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枫:为伯林自由观辩护——对邓晓芒“伯林自由观批判”的批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25 次 更新时间:2008-08-03 01: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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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枫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 伯林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析被认为对许多问题是一种澄清,而邓晓芒对伯林的批判重新混淆了本已澄清的问题。邓晓芒不同意两种自由的割裂,批判为所欲为的消极自由。可是,伯林区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非要为不受限制的自由辩护,而是要说明两种自由的混淆会导致严重的问题。积极自由给个人自主以价值,但是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会转化为对个人的扼杀。伯林对自由变戏为压迫的分析完全是建立在两种自由区分基础上的,而这与理性的滥用息息相关。邓晓芒的问题在于,他通过不承认两种自由的区分回避了伯林对积极自由所蕴含的理性之危险性的批评。伯林的自由观并无根本问题,问题在于他的多元主义,而邓晓芒在多元主义上的分析更是混乱,本文力图给予澄清。

  [关 键 词] 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理性;个人自主;多元主义

  

  

  邓晓芒先生著文批判伯林自由观,这吸引我把文章弄来一读,急切地想知道邓晓芒是怎样批判的。敢于批判伯林的人需要勇气,也需要一定的理论素养,邓晓芒的哲学功夫我敬佩有加,我想这篇文章一定会精彩的。

  

  然而,读下来后颇为失望。读之前,我一直在琢磨:他要批判伯林什么?是伯林思想背后的自由主义理念?还是仅仅对两种自由概念的某些细节不满?读后发现,他不仅没有把矛头指向自由主义,而且还取一种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起码在字面上)。可是令我意外的是,他批判的竟然是伯林两种自由概念的划分和定义本身,思想界公认为是伯林伟大贡献的两种自由概念的理论被邓晓芒认为“在逻辑上它是自相矛盾的、飘乎不定的、思路混乱的;在立场上它是偏颇的、狭隘的、不公正的;在对事实的分析上它是肤浅的、片面的、主观的。”(邓晓芒:“伯林自由观批判”,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10月[上],第32页。以下凡引此文只注页码。)邓晓芒的批判似乎仅仅是概念、逻辑和语义等方面的质疑,他并没有把矛头指向自由主义本身。但是,它所触动的却是根本立场上的某些神经。如果伯林自由观果真被批倒,自由主义还能成立吗?难道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不是在贡斯当、穆勒、伯林等所谓“经验主义者”这一方,而是在邓晓芒推崇的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思辩“理性主义者”这一方?到底哪一方的自由观更能成立、更加清晰而不混乱?这些问题已经不仅仅涉及当今西方学者对伯林关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关系的争论了,而是一种更加古老的争论。邓晓芒重新翻开这一争论很有意义,但我对该文之所以失望不仅是观点问题,而恰是概念、逻辑和语义等方面的问题。澄清邓晓芒先生在这方面的混乱是此文的首要目的,而这意味着我基本同意并捍卫伯林在这方面的分析和澄清。

  

  一、 也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辨

  

  邓晓芒首先批判的是伯林“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截然割裂”,认为这种割裂是“站不住脚的”,(第18页)其理由是,作为单独存在的消极自由根本不能成立。消极自由在伯林那里的含义是个体不被干涉,可是“如果没有人积极地去建立一个人人可‘免于’某些强制性干预的法制社会,这种思想中或口头上的‘免于……’的自由是不会生效的。因此所谓‘免于……’的自由同时就是能够通过某种手段(如法律)而在某种范围内有效制止其他人干预的自由。换言之,消极的自由的另一面同时就是积极的自由。这两种自由绝不只是‘重叠’的,而就是同一种自由的两个方面、两种说法,离开任何一方,另一方就不可能存在。”(第20页)

  

  确实,一种不受干涉、没有阻碍、为所欲为的自由怎么能够成立呢?甚至连存在都不可能。试想想,任何一个人无论在自然方面、社会方面还是在心灵方面、身体方面都存在着无数的障碍、强迫和被干涉,人的社会性生活使任何一个人起码不可能逃避法律的、道德的强制和干涉。因此邓晓芒指出:“关键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强制的问题,而是要什么强制的问题。以为自由就是不受任何强制,这只是小孩子的想法,任何自由要能够现实地实现出来,都依赖于某种强制。”(第23页)可见,纯粹的消极自由是不存在的,它与积极自由不可分离。

  

  可是,伯林说过消极自由纯粹地存在了吗?他说过人可以拥有消极自由而不需要积极自由了吗?他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消极自由”,而不是“消极自由是否(纯粹地)存在”。伯林所做的是对“消极自由”这个“概念”进行分析,指出它具有什么含义。消极自由“就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 按照这个定义,他人的强制、干预就会使自由缩减。但是,这丝毫没有包含他人不可以、不应该强制和干预的意思,他人是否可以或应该强制和干预的问题包含在消极自由的定义之外,属于对消极自由的评价而非描述。

  

  伯林指出“以某种更高目标的名义对人施以强制,这样做是可能的,有时是有理由的。” 这个简单的道理是无人否认的,伯林在另一处更加明确地说到:“我并不想说个人自由,即使在最开明的社会里,也是社会行动惟一甚至是支配性的标准。” “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在多大程度上有如其所愿地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必须与其他多种价值的要求放在一起进行衡量;平等、公正、幸福、安全或公共秩序,也许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因为这个原因,自由不可能是不受限制的。” 我相信,任何读了伯林“两种自由概念”一文的人都不会有此错觉,以为伯林是在为不受限制的自由辩护,这一点邓晓芒也“实际上承认了”,并引用了其文字(第23页)。

  

  但是,矛盾的是,邓晓芒仍然写道:“这个简单的道理却是伯林所不乐见的,他宁可赞成边沁的观点:‘法律所从事的不是解放而是限制:所有法律都是对自由的侵犯——即使这种侵犯导致自由的整体增加。’”(第23-24页)接着他就激烈地批判赞成边沁此观点的伯林:

  

  在他看来,即使人们自由地选择了一条制止种族压迫的法律,这也不是自由的胜利,而是自由的损失,因为他赞同边沁的“做坏事的自由也是自由”的说法,却不承认“制止做坏事也是自由”。……所以伯林的自由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第24页)

  

  上述表明,伯林是不可能认为“自由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邓晓芒的指责有夸张之嫌。自由必需给予法律的限制,可是邓晓芒既然承认了这一点,却又极力批评边沁和伯林关于法律就是限制、侵犯自由的观点,这是极其自相矛盾的。在他看来,法律不(应该)是自由的对立面,它不是限制自由而恰恰是给予自由。我以为,这是邓晓芒及其所遵循的那种哲学把问题搞混乱的一个典型,也是伯林之所以要做出澄清的原因之一。

  

  伯林并没有否认自由需要通过某种强制(如法律)来保障,限制自由是为了保障自由,但是,就被限制的人而言这毕竟是自由被缩减了。我们得承认,为了自由而限制自由与为了其他价值而限制自由是不同的,而与任性、专断的意志限制自由更是不同。但是,即使合理的、为了自由本身的缘故而限制自由,难道不也是一种限制吗?此外,即使自由选择(而非被迫)的限制,不也是一种限制吗?难道是自由选择的自由?既然已经自由了,还选择自由干什么?

  

  可见,不能把法律的限制所达到的效果、所发挥的功能、所保障的东西与其本身的性质相混淆。这种区别看似细微,却关系重大,它一旦被形而上学运转起来就很难收住脚步,会一直走下去,直至为极权主义和暴政提供理由。强制就是强制,而不是自由,尽管它可能保障了平等的自由;自由就是不受限制,对自由的哪怕正义法律的限制都是自由的缩减而非增加;自由就是包括为非作歹,甚至任性、非理性、为所欲为,而正因如此,自由才需要限制。这种细微的分析显得语出惊人,并被邓晓芒批判为狭隘、琐碎、平庸的经验主义,但它却堵住了极权主义所借助的庞大形而上学体系的最初借口。伯林的目的是指出包含在这种强制中的哪怕是合理的理由也存在的危险性,而非鼓吹什么不受限制的自由。

  

  如果把法律进而把强制说成就是自由,那么除非指出另外一种自由,否则我们就会陷入混乱。正是为避免这样的混乱,伯林区分了两种自由。如果谈论的是消极自由,那么限制就是对它的否定;而谈论积极自由,限制恰恰是其内涵。两种自由之所以有必要做出区别,正在于“限制”之有无。

  

  伯林认为,积极自由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成为控制我“去做……”的根源? 为什么这被称为“积极自由”问题呢?因为,它一开始就不是问一个人可以“去做……”的外在阻碍有多大,而是问一个人可以掌控自己行为的能力有多大。如果他由于各种原因而对自己的行为失去控制,他就失去了自由,而尽管可能他并没有外在的阻碍。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不是指外部没有障碍,而是指控制住自己——没有外在障碍而自由的人未必有控制住自己的自由,反之,有外在障碍而失去自由的人未必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自由。这丝毫不违背矛盾律,因为,前一个“自由”与后一个“自由”不是一个东西。如果说它们是“同一种自由的两个方面、两种说法”,那么就真的违反了我们基本的正常思维规律了。

  

  没有外在阻碍的限制正是消极自由的定义,但是,恰恰是这一内涵使消极自由离不开积极自由。因为,如果一个人丧失了理性意志,不能控制和支配自己的行为,消极自由尽管仍然是消极自由,但是对于这个不再能够对自己行为承担责任的人而言已毫无意义。其次,正如邓晓芒指出的,消极自由的存在和增加依赖于人们自愿地去服从法律,把法律强制视为自己给予自己的而不是被迫接受的限制。既然消极自由注定是不可能无限的、为所欲为的,那么决定其限制的程度——减少多少、减少到什么程度——就应该由控制和参与决策的权力来决定,这时,民主就成为消极自由所依赖的保障形式。最后,就积极自由强调个人自律而言,它抵御对(消极)自由的侵犯。伯林引证康德的话说“没有人能强迫我以自己的方式获得幸福” ,我是我自己的主人,而不是没有自己意志的物品,被强迫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自主及其所标示的“人是目的”之道德律是“自由的人道主义的核心” ,这种形式的积极自由“至少与‘消极’自由的概念一样深深地进入了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传统中 ”。

  

  反之,按照积极自由的定义,积极自由却不依赖于消极自由之有无。由谁或什么来决定我的行为,或我是否控制住自己的行为,与我的行为是否存在外在阻碍或我的行为范围有多大没有关系。无论外部有什么障碍或压迫,我都可以“退居内在的城堡”,而获得对自我的掌控,“成为我自己的疆域的主人” 。我可能已经处于强暴或暴政之下,剥夺了行为空间,但是我仍然具有坚强的意志,把握住自己的行为,而不屈服于它(他)们。积极自由之有无不取决于外在压迫之有无,而取决于内在理性意志之有无。积极自由在古今中外的坚持和发扬者也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来阐发的,他们追求的不是行为不受限制和干涉的某个空间,而是追求哪怕没有这个空间也可以获得的意志自由。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积极自由的获得并不一定等于人们获得了真正的解放,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积极自由呼声的高涨可能恰恰是消极自由被堵死或不被渴望的的征兆。如果有人认为积极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那么就“有可能在屈服于寡头或独裁者权威的同时,声称这种状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放了他们” 。积极自由的获得甚至不仅不需要消极自由,而且是以消极自由自愿的缩减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宁愿放弃消极自由而认同比如国家的主权,“不过,这样一个‘自由国家’,可能是其本国公民并没有多少自由的可怜的暴政国家,它的自治可能比外国占领更具有压迫性” 。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个国家的公民宣称自己是“自由”的,“专制主义的胜利就在于强迫奴隶宣称自己是自由的。它也许不需要强迫;奴隶也许会非常真诚地欢呼他们是自由的:但是毕竟还是奴隶。” 作为奴隶,他把国家的自由当作了自己的自由,在虚幻中享受解放。我们如果不对自由的不同含义进行区分,我们就会晕头转向,不知所云。

  

  不独如此,积极自由不仅可以脱离消极自由,而且还有可能成为消极自由的压迫力量。因此,伯林说到:“成为某个人自己的主人的自由,与不受别人阻止地做出选择的自由,初看之下,似乎是两个在逻辑上相距并不太远的概念,只是同一个事物的消极与积极两个方面而已。不过,历史地看,‘积极’与‘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不总是按照逻辑上可以论证的步骤发展,而是朝不同的方向发展,直至最终造成相互间的直接冲突。” 伯林的整篇演讲基本上都是谈自由如何变戏为为专制、极权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成为压制个人自由的借口的。这种变戏法的关键步骤是在积极自由的主体上下功夫,也即将“自我”分裂为二:一为超个人的自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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