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为何以及如何在北大讲北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7 次 更新时间:2022-11-01 23: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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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进入专栏)  

  

   二十年前,在《“五方杂处”说北京》(《书城》2002年第3期)中,我曾谈及北京研究的特殊魅力:“西安作为古都,上海作为新城,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可北京横跨古今,更值得深入研究。上海开埠百余年,其‘西学东渐’的足迹十分明显,历史线索清晰,理论框架也比较容易建立。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上海其实是个特例。相对来说,作为古老中国的帝都,加上又是内陆城市,北京的转型更为痛苦,其发展的路径也更加曲折,很难套用现成的理论。读读西方关于城市研究的著述,你会感到很受启发,可用来研究北京,又总有些不太适用——在我看来,这正是北京研究的潜力所在。‘北京学’必须自己摸索,因而更有理论创新的余地,这里所说的,乃是理想的境界。”可惜理想与现实,隔着十万八千里。

   时至今日,除了薄薄一册《记忆北京》(三联书店,2020),再就是指导十篇博士论文,组织五场国际会议,开了四轮专题课,我的“北京学”实在乏善可陈。如此业绩,与当初的宏伟规划相差甚远,以至我必须在《“北京研究”的可能性》(《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中旁枝逸出,专门检讨“为何我没能成为‘北京学’专家”。

   认清了自家学识谫陋且精力有限,关于“北京学”,确实只能“提倡有心,实行无力”了。于是,我的兴趣转移到教学上来,具体说,就是立志在北京大学开设有魅力且可持续的“北京研究”课程。目标有二,一是吸引更多北大学生关注脚下这座既古老又新潮的国际大都市;二是希望有若干博学深思之士,以北京为研究对象,假以时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

   不是擅长,而是需要

   二十年间,我在北大开设过“北京文化研究”(2001年秋)、“现代都市与现代文学”(2003年秋)和“都市与文学”(2011年春)三轮专题课。后者曾以大致相同的内容,为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讲授过(2010年秋)。也正是这第三门课的“一鱼两吃”,让我深感困惑。布置期中作业,要求以散文随笔形式,撰写“我的北京/香港记忆——从一本书、一幅画、一首歌、一部影视说起”。并非专业论文,无需多少学识,却很能显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感觉。港中大学生(包含赴港读书的内地学生)普遍写得不错,看得出他们对这座城市相当熟悉,且很有感情。相对而言,北大学生普遍理智有余而情感不足,很多描述显得空洞。我猜想,不是才华,也不是时间,而是心境——心高气傲的北大学生,虽然身在其中,但没有真正“进入”北京这座国际性大都市。

   这促使我深刻反省,我们的学生是否对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缺乏了解、体贴与认同?上学期我为本科生讲授专题课,期末作业是选择题:或以老舍《四世同堂》为例,讨论北京与战争;或以王安忆《长恨歌》为例,论述上海与女性。结果是:选择第一题的9人,选择第二题的22人;而且,文章水平后者明显超过前者。一方面是中文系学生的性别比例,另一方面则是00后大学生的特殊境遇,使其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明显超过战争风云。这点很容易理解。让我感到郁闷的是,这一选择背后,似乎还隐含一种价值判断:谈论城市,青年学生更关心的是上海。

   北京集中了那么多好大学,真的是“人才荟萃”。可这么多精英生活在北京,真正关心这座都市命运的并不多——很多人不在意这“第二故乡”的起承转合与喜怒哀乐。在国家视角与都市趣味之间,他们明显倾向于前者。我曾为此大发感慨:“你在北大(或北京某大学)念书,对脚下这座城市,理应有感情,也理应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可惜不是北大校长,否则,我会设计若干考察路线,要求所有北大学生,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在学期间,至少必须有一次‘京城一日游’——用自己的双脚与双眼,亲近这座因历史悠久而让人肃然起敬,因华丽转身而显得分外妖娆,也因堵车及空气污染而使人郁闷的国际大都市。”(《对宣南文化的一次“田野考察”》,2012年5月21日《北京日报》)

   单是求学阶段,少则三五载,多则十几年,如此长期生活在北京,而对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得失成败不感兴趣,这其实很不应该。我喜欢周作人的态度:“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的野菜》,1924年)北大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所学专业五花八门,但即便如此,略为关心、关注、关爱脚下这座五彩缤纷的城市,兼及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我以为是现代人必须有的兴致与教养。

   有感于此,我放弃了撰写“北京学”伟大著作的幻想,决心此后每年主持一次“北京研究”专题课。对我来说,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既然已在中文系讲过三轮与北京相关的课程,为何还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这回峰回路转,面向全校本科生与研究生,介于通识课与专业课之间,希望能闯出一条新路。在竞争十分激烈的北大,本科生追求绩点,研究生注重发表,让急匆匆赶路的他们,暂时停下脚步,听一门虽有趣但与自己所学专业无关的课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考虑到本课程包含一两次田野考察性质的“行读”,一开始限制选课人数,最后大大突破,换了两次教室。因是第一次开课,有来自二十个院系的近百名学生修课,我已经很欣慰了——中文系(24)、历史系(19)、城市与环境学院(10)、法学院(9)、艺术学院(5)、外国语学院(4)、经济学院(4)、社会学系(3)、对外汉语学院(3)、考古文博学院(2)、光华管理学院(2)、新闻与传播学院(2)、哲学系(1)、国际关系学院(1)、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1)、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1)、信息科学技术学院(1)、软件与微电子学院(1)、医学部(1)、燕京学堂(1)。选课人数排在前三的是中文系、历史系、城市与环境学院,这在预料之中。因为,这课不是我一人唱独角戏,还有城环学院以及历史系的教授加盟。

   换一种思路开课

   明明已经讲过三轮,为何还需要四处请援兵?这其实是受我和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合作主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启发。邀请若干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地理、建筑、音乐、美术、影视等不同专业的中外学者,讨论北京(2003)、西安(2006)、香港(2010)、开封(2011)等重要城市,并出版专题论文集,此举效果极佳。说实话,会前会中会后,听其他专业的学者侃侃而谈,我这才彻底清醒,为何有“一得之见”者,须特别警惕“一叶障目”。面对“北京学”这样的跨学科话题,每个专业的学者都有其洞见,也有其盲点。

   当初我为北京大学出版社主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在“总序”中称(2008):“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辈所长与所愿;我们的兴趣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诗。”这种技术性的趋避,其实是我及同道的学科背景决定的,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作为个人著述,当然应该扬长避短;可作为课程设计,这么做并不合适。

   这就说到我以往讲授“北京”或“都市文化”课程的局限——毕竟是中文系出身,关注的主要是文学与文化,回避了政治、经济、市政、建筑等同样很有意义的话题,如此描述/构建/阐释都市北京,必定灵性有余,而广度及硬度不够。必须是学术兴趣相近,且准备从事专业研究的,才可能听得津津有味。再说,为求专业深度,我们将“北京”掰开、揉碎、筛选,在显微镜下仔细辨析,容易导致见树不见林。这个时候,反而怀念那种高屋建瓴而又粗枝大叶的讲述。

   几年前,在《“北京学”的腾挪空间及发展策略》(《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中,我谈及“北京学”必须包含城市史、城市学、城市文化三个层面:“研究北京这座城市的形成及演变,包括自然、地理、历史、人物、宗教、习俗等等,是目前成果最为丰富,也是专家与大众间交流最为顺畅的。城市史偏重于人文学,城市学则更多倚重社会科学,其谈论城市的运营与发展,不是书斋里的坐而论道,而是力图解决当下各种急迫问题,如人口问题、就业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治安问题等。因此,城市学更能为政府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至于城市文化研究,关注想象与虚构,兼及精神与物质,贯通古代与现代,理应将飘浮在空中但深刻影响民众生活及城市气质的文学、艺术、影视、传媒等纳入视野。”考虑到学生的视野、趣味及接受能力,希望这回开设的专题课,走出纯粹的文史,兼顾这三个不同层面的都市研究。

   因为,站在学生角度,若无意成为北京研究专家,那么教师的讲授太软太硬、题目太大太小、距离太远太近,都不合适。思前想后,我定了十个字,作为这一回“北京研究”课程的支柱:山/川、都/市、人/文、古/今、中/外。依据这个思路,再来寻找合作者,编排相关的课程大纲。

   请合适的老师讲适合的课

   与以往直接切入某个特定历史时段的人与文不同,这回决定,还是得从头说起,首先关注北京城的地理位置及空间格局,这才有了北大城环学院名教授唐晓峰的闪亮登场。与晓峰兄相识已久,三言二语,他便明白了我的思路,大声叫好的同时,表示愿为此专门备课。在体制还没理顺、经费尚未有着落的情况下,我决定先申请课号,干起来再说。

   我的总论“北京研究的魅力及可能性”相对较虚,而他的历史地理三讲——“北京城市空间的历史变化”“流泉与北京城”“北京北部山区北齐长城的修建”,一下子让学生和我大开眼界,对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有了迥然不同的理解。在此坚实的历史地理根基上,方可登堂入室,进入皇城内外。唐晓峰的学妹、同属侯仁之先生弟子的张宝秀,现任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所长,此前也有合作,这回请她讲授“北京中轴线的时空演变与申遗保护”,同时与我联手,带学生“走读北京中轴线”。

   在我心目中,谈论历史及现实中的北京,“都”与“市”必须分开来说,前者属于皇权(以及诸多权贵),后者方才更多与平民百姓相关。我多次说过,“小巷深处,平常人家,才是城市的魅力及精魂所在”。我的“岁时纪胜与文学北京”“风俗图谱与都市风流”两讲,让学生体会不一样的都市生活与文化记忆。除了使用材料与论述方式不同,还涉及历史时段与政治立场。学生开始从三千年前的燕蓟分封走向波诡云谲的近现代史,从宫殿的巍峨壮丽,走向民间的烟火与日常。

   北大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出版过厚重的《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再加上去年我曾推荐他在香港三联书店刊行《胡适的北京情缘——一个新文化人的日常生活史》,题目略为变动,就这么提要钩玄,讲给北大学生听,就会很精彩的。

   我早年指导的博士、现为北大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的季剑青,从2007年在北大完成博士论文《大学视野中的新文学——1930年代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到2017年在三联书店刊行《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长期关注北京的历史、文化、教育与文学,请他讲“从帝京到文化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两讲,再合适不过的了。

   当下的国际化大都市北京,不仅从远古走来,更是一路上携风带雨,接受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洗礼。除了季剑青专门讲“近代外国人的北京书写”,还有欧阳哲生评述瑞典美术史家喜龙仁的著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以及我论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编图的《北京风俗图谱》,算是从域外看中国。另外,我还借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卡尔·休斯克《世纪末的维也纳》、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展开对外国都市的想象与论述,作为北京研究的参照系与对话者。

最后一讲“记忆北京与想象都市”,既蕴涵着我个人的学术理念,也是想给学生提供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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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青天天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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