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珍 魏晋:清代京城卖水业与饮用水调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15 次 更新时间:2023-03-21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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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珍   魏晋  

内容提要:水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生态资源,优质水资源和良好水环境是区域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通过对清代京城民众用水主要依赖凿井取地下水饮用,以及井水水质有咸苦、甘甜之分等地理资源基础问题等的分析,阐述了京城甜、苦水井分布不均,尤其苦水井质劣,严重影响京城居民日常饮用,并因此催生出极具特色的卖水行业。讨论了优质甜水井与卖水业的关系,揭示了卖水业者垄断水市与清廷为解决供水而制定条例,实施治理调控水市的多项举措,均是优质水资源紧缺状态在人水关系系统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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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水是人类生命之源,是生存不可或缺的基本资源,无以替代。作为基础性生态资源,优质水资源和良好水环境是区域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北京自建都以来,水资源即处于相对紧缺状态,京城周边的永定河、潮白河等主要水系距城较远,因而能供给城市的河流“来源颇少,较诸沿江沿河情形迥不相同”,是以“近郊二十里,无河流灌润”。①明成化至嘉靖年间之人陆深说:“京师地高燥,水泉虽旷野皆难得,况城市乎?”②万历年间,城区“大率地几一里而得一井,人民数十百家”,每日“挈者、肩者,相轧于旁,轳轳累累,旦暮不绝”,“其远不能力致者,辄赁值载之,甚苦”。对这种日常生产生活用水不得不更多依赖地下水源供给的情形,清人也有同样认知,据载“京师地势高垲”,“故一切食用之水,胥仰给于土井”。③只不过,这些水井水质有甜苦之别。


清代,北京城市用水状况受到局部气候、西山水资源存量及利用状况、城内井水水质等相关情况的客观影响,居民日常饮用水依旧相对缺乏,且随着北京都城地位的日渐抬升,京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快速增长,生产生活用水量加大,城市供水压力与日俱增。清廷沿用了元明两代将解决供水问题的视角均集中至西山一带泉源的办法,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保障优质水源供给,充分利用“资玉泉一脉”之外的西郊水资源优势。乾隆年间,西山河湖水系工程的构建,以及后期各朝对西山泉源水系的整治,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用水的困难。④


从今天科学进步后,人类对地理环境资源基础的认识得到巨大提高的层面来审视北京地区的水资源环境状况,清廷此举不得不说极具有科学性。彼时西山所连带的西南郊广大区域内的永定河冲击下渗形成的“潜水溢出带”,作为丰富的泉湖资源,为解决京城可供应水源短缺问题提供了可能,也成为可资利用的丰富优质的水资源。然而,由于供给与需求差距较大,优质水的供给依然紧缺,分布于京城大街小巷的水井,依旧是城市居民赖以生计的饮水来源,“一切食用之水,胥仰给于土井”⑤的局面和缺水状况是一种常态,并一直延续至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军机大臣面领谕旨,其中宣称:京师地广人稠,现有井泉不足以供汲饮,着步军统领衙门相度情形,于各处街巷多开水井,以通地脉而便民生。⑥这种局面直至北京自来水厂建成,才有所改观。


关于明清时期京城水井分布状况与居民饮用水问题,学界多有关注。就城市井水分布而言,邓辉等人据《乾隆京城全图》中的水井点分布,进行了增补订正,最后绘制出乾隆年间内外城水井的空间分布图,统计共有水井996口。其中内城水井733口,外城水井263口,城内水井密度较大,其数量占到总水井数的73.6%,外城水井分布密度低,数量占总数的26.4%。这反映出当时的人口分布情况,即外城人口较内城稀疏,居民主要集中在外城前三门一带,水井也多分布于此。⑦关于城市居民用水,日本学者熊远报、邱仲麟和周春燕等人在各自的研究中,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关注到了清代北京的居民用水问题。其中熊远报较早关注该问题,并通过对清代北京243件卖水业契约文书的梳理,展现了清代京城卖水业的概貌,关注北京供给水业者与生活用水买卖的所有权、经营权的交易,通过分析契约文书的主要概念,对清代至民国北京“水”买卖的实态、水道路权利在都市空间的分割、商卖境界的成立及卖水业者的出身地,及卖水业者在都市中的生存状态等问题进行考察。不过其文立足与关注的核心问题,却是明中期以来农村人口流入都市及城市化的复杂社会变动过程。而邱仲麟的研究直接讨论了京城供水业与民生用水境况。周春燕则在考察华北平原城市民生用水问题时,对京城境况着墨甚多。⑧既有研究对资料的爬梳十分细致,基本网罗了目前可见的时人记载,均对本文所讨论问题的展开提供了有益参考。结合史料以及熊远报对契约文书的考察可知,为北京居民供应饮用水的卖水业者,主要是来自山东的移民,至清末时,从事该业者约有1万人,⑨在京城近百万的人口数中,占比百分之一,其规模不容忽视。本文兹就京城缺水状态下的居民饮用水供给及其与卖水业、行市管控、清末自来水厂选建等的关联加以讨论,以揭示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密切关系。


二 京城水井资源与居民饮水


北京处于古永定河的冲击地带,地下水蕴藏丰富,打井以采用地下水成为京城民众用水的重要来源,“京师当天下西北,平沙千里,曼衍无水,其俗多穿井,盖地势然也”⑩。水井凿于居民区内,便于取水。明清时期,北京的水井也有分类,大致为甜水井、苦水井和满井三种。所谓“满井”,是指水量丰沛的水井。这种水井,明人多有记载,如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说,此类水井“径五尺余,清泉突出,冬夏不竭,好事者凿石栏以束之。水常浮起,散漫四溢”(11)。袁宏道也说满井“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12)。


乾隆时期纂成《日下旧闻考》所记载的满井样貌与功用更具体,说道:“德胜门之西北东鹰房村,有称为满井者,广可丈余,围以砖甃,泉味清甘,四时不竭。水溢于地,流数百步而为池,居人汲饮赖之,蔬畦相错,灌溉甚广。盖郊北之水来自西山泉源,随地涌出。”(13)


满井因水源较足,不仅为居民日常饮用,还能灌溉田蔬。王履泰引《帝都景物略》言:“出安定门外,循古壕而东五里,有满井,井面五尺,无收无干。”(14)《宸垣识略》亦辑有:“出安定门外东行五里许,井径五尺余,清泉突出,冬夏不竭。”(15)此与明代人的记载相同。至清代后期,满井变少。时人震钧《天咫偶闻》的“满井”条载:“康乾以后,无道及之者。今则破甃秋倾,横临官道。白沙夕起,远接荒村。”(16)


广布北京城内的水井,还有苦水井,水质劣,大多属于含盐量较高的苦涩咸水,不便饮用,如“苦井在京城内苏州街衙”(17)。水井质劣,不利于北京社会发展和人口规模的扩充与增长。尤其清初以来,北京内外城“户口殷阗,生齿繁衍,需水甚夥”。(18)关于入清以来北京人口数量的研究,成果丰硕。学者齐大芝等人认为,至康熙五十年(1711)时,北京城市人口达到了924800人,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京师近地,民舍市廛,日以增多,“略无空隙”(19)。据韩光辉研究统计,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北京城市人口,包括内、外城及城属地区,约计986978口。(20)伴随人口增长,居民用水需求加大。然而既有水并不敷供给,而且向来“京师井水多咸苦,不可饮”(21),饮用水质堪忧。


据明嘉靖年间文献记载,京师内外水井虽多,然“往往城中水,不如郊外甘”(22)。“京师常用甜水,俱近西北”(23)。及至明末,依旧有“京城浊水味多咸,惟有天坛井正甘”(24)的说法。明末清初史家谈迁亦言:“京师天坛城河水甘,余多苦。”(25)所以,清代时,唯城郊德胜门外、安定门外等处水井清甜。(26)此外,外城天坛附近“井泉甚甘洌”。


京师为首善之区,饮水乃卫生所重,长期汲用劣质水,有损生民之发育与健康。城中所供水源不洁,也引起权贵的关注与民众的不满。顺治六年(1649),摄政王多尔衮因“京城水苦,人多疾病,欲于京东神木厂创建新城移居”(27),因所需浩繁作罢。康熙年间,黄越以诗文形式记录了京城水质不佳的境况,写道:“城中有井味皆苦,汲取远致河之浒。”(28)民众对日常饮水“质味恶劣”的状况亦颇有怨言。加之昔日都人好饮茶,“京师井水多苦,而居人率饮之。茗具三日不拭,则满积水碱”(29)。


乾隆年间,来京的朝鲜使臣及随从文人记载了京城井水利用的境况,尤其提到饮用水质劣的情况。乾隆三十一年(1766),随使臣来京的朝鲜文人洪大容在其札记中述及京城“井泉极多,水味俱恶,在玉河旁者,皆引河水。一城隐渠所灌注,秽浊不可近,尤胜于井泉云”(30)。乾隆四十二年(1777),使臣李坤受命来华,将自东北进京的沿途水质加以比较,写道:“东八站则水味清冽,沈阳以后皆是腐水,浑浊味恶,一板门、二道井之间尤甚。至于不能煮粥,关内之水亦然。至于北京城中最难堪,多有土疾。惟江河之水则味好,玉泉山下流极清且冽,其所得名,良以是也。曾闻城中井水,味皆咸苦不可饮,惟玉河东堤岸上詹事府井,其味最佳,汲者甚广,此亦以其玉泉下流而然也。”(31)


相对苦水井而言,城内甜水井因数量稀少、水质甘甜而尤显珍贵。史载,“文华殿东大庖厨井第一”(32),“惟詹事府井最佳,汲者甚众”(33)。这些水井地处府邸内院,水质虽好,却非一般百姓所能汲用。另外,京城数量有限的甜水集中分布于城郊,以西郊、北郊泉源水质为佳。明万历时人袁宏道有:“自郊畿论之,玉泉第一”,“西山碧云寺水、裂帛湖水、龙王堂水,皆可用。一入高梁桥,便为浊品”,其他如桑园水、满井水、沙窝水、王妈妈井等味道亦可。(34)同时期人朱国祯也说,德胜门外积水潭,“源出西山一亩、马眼诸泉”,其水甘洌,最佳。国祯在京三年,烹茶常“取汲德胜门外”(35)之水。


至清末,安定门外水质亦佳,时人震钧有:“井之佳者,内城惟安定门外,外城则姚家井。次之东长安门内井,再次之东厂胡同西。外井,则劣矣。而安定门外,尤必以极西北之井为最,地名上龙,其水值又增于他井焉。”(36)


相比之下,京郊优质水源的分配供给却“耗资既巨,输运极艰”(37),以致普通居民用水多备有两缸,以分贮咸、甜二水。清人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中,详细记载了各街巷及街巷内水井情况,相关统计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知京城街巷水井分布概况。其中,环绕优质水井的,或为官府重要机构,或为达官显贵居住区。乾隆年间时,内外城水井总计约为996口,其中内城水井占到73.6%,外城26.4%,(38)城内外水井分布不均。可问题是清廷从制度层面限制了一些优质水井的广泛使用,规定不准将城内甜水井之优质水担出城外。一些水井还专门用于牲畜饮用,亦属于官府控制范畴。如天坛外围墙内甬道东,就有牺牲所专门用来给牛饮水的水井一口。(39)而且,随着京城户口殷繁,需水量增加,可供人众选择的水源十分有限,更何况城中井水大多咸苦,并非都宜饮用,由此,京城中出现专门售卖甜水的卖水行业。


细究水井咸苦之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所掘井的地质与土壤环境差,多数井水盐、碱等杂质含量偏高,水味苦涩,水质欠佳;另一方面是受打井技术条件的限制,城中所掘之井绝大多数为浅水井,取水限于地下表层潜水。表层潜水距离地表最近,虽便于开采,却更易受地表渗漏物的土壤环境影响,水质不佳。史载,昔时京师掘井,有专门的辨别水质办法,即“习俗掘井之法,先去浮面之土尺许,以艾作团,取火柱而炙地,视其土色,黄则水甘,白则水淡,黑则苦。凡见黑,则易其地而掘。”(40)此外,由于城市人口密度大,人居环境中地表污染物渗透浅层水源,其受污染程度明显高于郊区,这也是导致城区井水水质不佳的重要因素。因此,要解决用水矛盾,避免社会纠纷,就需要开发新的水源,补给京城需水。此时的甜水已经具有商品属性,居民平日用水,必须从水夫手中购买,而水夫所担甜水,绝大多数即来自城郊屈指可数的甜水井。


三 京城卖水业与井窝子


京城居民用水不足及对优质饮用水的迫切需求,催生出极具特色的水井占有者的卖水行业,有一批专门从事送水业的水夫,或称“担水人”。“凡有井之所,谓之水屋子”,或称“井窝子”“水窝子”,水夫“每日以车载之送人家,曰送甜水,以为所饮”。(41)居民用水,则“日出钱买井水,苦不可饮,间有甘井,又远在十数里外,非资车马不可致”(42)。水夫“以车载甜水,至人家鬻之者,日以竹牌计之,月尾取值”(43),终日奔波忙碌于城郊之间和城内大街小巷,形成“纷纷为利与为名,卧听车轮半夜行。鞭响一声天未白,街头又有水车声”(44)的生计方式。水夫奔走于街头巷尾,沿街兜售,尤其是水质甚佳的井泉甜水,其价格往往不菲。王士祯竹枝词云:“京师土脉少甘泉,顾渚春芽枉费煎。只有天坛石甃好,清波一勺买千钱。”(45)即便是如此,甜水依旧有旺盛的销路。


明清之际的京城担水人“皆系山西客户”,由于送水便利,担水人对用水户的家庭情况十分熟悉,因而“大兴、宛平二县拘水户报名定籍”(46)。入清后,“随驾八旗满蒙汉二十四旗分驻内、外城,其随营火夫皆山东流民”(47),内城旗民吃水由其供给,街巷水井的管理权随之也由山东籍人形成的帮派掌控,且逐渐划定街巷片区,圈占水井,汲水售卖。山东籍的水夫凭借与清廷大员间的密切关系而把持经营,势力发展迅速,早年从事担水的山西水夫便渐被挤出京城供水市场。至清后期,京城“老米碓房、水井、淘厕之流,均为鲁籍”(48),已然形成“晋人势弱鲁人强,若辈凶威孰与当”(49)的态势,而俗称“山东人若无生意,除是京师井尽干”(50),就是山东籍人对京城供水业成功垄断的写照。


前文已述,日本学者熊远报的研究中展示了一批清末京城卖水契约文书,从中可知,水夫也经常把其经营的担水权进行交易。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一份租约中,该水户承担的送水街区是胭脂胡同路东、路西段。在同年九月的一份租约中,承租人杜大海承租的是甜苦水钩担一份,水井、水屋子同坐落在辘轳把,主户坐落在锦什坊街路东路西一带。水户的供水营生遍布于北京街区。根据熊氏的研究,在北京,没有关于“水夫”数量的官方统计,根据水道局和传统给水业并行的民国时代的调查统计,为了给100万人口以及拥有众多茶馆、饭店、会馆等场所的都市提供用水,在人力搬运的技术条件下,推测水夫在清末有接近1万人,占据北京人口的百分之一,其规模十分可观。(51)


然而,京城卖水业这种带有垄断性质的供水方式,却给居民的正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清初,京师各巷“有汲者车水相售”,水夫各自经营自有地段,相互之间不得混汲。至于苦水,则听之亡论。(52)至清中期后,随着城中水井被分段把持局面的形成,居民即使汲取苦水,也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同时,资源垄断势必会带来价格垄断,卖水者为求暴利,往往人为抬高水价,而水价居高不下,无疑会大大加重居民日常消费负担。


居民日常用水自水市购买,已成常态。甜水需从城外转运,价甚昂,一般居民消费不起,只好将甜水与苦水掺合使用。竹枝词“驴车转水自城南,买向街头价熟谙。还为持家参汲井,三分苦味七分甘”(53),反映的正是当时城市居民买水与用水困难的无奈处境。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储存并饮用雨水也成为一种权宜之计。晚清文史学家、《越缦堂日记》的作者李慈铭在日记中提道:“都中饮甜井水,入夏以后泥浊尤共,今日令以盆盎置中庭,承雨水饮之。”(54)


清末,水价过高的问题愈加严重,民怨载道。光绪元年(1875)三月,京城“甜水每担京钱八十文,苦水减半”,“即骡驴犊特,饮水一勺,亦需大钱一枚”。(55)至六月,因降雨稀少,前三门一带的甜水每担涨至160文,且“桶仍奇小,较江浙之艳彼注兹者,仅形四分之一耳”。“至于苦水,既不便饮,又不能炊,只供洗灌,而每担亦需钱八十文”。时人分析水价上涨是“天雨稀少”与人祸叠加。即“推原其故,水值之昂,非真由于水之干涸也。京师两月不雨,事所时有,井水之滔滔皆是,不殊平昔。高抬其价,不过井户各分地段,借口天旱以虐人耳,乞真旱魃之虐哉”!(56)


可见,单依赖自凿井供水的办法,受气候变化和地下水赋存条件的影响很大,一旦气候变化,地下水补给不及时,京城饮用水供给就会相应受到影响,进而不利于社会稳定,所以,京师社会受水资源缺乏困扰甚深,清廷多有措施。


四 京城供水的管理与调控


关于水夫与水道,及其与京城居民用水之间的关系,学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前文已述。然而,水夫对水井与水道的把持、对用水买水者的勒索、恶意抬高水价等行为,时常引发社会问题,学界对其的考察则关注不够。实际上,时人对水资源与社会关系问题已经有深刻认识,指出“京师之水最不可适口,水有甜苦之分。苦者固不可食,即甜者亦非佳品,卖者又昂其价,且画地为界,流寓者往往苦之”,故“居长安者不怕米贵,而怕薪、水贵也”。(57)


优质水被“井窝子”所垄断,扰乱了京城日常社会生活秩序,激化了从业者与使用者之间的矛盾。为此,清廷加以治理整顿。雍正八年(1730),清廷明文规定:“嗣后五城地方私立水窝名色,分定界址,把持卖水,不容他人担取者,照把持行市律治罪。该地甲役,知有私立水窝,不即举报者,照不首告律,分别治罪。该司访官不行严禁,照约束不严例议处。”(58)继之,又补充晓谕:“私立水窝之人,照把持行市律治罪。该地甲役通同容隐不报者,笞五十。地方官不行严禁,交部议处。”(59)


尽管清廷三令五申,严禁水夫把持水业行市,然而,因优质水资源匮乏与有利可图,“扛抬揽头,把持勒掯,或无藉之徒,私立水窝名色,分定界址,把持卖水,不容他人挑取”的态势依然猖獗,更甚的是数家官府井水亦被挑水之人把持,且任意涨价,霸为世业,私相售卖。对此,乾隆三十年(1765),清廷颁发诏令:“该地甲役不即举报,通同容隐者,均照律治罪。傥该地方官不行严禁,听无藉之徒,指称揽头水窝等名色,肆行霸踞勒索者,照约束不严例、降一级调用。”(60)可是,积习难改,至三十五年(1770),都察院又奏准:“京城向来食水之家,俱系挑水人占定二三十家,或十余家不等,起自何人挑送,即成为世业,并可辗转售卖。设挑水人他往,或争长价值等事,稍不遂欲,即勒措食水之家,不准另雇他人挑送,实为相沿恶习。嗣后由五城御史严加革除,凡各井挑水者,如有把持多家,任意增价,及作为世业,转相售卖者,令该户呈首,或经查出,即照把持行市例治罪。”(61)


由于民生饮用井水的需求抬升,行市被逐利者所控制的局面越来越严重,清廷将上述条例作为历朝沿袭的规定,特别加以强调。即:“京城官地井水,不许挑水之人把持多家,任意增长价值,及作为世业,私相售卖,违者许该户呈首,将把持挑水之人,照把持行市律治罪。”(62)事实上,在优质水资源短缺的市场需求状态下,“井窝子”把持优质甜水井,垄断卖水行业的弊端,延至清末,并未真正得以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进步在水资源利用过程中,起到了某种程度的积极作用,使卖水者与饮用者之间的矛盾得到舒缓,水环境恶化的困境得到扭转。庚子之役后,德国的西法凿井技术传入京城,掘进能够深入地下深水层,所打井之水,味道清冽,极大地改善了饮用水水质,居民争相汲取。城内甜水井数量增加,据1929年北平卫生局统计,市内485眼水井中,有甜水井268眼,占比超过总量55%。(63)


不过,京城用水压力却并未因此释放,由于卖水户“均有售水专道,在所辖势力范围之内,他井户不得越界兜售”,“操是业者皆为山东人,人数极多,势颇不弱”,“每与市民有所冲突,藉端要挟,市民多为所窘,因有水阀之徽号”。(64)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经农工商部奏请,清廷正式批准在京筹办自来水公司,由周学熙负责具体事宜。将自来水公司水源地选在城郊东直门外30里的孙河上游,即“于东直门外迄北,建立水塔,设吸水机。复在城内各街巷埋装水管,以供市民之用”。供水区域“拟内以禁城为止,外以关厢为限”。如此区分的理由在于:“惟京师地势高皑,户口殷阗,需水甚多,来源颇少,较诸沿江沿河情形迥不相同,须统计水源,预算食户,确有把握方能著手。”(65)


可见,水少人稠,依然是京师城市供水上的主要问题。为此,选择合适水源建厂成为清末办水厂的首要问题。农工商部在奏折中也说:“至于开办工程,则以筹足水源为第一要务。查京师地广人稠,需水甚多,经该员连日复勘,近郊水道以安定门外沙子营迤下孙河水源尚旺,该河有二源:一为沙河,发源北山;一为清河,发源西山,至孙河合流,水势颇大。按理估计足可敷用,并拟宽为筹备,就河筑大圩一区,储水足够两三个月之用,以备旱时之需。”(66)建厂水源地选择孙河,而非西山人工水库,也反映了西山泉湖之水,已今非昔比,乾隆以来的盛景已成过往,京城近郊水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在自来水厂设立过程中,为满足京城居民生活要求,水厂对水质及卫生状况尤为注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对所生产自来水“逐日化验,务使水质清洁,免害市民。于是北平饮料,咸称便利,且合卫生”。其二,强化对水源地的保护措施,提出水源乃“全城饮料所需,即为全城生命所系”,尤须注意保护。故而,在孙河上游的沙河、清河20里以内,由步军统领衙门及顺天府,责成该管地方官“严谕居民认真防护堤岸,培植树株以养水源,并严禁侵害作践及倾弃污秽等事,仍由本公司随时派人查察。如有损害情形,应即知照地方官设法禁止,藉保水质,而重民生”(67)。其三,为保障水源清洁,自来水厂专门奏请将拟建于清河上游的呢革厂移建下游,提出“自来水以水源清洁为要”,呢革厂生产后,将会产生工业废水,所谓“余水味烈性毒,若复归注河内,殊于卫生有碍”。并委婉地说道,如果陆军部一定要在清河上游建该厂,那么,也请清廷出面,“应请将余水设法另归他处消纳。事关公益,相应咨呈察核施行”(68)。以上这些举措,不仅有效保证了自来水厂供水水量与质量,为城市生活用水提供了长期稳定的水源,客观上也对郊区水源涵养、水生态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 结语


综上,直至清末民初之际,京城饮用水供应问题才得以缓解。其时,在袁世凯、周学熙等人的主持下,于北京东直门开办自来水厂,为民众提供了较为优质的水源,这成为近代引进西方技术造福民生的显例。所以,北京城市居民饮用水的来源经历了由土井到洋井再到自来水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而无论哪一个阶段,郊区水资源在城市供水方面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彰显出郊区生态腹地与城市发展间关联的生态意义。


①北京档案馆等编《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第1页。


②(明)陆深:《俨山续集》卷10《小沼记》,见《四库全书》(以下及文中简称“四库本”,仅注册号,不赘注出版信息),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第1268册,第1页。


③北京档案馆等编《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第1页。


④参见赵珍、刘赫宇《清代北京西山人工水系与生态恢复力》,《新华文摘》2021年第7期。


⑤北京档案馆等编《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第1页。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谕旨》,《著为京师井泉不足交步军统领衙门多开水井事谕旨》,光绪二十八年,档号:03-5741-082。


⑦参见侯仁之主编、邓辉等副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文化生态卷》,文津出版社,2013,第124页。


⑧[日]熊远报:《清代民國時期における北京の水賣業と「水道路」》,《社会经济史学》,第66卷2号,东京,2000,第171~249页;邱仲麟:《水窝子——北京的供水业者与民生用水(1368-1937)》,载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2006;周春燕:《明清华北平原城市的民生用水》,载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⑨[日]熊远报:《清代民國時期における北京の水賣業と「水道路」》,《社会经济史学》,第66卷2号,东京,2000,第186页。


⑩(明)郑明选:《郑候升集》卷21《涌金泉碑记》,载《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5册,北京出版社,2000,第395页。


(11)(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4《郊坰杂记·满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82页。


(12)(明)袁宏道:《满井游记》,《袁中郎全集》卷9,伟文图书出版社影印,1976,第721~722页。


(13)(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07《郊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第1785页。


(14)(清)王履泰:《畿辅安澜志》,《大通河》一卷,《续修四库全书》(以下及文中简称“续四库”,仅注册号,不赘注出版信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2,第849册,第534页。


(15)(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卷12《郊坰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第243页。


(16)(清)震钧:《天咫偶闻》卷8,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181页。


(17)(清)王履泰:《畿辅安澜志》,《大通河》一卷,《续四库》第849册,第535页。


(18)张泽、邬国勋、刘金声、王仁训:《四方荟萃》,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第283页。


(19)齐大芝、任安泰:《北京近代商业的变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第12页。


(20)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128页。


(21)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东西沿河》,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55页。


(22)(明)石珤:《熊峰集》卷4《酌泉》,四库本,第1259册,第549页。


(23)(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5《品水》,中华书局,1959,第339页。


(24)(明)陶汝鼐:《忆京华曲》一卷《杂纪》,载《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5册,第90页。


(25)(明)谈迁:《北游录·纪闻上》“甘水”条,中华书局,1997,第312页。


(26)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胡同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第374页。


(27)《清世祖实录》卷44,顺治六年五月癸亥,《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第349页。


(28)(清)黄越:《退谷文集》卷2《刘学士旧井行》,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186册,第58页。


(29)(清)震钧:《天咫偶闻》卷10《琐记》,第216页。


(30)[朝]洪大容:《京城记略》,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42,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第245页。


(31)[朝]李坤:《燕行记事》,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53,第110~111页。


(32)(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5《品水》,第339页。


(33)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东西河沿》,第55页。


(34)(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15《瓶史》“择水”条,第721~722页。


(35)(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5《品水》,第339~340页。


(36)(清)震钧:《天咫偶闻》卷10《琐记》,第216页。


(37)马芷庠:《老北京旅行指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第8页。


(38)参见侯仁之主编、邓辉等副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文化生态卷》,文津出版社,2013,第124页。


(3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署礼部尚书管理太常寺事务载铨,奏报查明天坛外围墙内甬道水井淹毙幼孩情形事》,道光十六年十月十九日,档号:03-3877-018。


(40)(清)汪启淑:《水曹清暇录》卷3《掘井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第46页。


(41)徐珂:《清稗类钞》第1册《饮食类·京师饮水》,中华书局,1984,第90~91页。


(42)(清)汪懋麟:《百尺梧桐阁集》卷3《藏天水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302页。


(43)(清)李光庭:《乡言解颐》卷5《物部》下,“开门七事”条,中华书局,1982,第108页。


(44)杨米人:《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路工编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33页。


(45)(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卷9《外城一》,第180页。


(46)(明)史玄:《旧京遗事》,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第7页。


(47)徐国枢:《燕都续咏·担水夫沿革考》,载雷梦水辑《北京风俗杂咏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第236页。


(48)夏仁虎:《旧京琐记》卷9《市肆》,第97页。


(49)徐国枢:《燕都续咏·担水夫沿革考》,载雷梦水辑《北京风俗杂咏续编》,第236页。


(50)(清)得硕亭:《草珠一串·商贾》,载丘良任、潘超、孙忠铨等主编《中华竹枝词全编》第1册,北京出版社,2007,第144页。


(51)[日]熊远报:《清代民國時期における北京の水賣業と「水道路」》,《社会经济史学》,第66卷2号,东京,2000,第175、186页。


(52)(明)谈迁:《北游录·纪闻上》“甘水”条,第312页。


(53)褚维垲:《燕京杂咏》,载孙殿起辑、雷梦水编《北京风俗杂咏》,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52页。


(54)(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6册,《桃花圣解盦日记》庚集,“同治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广陵出版社,2004,第3475页。


(55)《京师水利》,《申报》光绪元年(1875)三月廿一日。


(56)以上引文参见《京都水贵》,《申报》光绪元年(1875)六月初十日。


(57)佚名:《燕京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第133页。


(58)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50《都察院六·霸占》,四库本,第624册,第698~699页。


(59)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65《刑部·户律市厘·私充牙行埠头》,续四库,第809册,第424页。


(60)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32《吏部·处分例·禁止光棍》,续四库,第800册,第265页。


(6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039《都察院·霸占》,续四库,第812册,第421~422页。


(6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65《刑部·户律市厘·把持行市》,续四库,第809册,第429页。


(63)方颐积:《北平市之井水调查》,《顺天时报》1929年3月2日。


(64)马芷庠:《老北京旅行指南》,第9页。


(65)《农工商部溥颋等奏请筹办京师自来水调员董理以资提倡折》,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八日,载《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1908-1949),第1页。


(66)《农工商部奏为筹拟京师自来水公司大概办法折》,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载《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1908-1949),第1~2页。


(67)《自来水公司未成立情形及请求立案等事与农工商部往来函·自来水公司呈文》,宣统元年六月初四日,载《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1908-1949),第32页。


(68)《自来水公司为解决清河呢革厂废水污染水源事与农工商部往来函》,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载《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1908-1949),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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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经济史评论》 2022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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