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沈从文《边城》——怀疑“现代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7 次 更新时间:2021-12-15 10: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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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1]

  

   一条官路,一个地方,一条小溪,一座小塔,一户人家,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假如不算这个“有座白色小塔”,也是“七个一”。文笔和画面清淡朴素。为什么这么一个偏僻山村的老人、少女、黄狗的故事,会成为30年代中国文学的重要代表作?为什么这么边缘的故事,这么冷僻的人和事,竟会影响社会的中心和时代的主旋律?

  

   将沈从文(1902—1988)的短篇如《萧萧》《柏子》《丈夫》,和其他小说家笔下的30年代的中国社会比较一下:第一,都是苦难的乡村。从祥林嫂、闰土,到《官官的补品》《春蚕》,都写农村破产,《生死场》细节更加惨不忍睹。所以,“乡村苦难”是30年代中国文学的大背景。第二,大城市看来繁华,其实充满危机。无论左翼的《子夜》,还是新感觉派《上海狐步舞》,上海都是建在地狱上的天堂。第三,城乡贯穿同一种家庭式的社会结构,年轻人必须顺从老人,权力大说话就是真理。主流作家巴金、曹禺,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困境提出了反叛、控诉、挑战。所以,城乡苦难背后是新旧冲突,新旧冲突背后是西方文明与古老中国的对抗——简而言之,城比乡更开化、新比旧更进步、西比中更文明。这就是《边城》的写作背景。

  

   一 《边城》的假想读者

   在乡村苦难、城市危机、人伦困境的背景下,这个“一溪一塔,老人、少女、黄狗”的田园牧歌,究竟是陶渊明的“世外桃源”,还是“堂吉诃德式”的干预入世?如果3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被概括为“乡不如城,旧不如新,中不如西”,沈从文对这种当时被简单理解(或误解)的“现代性”主旋律,颇有些困惑和保留。读《边城》,一定要读小说的“题记”。“题记”说的是这部小说写给谁看,或者更直接的,是为了反对什么和提倡什么而写。沈从文说有两类人不会喜欢他的作品。“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 [2] 一句话已经排斥了两类人,一是“评论家”,二是“大多数读者”。这个“大多数读者”不是政治含义的“大众”,指的是城里大部分普通读者。今天出书,作家和出版社最看重这两个接受群体,“大多数读者”就是销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评论家”代表专家意见,进文学史要靠专家。两者也会互动,专家引导“大多数读者”,读者多了评论家也不能忽视。为什么沈从文写《边城》两者都要拒绝?沈从文解释说这两类人不喜欢《边城》的原因有不同又有相通,“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给人中国不需要这类作品,后者‘太担心落伍’,目前也不愿意读这类作品。”看来,沈从文貌似排斥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真正在意的是“落伍”,较劲的是潮流。“‘落伍’是什么?一个有点理性的人,也许就永远无法明白。”有理性的人没法明白,就是说缺乏理性才追逐潮流。“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念了三五本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问题的洋装书籍,或同时还念过一大堆古典与近代世界名作的人,他们生活的经验,却常常不许可他们在‘博学’之外,还知道一点点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

  

   沈从文在这里,悄悄把“落伍”“潮流”等时间概念,转换成“边城”“乡下”等空间概念。《边城》的潜在副标题就是不在“中原”(主流)。金介甫说沈从文的创作“得益于他没有受社会分析模式的先入之见的约束,得益于他没有在描绘所看到的现象时的民族主义自我意识”。 [3] 其实也可以说沈从文觉得那些理论家批评家的“社会分析模式”和“民族主义自我意识”并不符合他自己观察体验的地气民情。究竟什么才是“现代性”?是全盘西化?是民族主义?还是乡村经验?主流评论家只会在书本上激进革命,却看不到中国社会的某些地方,包括边城乡村中人伦秩序及意义。“他们既并不想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便无法说明这个作品的得失。”所以这个作品,志在道出这个民族(范围又悄悄从地域概念“边城”扩大到政治概念“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这便透露了小说家的高远梦想。沈从文其实也写乡村苦难,也写城市繁华,但不同于巴金等人企图(也只是“企图”)与“封建”传统人伦关系彻底决裂。在沈从文那里,中国传统人伦关系及心理秩序还能不能在“现代”继续存在下去,变成了一个极严肃的问题。

  

   在巴金、曹禺他们看来,中国社会太腐败了,“子夜”过后,必有“日出”,传统衰落是没有悬念的,革命是必将到来的。沈从文却觉得乡土人伦秩序仍然美好,只是在现代社会能不能存在下去,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边城·题记》同时拒绝批评家和大多数读者,但态度还是有区别。对批评家,沈从文是抗争;对文学爱好者和大、中学生,沈从文是劝告。作家认为赶潮流的读者诚实、天真,只是“为一些理论家,批评家,聪明出版家,以及习惯于说谎造谣的文坛消息家,通力协作造成一种习气所控制所支配,他们的生活,同时又实在与这个作品所提到的世界相去太远了”。所以沈从文觉得,城市青年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被时代操控,赶时髦(时间);第二是离乡村,离真实的世界太远了(空间)。所以,沈从文“早已存心把这个‘多数’放弃了”。

  

   放弃了评论家、大学生以后,沈从文的《边城》准备写给谁看呢?准备写给翠翠、傩送他们的同乡看吗?当然不是。从鲁迅开始一直到日后的莫言、贾平凹,乡土文学从来都不以农民为主要假想(或实际)读者。“五四”新文学的主人公,是农民和知识分子,但假想读者不是普通农民(以农民为主要读者,以小学为平均接受能力的文学,是从延安以后开始的)。沈从文虚拟了的《边城》“理想读者”,其实标准很高:“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

  

   这个要求非常苛刻,仔细分析包括三条:

  

   第一,远离学校,又懂中文。民国时期很多作家都在大学教书,本来大学生是第一批读者。何以沈从文希望他的读者“远离学校”?部分原因是沈从文乡下习武出身,没有正规学历。写小说成名后,经胡适介绍到大学教书。没有出国经历和足够外文训练,沈从文在大学又自卑又自傲,也对大学体制弊病加倍失望。比较反讽的是,几十年后沈从文作品也是在大学里开始重新走红,现在研究他的博士、硕士论文数量,据说仅少于鲁迅与张爱玲了。 [4] 教育还是20世纪中国文学——包括沈从文作品的重要阵地。

  

   第一要离开学校,第二个要求是“在那个社会里生活”,意思是说要有底层边缘的生活经验。

  

   第三个要求最高,要“极关心全个民族时空条件下的好处与坏处”。沈从文在20世纪中国文学长河中,当时很“落伍”,后来成先驱。当时看似痴人说梦:又要“离开学校而懂中文”,又要“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还要“极关心全个民族时空条件下的好处与坏处”。万没想到半个世纪以后,因为上山下乡等各种运动,中国作家基本上都按照沈从文的三条标准而产生:阿城、韩少功、史铁生、王安忆、王小波、莫言、贾平凹、余华……

  

   这也是后来80年代文学的生命力和“现代性”所在——他们也都不怕“落后”,不必追赶潮流,他们都明白沈从文的话,“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

  

   二 对古老中国的信心和怀疑

   沈从文并不否认乡村苦难、城市危机,他和30年代主流的主要分歧,是即使面对乡村苦难、城市危机,他对古老中国传统,仍不失信心。在《边城》里,这种对古老中国的悲壮信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三个方面都既是信心,又是怀疑——一是见义让利,这种风气能否延续?二是在兄弟亲情与个人爱情之间如何抉择?三是为什么众多善良的人,好心好意合起来却做成一件坏事?

  

   “边城”里的人,好像不大看重钱。摆渡老头说政府已有补贴,有人硬给过路费,他就回赠茶叶等。在目前还是部分资本主义的香港,见义让利已经是一种神话。按沈从文的说法“人心深处仍有过去伟大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不过紧要关头,傩送以及他的家人,还是要在渡船与碾坊之间纠结。经济因素依然影响淳朴的民风。这是第一层最表面的信心与解构。

  

   第二层信心与解构的关系更加戏剧性,有钱人家两兄弟,同时看上一个穷女孩,居然没有强求巧夺,而且君子协定——轮流来唱山歌求得这个女子的芳心。实际操作中,大哥唱不好,弟弟代唱,一天隔一天,等于是抽签、拈阄,跟觉新父亲替长子娶瑞珏是同一个方法。不过这是年轻当事人自己选择。这个情节典型展示了传统道德“兄弟是手足,女人是衣衫”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一夫一妻、爱情神圣”之间的两难。妥协的结果,大哥失败淹死了,傩送也伤心出走。这个传统中国的伟大处,在江上像竹排一样搁浅。

  

   小说的第三层矛盾是叔本华所说的“第三种悲剧”:不是好人与恶棍斗争,亦不是意外事故疾病,“都是善良的人,仅仅因为各自所处的地位、身份、性格,形成了无可避免的矛盾冲突”。 [5] 这是最难写、最无解的人性悲剧(巴金《寒夜》也写到这个境界)。老人一心为外孙女的婚事操心,努力撮合翠翠跟大佬。穷家女能够嫁个当地乡绅的儿子,也算是对她冤死的妈妈有个交代。但老人和翠翠虽然朝夕相处,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缺乏沟通。

  

   这种事情绝不仅仅发生在“边城”。即使当代社会信息发达,天天手里感触手机,有没有重要的心思想法不能完全跟关系最密切或者最爱的人沟通的情况呢?各位读者,不妨反省一下。

  

   《边城》的社会结构,看似简单,其实更复杂。两个富二代追一穷女子,最麻烦是他们的父亲在地方上有钱有势,却不是黄世仁(30年代小说里,善良的富人已不多见。但八九十年代的小说,比如《古船》《白鹿原》等,却都描写开明士绅)。然而船总又不信任老船夫,或者因误会,或者有偏见。于是,一群善良的人们,合在一起造就了女主角翠翠的悲剧。最后,她不知道傩送明天、明年会不会回来。她在船总家里算什么?未来的媳妇?收容的穷丫头?船总的养女?还是……?

  

   所以《边城》是一首牧歌,美丽、忧郁、凄凉。按照夏志清的推崇,沈从文“对古旧中国之信仰,态度之虔诚,在他同期作家中再也找不到第二个”。 [6] 虽然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在虔诚信仰旧中国传统的同时,也在解构这一种美丽人伦关系以及它所维系的社会秩序,但至少,作家不敢轻易漠视旧的乡下的中国的一切。

  

   [1] 沈从文:《边城》1934年1月,在《国闻周报》第11卷11期16期,单行本同年9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台北:金枫出版社,1998年,36页。以下小说引文同。

  

   [2] 沈从文:《边城·题记》,《边城》,台北:金枫出版社,1998年,32—33页。以下小说引文同。

  

   [3] 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虞建华、邵华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3页。

  

   [4] 截至2021年1月,中国知网硕博论文库以“沈从文”为关键词搜索出论文660篇,以“鲁迅”为关键词搜索出论文833篇,“张爱玲”的为740篇。

  

   [5] 参见《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367—368页。

  

   [6]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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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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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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