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涛:从会馆到公寓:空间转移中的文学认同——沈从文早年经历的社会学再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4 次 更新时间:2009-09-18 09:37

进入专题: 沈从文   北京   社会流动   都市文化空间   社会位置  

姜涛  

内容提要: 1923年,初到北京的沈从文落脚在酉西会馆,后来在表弟黄村生的建议下,又迁居至沙滩附近的小公寓中,从而进入了北京新兴的文化空间。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将沈从文的早年经历当作一份特殊的社会史料,在社会流动的更替、都市文化格局的重构、人际网络的转变、社会位置的制约等层面,分析了在空间转移的过程中,一个“文学青年”自我认同的形成,呈现出20世纪20年代制约新文学历史位置的诸多社会性前提,由此尝试一种文学史叙述的可能。

关键词:

1923年,抱着一份对新文化的向往,沈从文告别湘西来到北京,在一个陌生的生活秩序、文化秩序中,苦苦寻求自己的一席之地。从传记的角度看,这一过程的确令人唏嘘,但相关的描述已有很多,似乎没有重新讨论的必要。然而,如果挣脱一般的传记视野,将沈从文的早年经历当作一份特殊的“社会史料”,放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去考察,或许会发现在1920年代的中国,他的选择并非孤立和偶然,而是凝聚了某种集体性的历史经验。自晚清以降,伴随着科举的废止、新式教育的兴起,中国社会流动的方式也处在剧烈的转变当中。传统的城乡互动关系被打破后,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也越来越多地垄断了个人社会攀升的可能,[1]像沈从文这样离开家乡,在城市里“寻找自己的圣杯”的侨寓青年又何止千万。城市对他们而言,不仅是实体性的存在,同时也是象征性的空间,不仅是生存的背景、经验的对象,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承诺,代表了一种新的人际网络、一种新的身份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在对文学“志业”的追求中,其实暗含了一个人如何摆脱原来的社会网络,如何参与动荡的现代历史,如何在一种城市特定的空间关系中安置自我,获得一种新的身份认同的问题。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重新讨论他早年的一系列经历,一方面可以在社会流动方式转变与城市文化空间重构的背景中,凸现出一代“边缘青年”的身份追寻;另一方面,1920年代“文学”、“文学者”的历史位置,以及支撑“文学”的若干社会性前提,也有可能得到另一种揭示。

1923年沈从文刚到北京时,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是他最初的落脚点。1924年春,在表弟黄村生的建议和帮助下,他才移居沙滩附近银闸胡同的一个公寓,文学生涯也由此展开。一般的沈从文传记都会提及这个细节,但往往是一带而过,“迁居”背后特殊的意味,很少被注意到。其实,在沈从文的早期经历中,住所的变更的确构成了某种转折(他自己在回顾早年北京生活的时候,也有意将“酉西会馆”几个月的学习与沙滩公寓中的几年,分成两个部分来谈),[2]与场景变化相伴随的,还有一整套社会网络和自我认识的转变(表弟的“用意是让我在新环境里多接近些文化和文化人”)。[3]空间转移与身份想象之间的微妙关联,由此也成为本文讨论的潜在线索。

从“酉西会馆”到“窄而霉”的沙滩公寓,相距不过若干公里,而更大规模的空间转移,即从湘西到北京的千里之行,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促使他离开湘西的原因及过程,沈从文日后有过多次描述。仔细阅读这些文字,会发现在字里行间,总会流露出一种命运无常的慨叹,如《从文自传》中这样著名一段:

“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4]

表面上看,沈从文思考的是人生偶然性的问题,对历史旋涡中个体命运的关注,也是他传记写作的一个模式。 5 然而,在这段文字的背后,我们似乎还可以读出更多的东西:如果不是一些意外的事件,“我”可能会留在湘西,“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那么,离开湘西走进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这种选择又会带来怎样“一个公式”呢?或者可以说,在实际的人生和假设的人生之间,其实暗含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进阶途径(“公式”)。因而,沈从文的假设或许也可以当成一个问题来看待。

无疑,沈从文的出走与一连串的“偶发”事件有关,这包括1921年在芷江发生的“女难”,好友陆弢意外的淹死,以及他对新文化书报的阅读等。但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偶然”背后的必然,换言之,他个人的选择,实际上是呈现于从晚清到民国“社会流动”方式大变动的背景当中。所谓社会流动(SocialMobility),是指人们在社会结构体系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位移,包括了身份、职业、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动。在传统社会,进入上层精英阶层的制度化渠道,无疑是参加科举考试。当然,在这一“正途”之外,还存在着通过捐纳、军功、举荐等方式来获得官阶的“异途”。在历史的动荡和社会结构的转换中,“正途”与“异途”的关系,也往往会发生变动,更多的社会参与可能展现出来。据张仲礼的统计,19世纪末中国绅士的人数在700万以上,而上层绅士中有半数是出身于“异途”。这表明军人、商人、买办、乃至新式学生等群体的涌现,逐渐瓦解了中国社会原有的流动结构[6],鲁迅当年“走异路,逃异地”的选择,无疑也是这一历史变动的缩影[7]。在鲁迅的自述中,所谓“走异路”(放弃读书应试而学洋务),似乎是破落人家子弟走投无路的选择,但事实却证明,那些蹭蹬于“正途”的同代人,后来往往丧失了进入新的文化秩序的机遇。[8]

在诸多“异路”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大小小的战乱之中,投身行伍构成了一条新的进身之阶,不断崛起的军人阶层,也成为左右近现代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9],在与太平天国战争中建立的湘军集团就是一个代表。通过军功来大量选拔人才,是当年曾国藩一条重要的用人策略,以此方式改变命运、获取官阶的人,在湘军历史上数量十分可观。[10] 沈从文一度显赫的家世也恰恰与此有关。他的祖父沈洪富,就是因参加与太平军的作战,从一个卖马草的小民被提拔为提督,使原本贫寒的沈家,得以进入当地的权势阶层。辛亥之后,在凤凰地方的权势转移中,沈家虽然败落了,[11] 但往昔的名声犹在,再加上一些姻亲关系,在当地的社会网络中,沈家似乎仍占有某种优势。[12] 在周遭“尚武”的社会氛围中(“一切青年人的出路寄托在军官上”[13],通过从军获得社会进阶,实现家族的“将军梦”,或者借助既有的社会网络,按部就班地“混”成一任官僚或乡绅,对于沈从文来说,非但不是一条“异途”,恰恰是他所谓的“那么一个公式”,一条理所当然的“正途”。然而,这条“正途”不仅一次次被意外事件所打断,军中生活的混乱以及不断循环的暴力,显然使沈从文对它失去了信任感。可以想象,在少年沈从文的眼里,维系个人前途的社会之“常”已岌岌可危了,一切都处在不确定的“变”中,命运的“偶然”或许只是时代变局的一种个体折射。如果不尽早离开,他也会和那些少年时代的友人一样,“结果便终不免依然一例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的悲剧夙命中”。[14] 因而,摆脱“那么一个公式”,目的是要“摆脱可怕的环境”,从衰败的、封闭的社会循环中挣脱出来,同时也意味着选择“另一个公式”。他初到北京时,在一家小客店的登记簿上,是这样向新的世界介绍自己的:“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15]

从“小兵”到“学生”,显然是沈从文为自己设定的身份转换。有意味的从会馆到公寓: 空间转移中的文学认同是,这种个人设计也吻合于那个时代一般的社会看法。在五四运动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学生群体,日益显示出强大的历史推动力,“学生”的形象也与进步、活力、知识等一系列正面的现代价值相关。相比之下,武人的形象则每况愈下,2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社会动荡的根源在于武人的专政、乱政,“去兵”、“废兵”的呼声也曾一度甚嚣尘上。[16] 即便是在封闭的湘西社会,“尚武”的社会氛围,也同样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冲击。出身于湘西的舒新城在一次返乡后,就有感于湘西的乱局,撰文批评当地社会对教育的轻视以及对军人的信仰。[17 ]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也曾专门写到,在面对学生时,自己内心的艳羡和羞惭。脱去军装,去新世界里做一名学生,意味着去参与新兴的文化秩序,而这一努力所朝向的,不仅是一个明确的社会身份(“学生”),某种更为抽象、朦胧的主体想象,其实也包含在其中。

作为军中一位“小师爷”,沈从文在早年的军旅生涯中,有不少机会接触到一些书籍、报刊,从《秋水轩尺牍》、《西游记》、《聊斋志异》、《镜花缘》、《昭明文选》,到林译小说和《申报》等。与文字为伍的经验,为他带来了幻想的活力,也在他和军人生活之间制造了距离,这表现为他严重的“书呆子”气,即:向“迂”的一面的不断发展。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迂”(疏离感)中蕴涵的能量,“因为我在那些上司和同事间,虽同在一处,以显明是两种人,对于生存意义的追求全不相同,决裂是必然的”。[18] 这种心态印证了某种“阅读社会学”的假定:印刷文字能为个体创造一个独立冥想的空间,产生离心的力量,将其从身边的环境、人群之中分离出来。[19] 因而,读书对少年沈从文来说,不只是一种自学的方式,也是一种社会区分和自我意识建立的方式。但宽泛地说,他当时的阅读,还从属于某种陈旧的文化系统,并没有导向一种全新的身份想象,他的“迂”发展下去,其结果不过是脱离军队,成为一个地方知识分子或乡绅,真正撕裂了他和湘西关系的,还是他后来对《改造》、《向导》、《新青年》、《新潮》、《创造》、《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一系列新文化刊物的阅读。

上述阅读的起因以及影响,已经被讨论得很多,这里本无需赘言,但他的一段话颇值得玩味。他说那些刊物提出的抽象问题,“让我有机会用些新的尺寸来衡量客观环境的是非,也得到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认识,来重新考虑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与其受环境习惯支配,按部就班地升任科长、局长、县长,“还是自己来重新安排一下,到另外地方去,作一个正当公民?”[20 ]仔细品味这段文字,不难发现,对新潮书刊的阅读,不只是让沈从文开始为“如何做人”“怎么爱国”这样一些问题而激动,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时空关系,激励“我”在一种普遍的文化关联中,重新安排自己的“身份”。讨论印刷资本与现代公共领域的关系,已成为时下一种常见的思路,但需要提出的是,报刊、传媒在带来某种共同体想象的同时,一种将人与周遭环境相剥离的效果,也会随之产生。依照吉登斯的说法,这种效果恰恰是现代性认同产生的前提,即通过一种“内在性参照”机制,将个体从“当地性”中抽离出来,完成一种自我定位。换言之,客观环境的“衡量”是与自我的“重新安排”联系在一起。[21] 所谓做一个“公民”,而非在既定的轨道上,做一步步升迁,也意味着要超越血缘、地缘的限制,在新文化的印刷符号的召唤下,在另一个空间,将自我寄托于反思性的追寻中。在这个意义上,“北京”对于沈从文这样的外省青年来说,不只是一个远方的城市,甚至也不只是新文化的中心,它本身就是道德化的,对应着国家框架下一种普遍自我(“公民”)的想象。[22 ]选择到北京求学,成为一名大学生,这或许是他的现实目的,但对某种超越性的普遍身份的向往,潜在地成为努力的前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先作一个“自由人”、一个“独立人”,“才能作第二步打算”。[23]

先作一个“独立人”,在日后的回忆中,沈从文不只一次表述过当年的这种心态。他想摆脱什么呢,金介甫曾做出一连串的推测,其中自然包括湘西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权势网络。对此,沈从文的回答也相当坦率:“我早对于这种关系十分厌恶,所以一离开就不至于重新进入这个富贵囚笼。”[24] 在他看来,挣脱过去的“富贵囚笼”,意味着从充满限制的地方性网络中抽身而出,这似乎是获得一种普遍、自由身份的起点。然而,在社会流动方式的更替中,新、旧两种“公式”也并非泾渭分明,新型人际网络的形成,往往会依托于原来的社会结构,沈从文之所以能够离开湘西,除个人的决心之外,他的上司陈渠珍的支持就至关重要;当他独自一人,在北京苦苦挣扎时,实际上也没有完全脱离对湘西的依赖,过去的亲朋或同乡,如姐夫田真逸,舅舅黄镜明,表弟黄村生,以及农大与燕大的同乡们,都或多或少为他提供过帮助,而他最初选择的栖身之处——酉西会馆,在某种意义上,也显示了他与原有社会网络的纠葛。

会馆,是中国传统社会人口流动的产物,旅居他乡的同籍人,自发组成社会团体,捐资在客地修建馆舍,借此形成一种乡土的纽带。作为旧日的帝都,北京一直以来吸引着来自各地求官、应试的士人,会馆的林立也是老北京一道重要的风景,如《清稗类抄》所记:“各省人士,侨寓京都,设馆舍以联络乡谊之地,谓之‘会馆’,或省设一所,或府设一所,或县设一所,大都视各地京官之多寡贫富而建设之,大小凡四百余所。”[25] 清末科举废除之后,会馆接待应试举子的功能逐渐消失,[26 ]但仍为各地来京人员提供着住宿,近现代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都有过寄居会馆的经历,鲁迅居住过的“S会馆”(绍兴会馆),则是新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场景。沈从文最初居住的酉西会馆,位于前门外杨梅竹斜街三十号,它“成立于清同治十三年,经同乡京官捐资购置”。[27] 对于为何选择这里,他有这样的回顾:

“照当时习惯,初来北京升学或找出路,一般多暂住在会馆中,凡事有个照料。……我因和会馆管事有点远房表亲关系,所以不必费事,即迁入住下。乍一看本是件小事,对我说来,可就不小,因为不必花租金。”28

无论是“凡事有个照料”,还是租金的免除,都为沈从文提供了得以容身的基本条件,利用同乡体系帮助客居的少年人求学成功,这本来就是“会馆”的功能之一。沈从文的著名同乡熊希龄,初次来京会试,就短期住在这个小会馆里;而沈从文的父亲与同乡阙耀翔,1914年来北京谋划刺杀袁世凯,也是住在酉西会馆。[29] 父子两代相似的经历,暗示了社会流动方式的某种稳定性。关于酉西会馆的生活,沈从文后来并没有过多叙述,根据一些片段回忆,读者大致可以知道:由于求学无门,他只能开始孤独的自学,包括在京师图书馆分馆看书,以及在琉璃场、前门大街等文物、商业中心流连忘返等。不难看出,“会馆”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但似乎没有提供足够的社会参与可能。要成为一个普遍公民,从湘西到北京,似乎只是第一步,他还要在一个同样新旧交替的城市格局中,进一步选择自己的位置。

在20年代初,对于外来移民而言,“会馆”虽然仍发挥着特定的功能,但在客居生活中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了。原因之一便是科举的废除以及新式学校的兴起,使得新一代知识分子有了新的聚合方式。当短期受试的试子,变为长期求学的学生,学校住宿制度和公寓的兴起,直接造成了会馆的衰落,也塑造出新的群体意识,正如一位研究者指出的:

“这些学生避开宣武,前门等闹市区,寻求设在内城小胡同里的公寓留宿,与旅馆比起来,公寓收费相对低廉。关键的是,人与群分,物以类聚,许多大学生都愿住在公寓里,因年龄、性格、学时都比较接近,不似在会馆里,东家吵,西家闹,因此公寓的兴起,带走了会馆里的知识分子,带走了富有朝气的青年人。”30

表面上看,“会馆”与“公寓”此消彼长,涉及到的只是外来人口聚集方式的改变,但北京城市格局及文化空间的重构,其实也发生在同一过程中,这也使得沈从文的迁居,有了更多的含义。

近年来,城市研究方兴未艾,继上海之后,北京也逐渐成为一个热点。作为一座文化古城,北京城的雍容、稳定以及传统的深厚,往往是相关讨论的重点,从而与摩登的上海区分开来。这种城市想象,似乎已根深蒂固。但实际上,在20世纪前30年,一系列公共工程的启动,如街道的铺设、沟渠的重建、电力的使用、自来水系统的引入、铁路和电车交通网的修建等,也使得北京的城市风貌和功能,有了越来越多的现代色彩。[31] 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原来体现皇权至上的城市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在讨论中华帝国晚期城市时,施坚雅曾提出清代北京的城市生态呈现为“双核”模式:一个是商业活动中心,一个是官僚士大夫活动中心。[32] 这种说法或许过去简单,并不一定完全准确,[33] 但从区域社会性差异的角度,审视城市空间的思路,的确具有一定的启发性。由于清代实行满、汉分城而居的政策,以皇城、紫禁城为中心的内城,不仅禁止汉人的居住,也排斥了商业、生产等活动。相对于功能比较单一的内城,北京外城的社会功能则得到了发展,除了外来人口、下层民众聚集于外城,士大夫的群体也被迫在此居住。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地理位置上,外城并不是北京的中心,但在城市生态和功能上,却形成了城市商业与文化的中心。[34 ]尤其是沈从文最初栖身的宣南地区,历史上是会馆最为集中的地带。[35] 大量的士人聚集于此,造成了人文荟萃的繁盛局面,近代史上诸多重大的事件,如1895年康有为等发起的“公车上书”等,都与宣南会馆有关。[36] 但民国以后,东西南北几条大道的贯通,首先打破了内城的封闭格局,瓦解了以皇权为中心的空间结构;[37] 紫禁城、北海、社稷坛等一系列皇城禁苑,又相继对市民开放,形成新的公共空间;加之各类新式的中学、大学主要在内城出现,[38] 以及王府井、西单等商业区的兴起,北京的文化、商业中心,都呈现出从外城向内城转移的趋势。[39]

酉西会馆周边的城市空间,虽然工商业繁荣,但作为文化中心毕竟式微了。对于这一点,沈从文自己似乎也深有体会,虽然后来他不断强调琉璃厂一带,作为三千年的“文化博物馆”对他从事文物研究的影响,但也得出这样的结论: “总的印象是北京在变化中,正把附属于近八百年建都积累的一切,在加速处理过程中”。[40] 相比之下,他迁居的沙滩地区,则位于内城的中心,不仅毗邻北京大学的红楼,而且与北海公园、故宫博物院、东安市场、中山公园等相距不远,代表的正是北京新型的文化空间。从宣南“会馆”迁入沙滩“公寓”,沈从文的选择恰好吻合于北京城市格局的转变,使他接近了正在生成之中的文化秩序。当时,在环绕北大的沙滩、北河沿一带,分布着大大小小许多公寓,栖身其中的当然有正式的学生,但更多的或许是像沈从文一样飘荡的青年,他们被北大开放的校风、自由旁听的制度,以及周边浓郁的文化氛围所吸引,游走于课堂、图书馆、街道和公寓之间,彼此联系,互通声息,构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沙滩一带甚至有了北京“拉丁区”的美名。[41 ]直至晚年,沈从文还不无深情地回忆:“以红楼为中心,几十个大小公寓,所形成的活泼文化学术空气,不仅国内少有,即在北京别的学校也希见。”[42 ]如果说宣南会馆所代表的文化空间处于衰落之中,沙滩公寓所代表的,或许正是沈从文所向往的另一种时空关系,自由、活泼的氛围也与超越既有社会网络之上的普遍性相关,后来他甚至认为:“北京虽算得是新文化策源地,名声竟像只于沙滩一带地区,其余还是在日益衰颓的一个老北京。”有意思的是,“酉西会馆”周边的琉璃厂、前门大街等,作为他最初的学校,曾激发了他对文物的兴趣,但在这里也被归入了“衰颓”的地带。[43]

这样一种空间想象、一种自我定位的“地图”,并非沈从文独有的,而是被当时许多的侨寓青年所分享,小说家许钦文就是一个例子。1920年代初,许钦文在绍兴会馆里写下了他的一系列代表作,会馆附近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也让他不能忘怀,还曾撰文回忆。然而,在这篇题名为《菜市口》的文章中,他却劈头写道:“在故都,对于我的知识关系最大的虽然是沙滩的大楼”。[44] “菜市口”作为个人的生活空间,留给他很多回忆,但在“沙滩的大楼”鲁迅的课堂上,他不仅获取了“知识”,也曾因鲁迅的“钦点”,而获得了最初的关注。[45 ]“知识”与“生活”的区分,显示了城市空间已被特定的社会关系所渗透。这种空间差异中的“区隔”感,在章衣萍的一篇文章中,得到更为强烈的表述。在20年代初北京文坛,章衣萍是个相当活跃的文学青年,但他身居羊市大街的一座古庙中,对于自己的住所似乎相当不满:

“东城,梦里的东城,只有她是我生命的安慰者:北河沿的月夜,携手闲游;沙滩的公寓里,围炉闲话;大学夹道中的朋友,对坐谈鬼。那里,那里的朋友是学富才高,那里的朋友是年青貌美,那里的朋友是活泼聪明。冬夜是最恼人的!我有时从梦中醒来,残灯未灭,想到那如梦如烟的东城景象,心中只是凄然,怃然,十分难受!??我是一个爱美爱智的人,我咀[诅]咒而厌恶那丑陋和愚蠢。这羊市大街的左右,多的是污秽的商店和愚蠢的工人和车夫,我应该向谁谈话呢?”[46]

“东城”的公寓、大学、朋友,对应着“美”与“智”的想象;身边的市民场景,则是滋生“丑陋”与“愚蠢”的所在。对于分享同一份认识“地图”的青年来说,选择在哪个空间里生活,也就意味着在选择何种文化秩序、何种社会网络里,安排下新的自我。

“窄而霉”的小公寓,构成了沈从文新的生存场景,虽然他没能如自己所愿,进入任何学校,但终于操持起了一份“新青年”的生活,甚至通过旁听的方式,还反讽式地满足了自己对学生身份的想象。[47 ]在诸多变化中,最为重要的或许是,空间的转移不仅体现了某种社会关系,同时也能“生产”出新的关系,让他进一步挣脱了对既有社会网络的依赖,在另外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换言之,在都市文化空间中,当历史的、乡土的网络不足以支撑新的身份,一个渴望获得认同的人,必须寻找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参与一种新的社会网络。如果说“会馆”作为一条乡土之链,在某种意义上象征了那个他不得不依靠、但又时刻想远离的社会圈子,“公寓”则提供了乡土之链打破后的可能性。

在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也带动了新的群体经验,虽然在实际的群体聚集中,地缘、学缘等传统因素依然起到重要的凝聚作用,但要求打破地域、血缘的束缚,在纯粹知识和情感的基础上建立崭新的联系,已成为一代青年学生的自觉。傅斯年的一段话,可以说是这种构想的最佳阐发:“我们是由于觉悟而结合的??我以为最纯粹、最精密、最能长久的感情,是在知识上建设的感情,比着宗族或戚属的感情纯粹得多。”[48] 1924年11月的《学生杂志》上曾发表过一篇名为《告旅学的青年》的文章,此文开宗明义地提出:在四通八达的世界,“我们学生”已走出延传独习的闭关时代,进而背乡离井,旅学各地了,而“我们至小无极的目标,也得要做个中国的人。以深染着部落式的陋习和土语的人,简直还没脱去乡老村妇的陋态,怎能彀登得上舞台去!”看到许多学校自修室和寝室里,大半是同乡同学联系在一起,作者也不禁讥讽道:

“唉!这无异是向世人明白宣告:‘我们除却同乡,别无感情可言。我们同乡间非特脾胃相投,性格相似,而且习惯语言等,也都绝无抵触。我们不愿意去受那言语隔阂,习惯冲突的困难,也不愿意找那脾胃迥殊的异乡子硬相聚在一起讨论学术??’。”[49]

显然,相对于言语、情感、脾胃的相似,打破人际隔阂的学术讨论,是更令人向往的人际关联,因为它对应了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下一个普遍主体的想象——“中国的人”,沈从文所言的“公民”形象,与此大概也相差不远。

在知识青年之间,形成这种普遍联系的方式当然有很多,诸如阅读新书报、参与社会运动、结成知识社团等。值得提出的是,在某种代际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集体住宿的形式其实也起到一定的作用。[50 ]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恽代英,就曾抱怨会员之间联系太少、了解太少,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学会不可不有会所”,“共同居住”能够解决会员之间缺少沟通的问题。[51] 建立“会所”的可行性有待考虑,但学校宿舍以及周遍公寓,的确提供了共同居住的可能,也带来社会网络的重建。30年代一位研究会馆历史的燕大学生,在讨论会馆的衰落以及公寓的兴起时,就指出这一过程折射出中国社会组织的整体变迁。依照她的观点,“会馆”出现在社会分工尚不发达的工业化前期,是同乡关系构成的社会单位,但当所谓“欧西的经济势力侵入中国”,摧毁了固有的经济组织,都市化的进程、交通的便利、人们交往的频繁等因素,带来了这样一种变化:

“部分的群体合成了一个更大的群体,各小群的个性渐渐模糊,社会生活的种种蜂房,逐渐打破,狭窄的同乡观念也相对的减消,而同业团体乃代同乡团体也益加显明,如工商会法的指定、政党、学会的出现,皆以利益和兴趣的相同为基础而结成团体。”[52]

这种分析虽略显简单,但无疑揭示出“会馆”与“公寓”的转换所蕴涵的社会学含义,也说明既有的社会“蜂房”逐渐打破后,新的群体认同方式,如政党、学会、社团等,也相继产生出来。正如萧邦奇指出的:随着绅士阶层的没落,“通常被翻译成集团或团体的汉语新词汇‘界’,如‘政界’、‘商界’等等,不断出现在清末民初的报刊和其他事物性报道中”,这表明了多中心的“亚文化圈”的广泛涌现以及身份认同方式的不断增加。[53] 虽然乡土、血缘等传统因素,在现代认同及群体聚合中,依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影响(如鼓吹“在知识上建设感情”的新潮社,其骨干成员就多是山东籍的学生),但所谓以“利益和兴趣”为基础的结合,代表基于现代社会分化的认同方式,已获得了更具支配性的价值。

回到沈从文这里,从“会馆”到“公寓”的空间转移,也的确带来了新的人际网络。这一点可从他的交往圈子中见出。在《忆翔鹤》一文中,沈从文曾细致地追忆他到北京一年后结识的朋友们,并将他们分成农业大学、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三部分:农大的朋友多属湖南同乡,是由表弟黄村生的缘故而相熟;燕大的部分由董景天开始(也是湖南人,由姐夫田真逸介绍),陆续认识了张采真、司徒乔、刘廷蔚、顾千里等人。在这两部分学生朋友那里,沈从文得到了最初的支持与认同,但稍加留意就可发现,上述两个交往圈子都是建立在某种同乡的关系之上。其中表弟黄村生,就是沈从文在北京的“第二根重要支柱”,但据沈从文的回忆,这位表弟当时对文学、政治都不大感兴趣,“但对于封建性的小集团,如同乡会、同学会等等,却相当热心。”[54 ]在农业大学的宿舍里,十二个湖南同乡同吃同住,气氛融洽,也接纳了沈从文的加入。这些朋友的帮助,更多表现在情感和生活的层面,但对他的人生起到更关键作用的,似乎还是后来结识的朋友,特别是“第三部分”朋友,“即迁居沙滩附近小公寓后不多久就相熟了许多搞文学的朋友”,包括胡也频、刘梦苇、冯至、黎锦明、王辛三、陈炜谟、赵其文、蹇先艾、陈翔鹤等人。这些搞文学的朋友早已溢出了同乡的范畴,他们同病相怜,但更重要的是志趣相投,一种群体的连带感、认同感也由此形成。在后来的回忆中,沈从文也写道:

“当时这种年轻人在红楼附近地区住下,比住在东西二斋的正规学生大致还多数倍。有短短时期就失望离开的,也有一住三年五载的,有的对于文学社团发生兴趣,有的始终是单干户。共同影响到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各有不同成就。”[55]

从1924年到1927年,沈从文先后住过多家公寓,在诸多公寓当中,最为有名的应该是北河沿边的汉园公寓。该公寓的主人,当时在北洋政府交通部当差,为了教育十一个女儿,就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旁边盖了一所楼房,开办汉园公寓,借此得些收入。56 这个著名的公寓,俨然是20年代初北京文学青年的一个中心,“有一些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应列上一个名字的,如张采真、焦菊隐、于赓虞、王鲁彦、顾千里、王三辛、蹇先艾、朱湘皆各在那个小小公寓里,占据过一间房子。早年夭死的诗人刘梦苇君,便是在那个地方害病,临危前数日才离开住处的。”,57 汉园公寓之所以能够引来这么多青年作家,与公寓主人对文学的热爱有关。对于这个有趣的主人,沈从文有过多次书写,他不只热衷谈论各种文学掌故,还在自己的柜房里还挂满了文人的照片,“这边是隐士装扮曳杖而行的陶渊明,那边是小生装扮负手觅句的李长吉,近窗边有个海盗神气的五彩摆仑照片,大炕头则牧师模样的人物除了但丁还有谁那么瘦?”生活在这样的空间中,一个人也难免不会产生浪漫的自我想象,[58] 在“公寓空间”与感伤的文学认同之间,某种逻辑关联已若隐若现了。

可以设想的是,如果离开了“搞文学的朋友们”,离开了“公寓”特定的文化空间,沈从文的人生,或许会呈现为另一种面貌。这种假设也曾被他自己提出过,在《记胡也频》中,当谈到两个海军学生(胡也频、项拙),初次到庆华公寓造访自己时,沈从文曾这样感慨:“若果当时到我住处的,不是这两个编辑,却是那个照相制版学校的校长,到现在我或者已经成了一个照相技师了。”[59] 在这里,他似乎又在重申命运的无常之感,但也表明了选择文学的偶然性,因为在当时他还不甚明了“学照相”与“写文章”,到底哪个对自己更适宜一点。然而,他对文学“志业”的选择,果真是出于偶然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单从交往群体、社会网络的层面着眼,似乎还远远不够,对都市文化空间中“公寓”所体现的社会位置分析,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他执拗的文学认同的形成。

作为一种印刷的思想,“新文化”为沈从文这样的青年,提供了一整套安排自我的时空关系,正是在那些“美丽辞令”的召唤下,沈从文才告别湘西,一步步接近那个他渴望加入的精英群体和文化秩序。然而,来到北京并迁入沙滩公寓,摆脱了过去的社会网络,这并不等于说在“那么一个公式”之外,主体的可能性就能顺利展开。从某个角度看,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取决于既定障碍的不断拆除,如宗教、民族、地域等,但新的阻碍方式也会随之被生产出来,典型的表现就是现代的“文凭”制度,同样制造了新的等级分层,构成了社会流动的阻碍。[60]

上文已谈到,在北京学校周边的公寓里,栖居了众多受新文化感召的青年。他们或许都和沈从文一样被“大学的名号”吸引,但在激烈的竞争和高额的学费的压力下,通过升学来获得文化资本,对于其中的大多数来说,是不大可能的。据北京高等教育访问社的调查,1924年投考全国24所大学的学生一万六千余人,录取者不过三千三百人,仅占总数百分之二十;北大1923年度投考二千四百八十八名学生中,仅录一百六十三人,不及百分之七。[61] 一位失败的考生就致信《学生杂志》,希望编者就此问题组织讨论,“因为像我这种人,北京不知有若干数。大家都是彷徨歧路,意气颓唐”。[62] 作为“落败者”中的一员,沈从文后来声称很早就放弃了升学的打算,原因之一就是北大“门户开放”,无需正式入学。[63] 但事实上,他想进入大学的努力一直未曾断绝,甚至在他已获得文坛的认可之后,还在友人的鼓动下,参加过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考试,在口试时“一问三不知”,最后当然是无果而终。可想而知,公寓空间的网络以及大学开放的课堂,为他提供了“入场”的可能,但这并不能提供一种稳定的、体制化的身份保障。与此相关的是,环绕大学的诸多“公寓”,虽然充满活力和可能,但作为一片“拉丁区”,代表的更多是新兴文化空间的边缘地带。在与“大学”的差别中,“公寓”甚至成为某种社会识别的符号。有位年轻作者就深知其中奥妙,他原来向《申报》投稿,通信处每每写为T公寓,文章的采用率相当低;后来他灵机一动改为P大学,果然奏效,十篇中能发表九篇。[64]

在大学周边的文化空间中,对边缘身份的敏感,也贯穿在沈从文早期的写作中。1925年5月,在读到沈从文的散文《遥夜》(五)后,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有感而发,在《晨报副刊》上以“唯刚”的笔名发表文章,还将沈从文误认为一名大学生。65 受宠若惊的沈从文很快做出了回复,在诉说自己经历的同时,还在“我”和真正的大学生之间,建立了一种有意味的区分:什么改良社会,有所作为,那是“最高学府未来学者的应有事情”,对于“我”这样“于生活磨石齿轮下挣扎的人”,“从浪费中找出一点较好的事业来干吧!可惜想找的又都悬着‘此路不通’的牌子”。66 在这段文字中,不难读出自我的揶揄,在“大学生”与“我”之间的,一系列社会差异也被传达出来:前者,作为未来的精英,参与社会的改良,呈现为一种真实的历史主体;后者,则挣扎于轮下,被拒绝在外(“此路不通”),只能在虚幻中获得安慰。这种被排斥感、无法参与感,有时也转化成一种特殊的空间体验。1924年11月16日起写下的日记体散文《公寓中》,是迄今发现的沈从文最早的作品。在这篇文字中,公寓内的空间体验得到了如下呈现:“我正同陷进一个无底心的黑暗涧谷一样,只是往下堕,只是往下堕”。[67] “涧谷”的意象,或许与公寓的潮湿、逼仄有关,依照金介甫的推测,它可能还来自沈从文对《圣经》的阅读,[68] 象征了一种沉沦的、待救的生命状态。有意味的是,在20年代其他文学青年的笔下,有关“公寓空间”的想象,或多或少都与幽闭之感相关,相对于“涧谷”的意象,将公寓比喻为坟墓、棺材,或许更有惊悚的修辞效果。[69] 在与外部世界的对峙中,封闭、狭小的公寓,只能容下个人狂乱的梦境与呓语,对某种社会位置的隐喻,不言自明。

在沈从文的眼里,在“最高学府”与“未来学者”之外,不能参与精英秩序的“我”,只能陷入幽闭的涧谷,主体形象呈现为一种空虚、“脱序”的状态。但事实上,即便是进入了大学、获得了社会进阶的资格,也难以避免类似的命运。初到北京,沈从文曾天真烂漫地表达自己的设想(“我来寻找理想,读点书”),却遭到姐夫田真逸的反讥:“你可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做,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那有你在乡下作老总有出息!”70 这段话出于激愤,但也道出了基本的历史事实,新式教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但实业的不发达、各种组织的落后,使得社会无法提供足够的位置,去容纳手握文凭的精英们。这导致结果是一种所谓“循环教育”的产生,除了少部分人能够继续升学以外,幸运者只能在教育界栖身,其他则难免无业流落的境遇。71 所谓“高等流氓”、“高级游民”等说法,在20年代已经成为社会上流行的习语,72 有关青年失学、失业、苦学的讨论,在相关的报刊上也甚嚣尘上。

在1920年代的中国,政局混乱、民生凋敝,“公寓”中边缘青年的失学、失业,只是动荡社会图景中的一部分,而某种文学的、政治的群体潜能,其实也蕴涵在其中。在分析五四文学的社会功能时,有学者就注意到了“那些向往变成精英的城镇边缘知识青年”,构成了新文学最积极的拥护者和追随者。这不仅是一个文化身份的问题,还关涉到了具体的人生出路,因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新报刊也就是就业机会,他们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创造出了‘社会的需要’”。[73]依照这种思路,20年代文学青年的大量涌现,便可得到另一种解释。一方面,新文学观念的传播、各类报刊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以及大大小小文学社团的形成,都在青年中创造了空前的文学氛围;另一方面,“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现代“志业”,也为失学、失业的边缘青年们,提供了人生的可能。早在1920年,瞿秋白在讨论文化运动的兴起时就指出:“然而从事实上,表面上看去,的的确确是从个人的毕业运动,饭碗运动里解放出来,发展到社会的某种运动。” [74]他的说法似乎有些极端,但也为许多例证所支持。投身社会运动的问题暂且不谈,投稿报刊以赚取一些微薄的稿酬,的确是当时许多边缘青年可能的选择之一。20年代著名的《学生杂志》曾一度展开“苦学”的讨论,在节俭、举债等方式之外,“卖文”就是相关论者为“苦学生”提供的建议。虽然,“不赞成中等程度的青年随意发表不成熟的文字”是一般的社会看法,“但如果是万难的苦学生,而自问他底文字还能勉强得过去,那也该以相当的同情。”[75] 事实上,由于生活的挤迫而走上文学道路,而最终获得成功的作家,也并非凤毛麟角。沈从文之所以开始文学写作,除个人志趣外,生计的考虑也是重要的原因,他就曾自嘲地说道: “无聊(实在找不出聊)与闲暇,才学到写文章。想从最低的行市(文章有市价,先生大概是知道)换两顿饭吃。萎萎蕤蕤活下去再看”。[76]

依照“普遍与真挚”的理念,新文学应该是一种超越职业之上、与人生深刻关联的严肃工作,而在1920年代的一部分文学青年那里,它同时还意味着饭碗和出路。讨论这一事实,并不是为了消解新文学的整体诉求,而是更多地关注支撑这一诉求的社会结构。从某个角度说,现代文学以及文人集团的产生,在依托稿费、出版、教育等制度性前提之外,剩余知识人口的无法安置,其实也是一个普遍的动因。[77] 当然,在读者市场不发达的年代,“文学”虽然能带来一定的经济回报,但肯定是一种不可靠的、糟糕的选择。在北京最初的几年,沈从文为了生计,也不断在文学之外,尝试另外的职业,甚至在成为“天才”作家之后,放弃写作的念头,也经常萦绕于心。[78 ]在具体人生的出路之外,新文学所提供的社会可能,更多还是表现在某种心理和价值层面。诚如上文所言,新文学乃至新文化的内在理念之一,便是超越地域、身份的限制,在某种普遍的框架下,为主体提供一种自由的展开空间。依据这种理念,个体的创造力和情感的真挚性,终会得到读者的认同,自我的价值也能随之实现。在20年代初,对于那些被权势网络拒绝的边缘青年们来说,上述志业想象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提供职业可能的同时,白话的新文学也的确构成了一种打破社会等级的进阶方式:不需要太多的文化积累,不需要掌握艰深的文字技巧,也不必进入高等学府,只要拥有足够的勇气和才华,通过阅读新潮的书报,就能参与到新文学的运动当中,获得必要的“象征资本”。沈从文“搞文学的朋友”之一黎锦明,在投考北师大落榜后,焦灼万分,在报纸上公开自己的苦闷:“现在我没有话说,除开痛苦以外,又何颜负这‘徒空谈文学’的罪名呢?今年快二十岁了,还不进大学怎得了呢?”[79] 进入大学是一条进阶的“正途”,而“旁听”及“空谈文学”只是退而求其次的一种无奈选择。他的文章发表后,有人劝慰他说:

“挂上大学的名字,还不是庸庸碌碌;吃了大学的米饭,还不是糊糊涂涂;领到大学的毕业证书,得了大学的学士,还不是乱混饭吃。……况且你的前途又是非常的远大,引你到光明路上的明灯早就点在那里了,希望你努力你的作品,专攻你的文学,大学的学生又有几个能步你的后尘?”[80]

在这位好心人看来,与虚妄的大学名号相比,致力于“文学”似乎具有更大的现实性,相比蹭蹬于体制化的道路,投身于方兴未艾的新文学,似乎构成了一条“捷径”。

对于这一点,沈从文似乎也深有体会。当年,也正是在新文化书报的召唤下,他才离开湘西来到北京,追求一个“独立人”的文化身份。但当空间转换并没有兑现最初的身份承诺,新文学也为他展现出了可能:“我还不会标点符号!我承认应当从这个学起,且丝毫不觉得惭愧。因为我相信报纸上说的,一个人肯勤学,总有办法的。” 81 “因为我相信报纸上说的”,这句话暴露了沈从文的某种心理机制,在一整套印刷的“信仰和希望”的支配下,没有文凭也缺乏必要“文化资本”的他,也能通过学习、写作,进入那个想象的精英秩序当中。虽然公寓之中无休止的写作,最初也毫无前途可言,换来的仍是生命价值的匮乏:“我的灵魂受了别的希望所哄骗,工作接到手后,又低头在一间又窄又霉的小房中做着了,完后再伸手出去,所得的还是工作。”[82 ]但在某种程度上,“写作”这一动作本身,也成为一种自我认定的方式:“‘替社会成就什么事业?’这些是有用人做的。我却只想到写自己生命过程所走过的痕迹到纸上。”[83] 《致唯刚先生》结尾的话,可以看作是沈从文最早发出的有关写作的“志业”宣言。在与“有用人”的区分中,挣扎于轮下的自我,终于通过写作,找到了一种挣脱社会区隔、安置自我的方式。到了1930年代,在回忆与胡也频等共同奋斗的时光时,沈从文曾不无深情地写道,他愿意给“他们以一种‘自信’的机会”,所谓“他们”,就是那些沉默努力的青年朋友们,也就是“每一个在井中向群星望着的人”。[84] “井”这个意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黑暗涧谷”的比喻,但与“涧谷”中不断的坠落不同,“井”至少提供了一种向上的视角,在“群星”中还有一种出路,一种建立自信的方式。这种向上的视角,对于沈从文而言,最终表现在文学的体认中,实际上他是想代表众多“挣扎于井底”的青年,说出这样一种可能。

从某种社会学的视角看,现代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自由流动的阶层,但他们的身份归属,仍发生在特定的空间关系中,正如有学者所概括的那样,这种空间关系可能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是以文凭为中心而形成的等级性身份关系;第二是抽象的书写符号所构成的意识形态空间网络;第三是不同的都市文化空间结构。85 沈从文的身份追寻,恰恰也发生在这几重关系的张力之中:在一整套印刷符号的召唤下,他离开“那么一个公式”,在新的都市文化空间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当遭遇以“大学”为代表的精英体制的拒绝,“此路不通”的招牌四处悬挂之时,“文学”作为一种安排自我的方式,却提供了社会参与和身份认同的可能。当然,在1920年代不断激变的社会语境中,新文学在获得广泛接受的同时,对“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参与方式的批判与质疑,也从各个方向上展开。换言之,“文学”虽然提供了一种自我安排的方式,但这种方式本身也是危机重重的。在“井底向群星仰望”的身份想象,仍免除不了与外在历史脱节的空洞感、贫乏感,如何化解身份的危机,也构成了20年代大批“文学青年”向“政治青年”转变的内在动力。即便是沈从文,如果不是在北京文坛的变动中,幸运地获得了立足的机遇,[86] 他或许也会像许多文学朋友那样,在1926年后南下寻找新的空间和身份。[87] 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对于文学的志业选择,或许并不具有更大的普遍性。然而,从湘西到北京,从会馆到公寓,他在不同空间中的转移经历,仍显示了一代文学青年身份追寻的复杂背景:社会流动方式的转变、都市文化空间的重构、人际网络的更替、社会位置的暗中制约等因素,都相继作用其中。引入这些维度,或许不能改变传记视野中的沈从文形象,但寻找某种新的讨论方式,在社会、文化、历史的错综视野中,透视“新文学”的功能及位置,或许才是本文尝试的重点所在。

注 释:

1 有关近代中国社会城乡关系脱节的分析,见史靖:《绅权的继替》,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第142~14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

2 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374~375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3 42 55 沈从文:《忆翔鹤——二十年代前期同在北京我们一段生活的点点滴滴》,《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252页;第255页;第255页。

4 沈从文:《从文自传?女难》,《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24页。

5 譬如,在回忆学美术学校的田大哥时,沈从文就情不自禁地感慨:“这人若当时机会许可他到任何大学去读书,一定也可做个出色的大学生……可是到后来机会委屈了他,环境限止了他,自己那点自足骄傲脾气也妨碍了他,十年后跑了半个中国,还是在一个少校闲曹的位置上打发日月。”(《从文自传?预备兵的技术班》,《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289页)

6 张仲礼:《中国绅士》,第138~139页,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关于“正途” 与“异途”的区分及解说,可参见该书,第26~28页。

7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8 据张能耿的考察,鲁迅当年三味书屋的同学,后来多数学生意、做幕友或商人,因为这是衰落读书人家子弟的出路。(张能耿:《鲁迅在南京求学点滴》,《鲁迅早期事迹别录》,第62~6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9 对于近代社会“军人阶层”的崛起,相关的研究成果颇多,可参见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10 据罗尔纲的考察:初湘军定例,每次战功保案,百人中准保三人,保举的比例后来逐渐上升。湘军如此,他路军营也如此,“所以在同治年间,统计各省军营保至武职三品以上的将士不下数万人。”(罗尔纲:《湘军兵志》,第162页,中华书局1984年)

11 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因暗中参加革命,成为凤凰的要人,但在随后的省议会代表选举中落选。一气之下,他跑到北京,准备刺杀袁世凯,事情败露后,又逃往关外。这一系列的变故导致沈家的败落,此过程的描述与分析,可见凌宇:《沈从文传》,第49~5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版。

12 沈家与凤凰地方田、熊等权势家族的复杂关系,可参见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第56~58页,符家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13 14 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本事》,《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227页;第229~230页;在沈从文的自传中,常常会提到成长过程中的一些伙伴,讨论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从文自传》中写到的满振先、陆弢、田杰、郑子参等。(《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58页)

15 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65页。

16 参见《新青年》第5卷第6期上胡适《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王星拱《去兵》,《新潮》第1卷第1期上傅斯年《去兵》,《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6号上虞裳《废兵运动》等文。

17 舒新城:《内乱与教育——湖南的往迹与江浙的来轸》,原载《教育与人生》第53期,1924年11月;收入吕达、刘立德主编:《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上),第494~49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

18 20 沈从文:《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412页;第414页。

19 正如罗贝尔?埃斯卡皮所言:“文学阅读行为既有利于和社会融为一体,又无法适应社会生活。它临时割断了读者个人与周围世界的联系,但又使读者与作品中的宇宙建立起新的关系。所以,阅读的动机不外乎是读者对社会环境的不满足,或是两者之间的不平衡。”(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选编,第91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21 吉登斯曾谈到现代社会“日益增加的人口流动性”,改变了自我对当地性的依赖,“因此,较之习惯上把地点看作是个体生活历程的一种外部参照这样的观点来看,现在地点已不再具有这样的意义。空间定位的活动变得越来越与自我的反思连结正在一起。”(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第172页,三联书店1998年)

22 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在回应“某籍某系”的指摘时,就提出自己“最好改籍贯为京兆人,从公布日起实行,不复再受某籍之拘束”。“京兆”的提法,当然与他在北京长年的居住有关,但又似乎不简单是地理概念,而暗示了一种超越地缘、学统之上的普遍身份。(凯明:《京兆人》,《晨报?副刊》1925年6月1日)“京兆人”这个称谓,周作人后来多次使用,直至1949年,在《北平的事情》一文中,他仍称北平城内“十九住的是新市民,没有多少年前从全国各处迁移来的名义上是北平人,实际乃是东南西北之人”。(《北平的事情》,钟书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第849 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23 43 54 沈从文:《回忆黄村生》,《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420页,第422页,第426页。

24 参见金介甫《沈从文论》,杨苡译,原载1980年《钟山》第4期;见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416~41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25 李家瑞编:《北京风俗类征》,第399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

26 在科举时代,北京各类会馆中以接待应试举子的“试馆”数量最多,有的会馆还对这种功能做出了严格限定,如《泾县会馆新议馆规》(1817年4月)就特别写道:“议会馆凡乡会试赴选及一切正务来京者,俱得居住,其遇乡会试年分,如本邑应试人多,凡住馆者即当搬让,以重考试,如有占住迟延不让者,公同辞出。”(《北京会馆档案史料》,第281页,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出版社1997年)

27 《1947年各省会馆总登记表?酉西会馆总登记表》,《北京会馆档案史料》,第971~972页。

28 40 63 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375页;第377页;第378页。

29 沈从文:《无从毕业的学校》,《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409页。

30 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第25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

31 关于20世纪前30年北京城市建设的历史描述,参见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王业龙、周红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32 施坚雅:《导言:清代中国的城市结构》,叶光庭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634~636页,中华书局2000年。

33 赵世瑜在《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概说》中提出施坚雅的“两个中心”说并不准确,在明清时期的北京,衙署与商业中心都分散于各处,并不是集中于一处。(赵世瑜:《大历史与小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第176~177页,三联书店2006年)

34 对此问题的分析,见赵世瑜:《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概说》,《大历史与小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第180~181页。

35 光绪三十二年(1906),北京外城巡警右厅对前门大街右侧以及西至宣武门、广安门一带的会馆进行调查,共254家,分布于宣南108条胡同、街道之中。(《清末北京外城巡警右厅会馆调查表》,《北京会馆档案史料》,第798~818页)

36 对宣南会馆的历史描述,可参见岳升阳《北京城市结构的演变与宣南士人文化》,北京大学城环系博士论文。

37 关于民国后北京城道路的打通,马芷庠著、张恨水审定的《北平旅行指南》中是这样描述的:“拆弃正阳门只瓮城,而于左右各辟二门洞,以利东西城之交通。民国十四年,段祺瑞复在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辟和平门,以通南北新华街,??于是街道通畅,行人称便。”《老北京旅行指南》(1935年北平经济新闻社《北平旅行指南》重排本),第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38 当时中等以上学校中,有76所在内城,仅10所在外城,另有极少数位于西郊。参见章英华《二十世纪处北京的内部结构:社会区位的分析》,《新史学》1990年创刊号,第38~39页。

39 参见吴建雍等著《北京城市生活史》,第298~301页,开明出版社1997年。

41 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拉丁区”与“偷听生”》,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362~364 页,三联书店1998年。

44 许钦文:《菜市口》,姜德明选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第337页,北京出版社1997年。

45 许钦文在《〈鲁迅日记〉中的我》中,曾提到1924年春他到沙滩旁听鲁迅的课,在教室里听到有人议论自己,诸如“许钦文大概已经长胡子”,“徐钦文的年纪总是不小的”,原因是鲁迅小说《幸福的家庭》的小标题“拟许钦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见《鲁迅回忆录?专著》,第1244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46 章衣萍:《他们尽是可爱的!》,《古庙集》,第42~4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47 沈从文曾冒充学生参加了一场北大的考试,居然考及格了,还得了三角五分钱的奖金。

48 傅斯年:《新潮社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期,1919年10月。

49 舟君:《告旅学的青年》,《学生杂志》第11卷第10号,第19页,1924年10月。

50 藤井省三曾在研究《故乡》阅读史时,就曾提到在20年代的北京知识阶层中存在着一种“四合院共同体”,来自各地的学生“以房间为单位或者以院落为单位,轮流阅读一本杂志或者一份报纸,并且交流读后感”。(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董炳月译,第15页,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

51 恽代英:《少年中国学会的问题》,《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1921年1月15日。

52 赵令瑜:《中国会馆之社会学的分析》,第77页,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37年。

53 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第1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56 汉园公寓的情况,参见公寓主人的儿子黄伯飞的文章《确是有缘——和沈从文先生在美国相见》,原载《海内外》第28期,收入荒芜编《我所认识的沈从文》,第213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

57 59 84 沈从文:《记胡也频》,《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14~15页,第5页,第18页。

58 沈从文好友胡也频的小说《北风里》,就是一个相当有趣的文本:它叙述一个青年著作家,住在北河沿边,因为生活困窘,不得不去出卖自己珍爱的雪莱的画像。在卖画的过程当中,他遭到当铺老板的奚落,一气之下,他回到公寓,“把雪莱的像放到桌上时,蓦然见到那蛋形的镜子里面,是现着一个年青的,但是忧郁,满着灰尘,象煤铺伙计的污浊的脸”。(胡也频:《北风里》,第17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至此,小说戛然而止。一种自我辨认的镜像关系出现在这里:青年作家肮脏、忧郁的脸,是叠现于雪莱的形象之上的,公寓之中自我的镜像沉迷,变成了一种那喀索斯式的身份误认。这部小说具有很强的自传性,或许还是胡也频生活的真实记录。1926年,正是在沈从文的劝说下,胡也频、丁玲夫妇从北京西山移居到北河沿边的汉园公寓里。

60 对此问题的讨论,参见Robert Erikson and John H.Goldthorpe《阶级流动的趋势:战后欧洲的经验》,李国武译,戴维?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第301~302页,华夏出版社2006年。

61 相关统计数字来自《中国青年学生升学的难关》(社评),《学生杂志》第12卷第6号,1925年6月。

62 WK:《投考失败了该怎样》,《学生杂志》第10卷第12号,1923年12月。

64 镜人:《一偏之见》,《京报?副刊》第69号,1925年2月23日。

65 唯刚:《大学与学生》,《晨报?副刊》1925年5月3日。

66 76 83 《致唯刚先生》发表于《晨报?副刊》1925年5月12日,署名休芸芸;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1卷,引文出自第40~41页;第40页;第41页。

67 《公寓中》发表于1925年1月30—31日《晨报?副刊》第18—19号;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卷,引文出自第351页。

68 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第142页。

69 翟永坤的小说《为甚么还不来信呢?》(《国民新报?副刊》第70号,1926年2月23日),描写了一个青年在室内的狂想与梦境,当他醒来后,发现自己如在“荒凉古墓”中;他的另一篇作品《鬼的告诉》(《国民新报?副刊》第128号,1926年4月13日)中,也有类似的比喻:“这座小小的坟墓,是我在外倦游归来的唯一棲所。” 当时在北京西山中法大学就读的陈毅,在一篇文章中也自称为“冢中人”,因为“一间四壁的小屋,不象一具棺材么”?(陈毅《西山埋葬》,原载1925年6月25日《晨报?副刊》;见聂元素等编《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第14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70 、81 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75页。

71 渭川在《青年择业的根据》一文中提到,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统计,中等学校升学比例在百分之十九上下,其余上焉者作了小学教师,下焉者多流为无业游民。“轮回教育”这个名词是由南开大学学生所创,“其所以‘轮回’的原故,何尝不是‘学非所用’‘学无所用’之所致呢!”(《学生杂志》第12卷第7号,1925年7月)

72 陶孟和在1924年所言:“最可痛心的,就是现在各学校所造出的人才仍然不脱士的窠臼,而在外国受过好的专门教育的等到归国以后也竟加入了士的阶级。现在因为士的人数的加增,所以士的前途更形困难。这些失业的士构成了‘高等流氓阶级’”。(陶孟和:《士的阶级的厄运》,《孟和文存》,第29~30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年)

73 罗志田:《文学革命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反响》,《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30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74 瞿秋白:《新文化=新社会》,《新社会》第15号,1920年3月21日。

75 高尔松:《苦学生生活》,《学生杂志》第10卷第5号,1923年5月。

77 玛里琳?巴特勒曾专门分析过18世纪德国人口剩余、大学生失业与笔墨生涯的关系,见玛里琳?巴勒:《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动派》,黄梅、陆建德译,第11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

78 在1931年2月6日给王际真的信中,沈从文就坦白在“上海做文章”的困境,提出“我若能改业,生活一定可以变好”。(《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26页)

79 黎锦明:《感到痛苦而说的几句公开话》,《京报?副刊》第285号,1925年9月30日。

80 浮生:《劝黎君》,《京报?副刊》第291号,1925年10月8日。

82 沈从文:《生之记录》(一),发表于1926年3月27日《晨报?副刊》;《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149页。

85 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第432~433页,新星出版社2005年。

86 有关沈从文与20年代北京文坛的关系的考察,参见范家进:《边缘经验与多元化文学格局——论沈从文与20年代的北京文坛》,《浙江学刊》2001年第3期。

87 在《记胡也频》中,沈从文写道:“十五年后,武汉因军事政治各方面的集中,许多在北方的朋友,都到那边作事去了”,“海军学生”和“我”的一些朋友,“总希望我们去玩玩,但当时我们都没有离开北京的意思。”(《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22页)沈从文说到的朋友,应是他的少年好友印桂远,当时他已成为“毛泽东的小助手”,从武汉写信给沈从文:“不要再在北京写什么小说,世界上已没有人再想看你那种小说了。到武汉来找老朋友,看看老朋友怎么过日子吧?你放心,想唱戏,一来就有你戏唱”。(沈从文:《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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