,改变粮食种植和城市规划模式,塑造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理念,拓展对其他文明和国家的思考空间。一切皆有可能发生。西方文明要建设成为生态文明,仅仅向后退是不够的,还必须前进。

将对“文明”的哲学思考纳入高等教育体系极具变革意义,象征着教育业从业人员积极参与生态文明的理念建设工作。从理论上看,生态文明可以是哲学系的研究课题,也能够成为教育学院的主修课程。但是,在美国过时的学科体系和僵化的教学结构下,这样的创新十分罕见。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其讨论、研究或描述的特定主题所定义的。生态文明的哲学阐释尚不是任何现有学科的一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环境人文学将不同学科学派关于环境问题的观点汇集在一起,在研究文化、经济、政治与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同时,探讨了“人类”的含义。请您谈一谈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前景。

福特:人们有时将大学视为与周围环境相互隔绝的“象牙塔”。从这个角度来看,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包括环境问题)是政府、企业以及相关社会机构的本职工作。当然,任何社会机构都不可能完全与更广阔的世界相分隔。50多年来,全世界越来越重视环境问题,包括污染、酸雨、森林砍伐、物种灭绝和全球变暖。虽然一些问题已经得到初步解决或显著改善,但大多数问题正日益加剧,朝着更为复杂的方向发展。在美国,许多高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已经注意到环境问题及其紧迫性。一些高校希望开设环境人文学课程来培养综合性人才,从保护社区生态环境做起,用行动实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目前,此类课程的开设数量并不算多,未来是否会继续提高普及率还远不能确定。相比之下,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环境项目更为普遍,而且总体上在学术界地位更高。

“自然”是人类构建的概念,我们如何看待自然界和人类在其中的位置非常重要。这也是将环境人文学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的关键概念。目前,环境人文学对道德问题的探讨仍有所欠缺(尽管也有一些例外),挑战现代科学对自然的假设的力度不足,尤其是对自然界没有内在价值等假设的批判力度不够。环境人文学科项目、高等教育机构和美国政府应该更全面地探讨地球系统功能退化的道德后果,这是极其重要的。地球系统功能退化的道德后果应该成为环境人文学科的头等议题,并列入高等教育机构和美国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首要议程。

固守学科划分的思维定式仍是主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高等教育机构在推动学术交叉创新与融合、探索环境和气候治理等全球性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上,遇到哪些挑战?

福特:现代研究型大学对世界最基本的假设之一就是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作为相互独立的研究领域。社会科学进入高等教育系统时,也被划分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作为跨学科研究领域的环境人文学不完全属于上述三分结构下的任何一个领域,导致它尚未获得应得的学术认可。此类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是为新研究领域开设中心或研究所,同时允许教师在三个学科下的一个部门里获得终身教职,并与中心或研究所相关联。另一种更激进的解决方法是重新思考将知识归入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之一的思维定式。在美国,质疑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完全不同的学科的人仍属于少数派。在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现代学科制度固然有其用途,然而,在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带来学术科目的划分之前,各种文化体系经历了漫长岁月,不断发展自己独特的世界认知方法。现在,一些学者将本土知识和古代知识灵活嵌入现有学术领域,探索切实可行的问题解决方案,重塑当代人的思维模式和文化体系。我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尝试,应该获得更多尊重,引起社会的重视。

无论是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内部还是外部,目前都没有达成“环境人文学对解决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至关重要”的共识。美国人普遍相信环境问题可以通过不断更新的技术(尤其是清洁能源)和政府监管得到有效解决。另一种观点是将“文化”与“自然”的对立以及对“自我”与“自然”的关系把握不准确作为环境问题根源所在,并且通过重构宇宙观和世界观,重新划定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来应对环境挑战。然而,这样的想法在美国非常罕见。

服务社会比治学教学更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认为,高等教育机构除了教学和研究外,还必须履行“第三使命”,即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您如何看待有关高等教育机构“第三使命”的辩论?

福特:我们正处在人类发展的重要节点——一个以极端的环境挑战和财富分配极其不平等为特征的时代。这场“辩论”的底色就是假定美国高校的办学宗旨基本保持不变,争取在现有两个使命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新使命。于是,美国社会在没有深刻思考高等教育最基本使命的情况下,展开了毫无生气的高等教育机构使命“辩论”。我认为,任何社会机构最基本的使命都是服务社会,这也适用于美国的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研究和教学本身不是开办大学的目的,它们只有在为更广泛的社会服务时才能彰显价值。“第三使命”其实就是高等教育机构的首要使命,其他使命,如治学与教学,则是次要的。

我在《高等教育的功能》(The Func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一文中提到,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主要功能,即保存基督教文明、促进国家利益、研究以及发展全球经济。如今,大多数人习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服务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某些情况下,经济发展确实代表了为社会进步提供服务,特别是当经济利益流向最需要的群体,并且发展经济的环境成本最低时。相反,当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是少数人,同时环境成本居高不下,发展经济就不是在服务社会,而是在伤害它。我希望在全球环境恶化和冲突加剧的时代,出现更强有力的高等教育使命探讨,尤其是在富裕国家。我也希望,发展中国家更加积极地讨论本国高等教育体系应如何更好地造福人民。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1月3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克利福德·安藤(Clifford Ando)在芝加哥当代理论中心组织的活动上为该校的财政困境敲响警钟。安藤认为,预算赤字和债务负担会对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的教学质量造成潜在负面影响。您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及其背后的问题?

福特:美国发展人文科学的兴趣已经连续下降了几十年。与公立学校相比,芝加哥大学这样的富裕私立学校受该趋势的影响较小。在我看来,美国人文科学衰落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重视毕业生就业情况引起的,越来越多的学生倾向于选择更有“钱”途的专业。因此,芝加哥大学为克服财务困难大幅削减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经费,并不是偶然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并没有表现出建设生态文明和推动高校改革的迫切需求,无法让这一紧迫课题成为高等教育的核心关注点。正如安藤所说:“我的目标不是对任何特定的学科或努力提出疑问,坦白来说,也不是抱怨对特定单位的资助。大学应该做的是确保许多领域(的研究)蓬勃发展。”换句话说,安藤只想确保高校在最大程度上维持现状。在我看来,高校在当下最该做出的改变是探讨要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并帮助社会快速过渡到这种文明形态。安藤认为,高校的存在是为了“确保许多领域(的研究)蓬勃发展”,然而,他既没有提及如环境问题等全球性发展问题的严峻性和紧迫性,也没有提到快速过渡到新的文明形态的必要性。

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的革新面临着两个重大障碍:一是教育的目的是发展经济,二是组织教育的最佳方式就是遵循学科门类划分。诚然,将教育宗旨与推动经济发展挂钩非常普遍。当足够多的人意识到当前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将导致更多经济不平等、进一步破坏生态环境、威胁子孙后代的福祉时,人们便有了抛弃过时的观念、打造教育新理念的动力。改变第二个固有观念则需要学者正确全面认识高等教育体系的局限性。目前,大部分学者只关注如何处理好所在学科的内部问题,他们既不去质疑学科自身的限度,也不反思普遍存在的教育模式。高校需要极具启发性的领军人物,并推动教育界和学术界围绕高等教育的宗旨和方式等议题展开更广泛的讨论。

微型大学重视学生智性和思想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弗拉格斯塔夫社区大学的共同创办人,您选择开拓微型大学教育事业的初衷是什么?

福特:我在《为什么我们需要微型学院》(Why We Need Tiny Colleges)一文中提到,美国既有拥有2万或3万名学生的中型大学,也有只招收几千名学生的小型大学,还有学生不足百人且不提供在线课程的微型大学,如斯特林学院(Sterling College)、幽泉学院(Deep Springs College,又译“深泉学院”)等。弗拉格斯塔夫社区大学的创建灵感来自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有机哲学。我们围绕“以地球为中心”的哲学思考设计核心课程,专注可持续性研究,弗拉格斯塔夫社区大学的强化学习模块将课堂延伸到社区和自然世界。与其他微型大学不同,弗拉格斯塔夫社区大学仅提供大学本科最后两年的教育。学术研究和职业培训固然重要,但并不符合微型大学的定位。

一个复杂社会的教育需求也是复杂多样的,并不存在能够满足所有需求的单一教育模式。可以肯定的是,帮助年轻人过渡到成年这一教育需求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里几乎完全没有得到满足。微型大学不仅关注年轻人的智性发展,更注重引导年轻人成长为独立的个体和一名社会成员。微型大学相信,每个人都是通过与了解和关心我们的人密切互动来实现人性的完整,高等教育最基本的目的之一是社会化。微型大学总是在问,“教育如何促进人类繁荣和全世界的福祉?”而试图解决此类问题塑造了每一位学生的求学经历和成长历程。

人们正在将高等教育视为谋生的手段,而不是创造生活的手段。人们还将高等教育视为一种私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我们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是与他人共同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我们的福祉与地球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微型大学无法满足社会的所有教育需求,但它能满足最基本(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承认)的教育需求,即培养出有思想、有积极性、有同情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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