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枫:埃及革命说明了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78 次 更新时间:2011-02-28 09: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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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枫 (进入专栏)  

  

  一、埃及革命使论证的天平有力地向普世价值倾斜

  

  埃及革命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替换掉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府,代之以自由民主制度。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而是非暴力的和平群众抗争运动,以示威、游行、占领广场等和平请愿的方式来实现以往人类也许最困难的事情:权力的更替。这场革命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它几乎以最小的代价、最和平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这个目的。当然,与民主制度下的政府更替相比,革命的政权替换无论如何是会有代价的,秩序、革命后的重建和一些不可预知的因素都是一个问题。对于下一步的埃及,我们拭目以待。

  阿拉伯世界一向被认为不适合搞自由民主的制度,其文化结构和国情民性独特于普世价值之外,是世界潮流的一个例外,一个需要独特看待的另类世界。但是,这一个多月里发生的事情无情地粉碎了这种例外论,论证的天平有力地向普世价值倾斜。

  但是,我们顽固的某些左派人物(如司马南)不会这样看。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西方主导和操控的颜色革命,是西方阴谋的又一个例证。实际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这场革命起初是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并无坚决支持民主势力一方。但是在顽固左派偏执的眼光中,普世价值就是西方价值,西方价值的胜利就是西方阴谋的胜利。连西方媒体和舆论对抗争民众的支持、甚至连互联网的高科技的运用都成为西方阴谋的一个部分。只要是诉求民主价值,尤其是年轻人的诉求,哪怕是民众发自内心的诉求,就被认为是意识形态刻意图谋的结果。似乎人们对民主价值的追求不可能来自于自主的大脑,一定是来自西方的洗脑和污染。

  对西方的仇恨情绪充满于他们的一切判断中,在他们看来,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埃及变天就是一个新的例证。在这种情绪下生活,我怀疑他们的人格也是扭曲的。阴谋论使人对一切动机都给予怀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真诚、美好的东西。如果把这种阴谋论的怀疑人格以爱国主义的教育传给下一代,那么必将(恐怕也已经)形成一代成长起来的心灵不健全的年轻人,他们对一切美好事物都不予信任,总是以阴暗的心理去揣测有关的动机。

  但是,他们据说是“爱国主义者”,他们并不怀疑自己的国家,哪怕是一个专制极权的国家。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个是非对错的判断标准,惟有你我之分。这决定了他们反对什么、支持什么都与理性的判定和说服没有关系。美国能有多恶?能恶到什么程度?她有自己国内专制统治者拥有的洗脑、专断、关押反动派、横征暴敛的权力吗?为什么他们对切近的专横没有感觉,而对一个遥远大国的干涉却如此敏感以致神经过敏?除了煽动情绪,我们又如何解释?当然,我们不是说普世价值就掌握在西方国家的政客手中,恰恰相反,普世价值所体现的自由民主原则不相信任何人,她超然于具体政治运作之上,成为一种普世道德规范。顽固左派拒绝普世价值不过是弥漫于我们时代的一种虚无主义的表现,他们根本不相信普世价值的诉求具有道德内涵。这已经不是左派或右派的问题了,而是一种我们时代的危机,一种精神深处的迷茫,一种价值的虚无主义。

  埃及革命不过是又一波民主化浪潮在阿拉伯世界的延续,它与柏林墙的倒塌、拉美各国的民主化、东亚韩国和台湾的民主实现等等,有着一脉相承的延续性。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解释这种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呢?如果我们拒绝西方阴谋论的解释,我们又如何说明存在于其中的内在动力和原则呢?人类朝向自由民主的发展是否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它体现的是一种理性精神力量的胜利,还是体现了一种物质力量的、资本主义的、人类贪婪本性的胜利?这个问题不加以说明,我们就终将陷于价值的虚无主义而不可自拔。

  

  二、埃及革命的内在推动力是什么?

  

  在分析这场发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群众革命的原因时,我们往往听到这样的报导,说是人们对经济问题的不满才走上街头的。其实,革命的真正原因和动机根本不是经济上的,人们即使不满于经济上的诸多问题,那也不过是这场革命的触发点,或者说仅仅是一个借口。起初,是对失业、两极分化等问题的不满而走上街头的,但是运动的目标很快就指向政治上的问题。实际上即使经济上没有问题,政治上的不满也已经积压下来了,只不过找不到起事的借口而已。如果对经济上的诱因和政治上的实质原因不加区分,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即使民不聊生也不可能发生群众革命这种现象。纵观世界历史,自发的群众革命只会发生在专制独裁国家,而不会发生在自由民主国家。这说明,这样的革命只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

  况且,突尼斯和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两个经济发展情况比较好的国家。司马南在其《埃及动乱与中国稳定》一文中正确地指出:“媒体报道说,因为人民不满经济下滑。这至少不是全部事实,埃及的经济没有那么差。……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也挑不出穆巴拉克领导的经济什么狠茬来。穆巴拉克实行‘生产性开放政策’,放宽对私营企业的限制,经济发展的不错。……他统治时期的埃及,有一段时间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而且,穆巴拉克的政府也是这个地区最世俗化的政权之一;是他,解决了埃及人民的温饱,带来了稳定”。但是,为什么突尼斯和埃及政府此前推动经济发展的努力没能阻止这场革命的爆发?我们应当如何解释经济增长和日常生活的改善都没能阻止这样的抗议活动发生呢?发起埃及这场革命的年轻人之一谷奈姆说,和他一起主办Facebook上一个网页、或者说是平台的其他人,个人情况,至少是从物质角度来说,也都不错,不少人都有房子、汽车,其中一些人甚至非常富有。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参与、协调大规模抗议呢?

  司马南的解释是,无知的民众受到了西方势力和媒体的煽动。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没有西方舆论所形成的道义支持和道德压力,没有自由民主制度下人们生活的某种性质的吸引力,不要说在突尼斯和埃及,就是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民主化的可能性都是极其渺茫的,我们不能低估专制独裁制度所具有的顽固性和某种吸引力。西方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问题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这种影响。由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煽动的反西方仇恨情绪把这种影响一律视为利益使然,这既低估了西方人的精神境界,又低估了追求自由民主的本国人民的道德水准,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人性尊严的蔑视。

  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如果人民只要温饱就能够满足,他们还不如呆在监狱里。我们并不会认为未来的埃及就会比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可能经济发展得更快,政局更稳定,社会更和谐,但是,正如所有实现了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展现的风貌那样,他们活的有尊严。法兰西学院教授、阿拉伯世界当代史系主任亨利-劳伦斯指出:“在突尼斯和埃及的抗议活动中,核心要求是尊严,对尊严的要求可能还超过对自由的渴望:他们再不想忍受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烦恼,不想再忍受警察的侵犯和暴力,不想再忍受迫害。”“运动中有很强烈的言论自由宿求。但是,我认为,运动中最重要的两个价值是深根于阿拉伯穆斯林社会的对尊严与正义的追求。”

  实际上所有的专制统治者都低估了人性中的精神成分,从本质上讲,他们都是唯物主义者,以为可以通过经济上的手段和生活方面的改善来避免人们对做一个有尊严的人的需求。他们之所以最终都要垮台,走向失败,就在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碰到了人类无法再消减的硬核,一种坚硬的剩余物。人的尊严感是唯一不可再还原的精神神圣之物,是不再能够与物质利益相权宜的最后精神堡垒,如果再往后撤退,人类将丧失与动物的基本区别。哈维尔在《没有权力的权力》中写道:“人生的基本目标每个人天生就有。每个人在内心都向往应有的尊严、高尚道德、自由的自我表现和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意识。”弗朗西斯•福山就此评论道,哈维尔所有的对“后极权主义”国家的指责,原因在于这种体制伤害了人的道德性格、伤害了人对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自信。“共产主义以一种比‘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更为彻底的方式,在人的灵魂的欲望部分中筑起一座抵御精神部分侵蚀的堡垒。哈维尔对共产主义的指责,不是共产主义未能兑现它物质巨大丰富的承诺,或者是它没有帮助工人阶级或穷人实现过上好日子的希望。恰恰相反,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向人们提供了这些东西,是用来换取他们在精神价值方面的妥协。”实际上,一切专制统治者从他们建立起权力堡垒的第一天起,就陷入了与人的精神性相抗衡的苦斗泥淖中,他们可以征服一切,但永远征服不了属人的精神。不要期待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冲动有一天会平息下来,那是不可能的。专制统治者总是忽视了这一点,他们总是以统治者的唯物主义角度看待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因此总是企图以物质主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永远无法知道,这首先不是物质利益的问题,而是活得有没有尊严的精神问题。很不幸,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碰到了一个人类不可能撤退的底线。

  

  三、摆脱唯物主义思维,追溯政治的道德根据

  

  不可否认,任何一场变革或革命都有物质利益的动机和内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其一定道理。革命与经济上成长起来的阶级、阶层和势力在政治权力上的愿望有关,新的经济结构需要新的权力分配。资本主义是一个没有人曾经加以计划或预见的经济体系,当它成长起来后就以强劲的物质主义力量渗入一切领域(包括政治领域),要求贯彻它的逻辑。政治是各种势力和利益集团竞逐权力的场所,在注定已经多元化了的今天,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必定要反映到政治中去。追求乌托邦的时代已经过去,消灭资本主义的幻想也已经破灭,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避免现代资本主义的模式而又能振兴经济,竞逐于世界之林。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经济上运行资本主义,那么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公正可言。“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势力一定是经济上占有财产的阶级,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等等这些普世价值也不过是资产阶级利益的冒充物,是以普遍主义假象出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写道:“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在此,自由民主制度所代表的普世价值受到严重的挑战,不要低估新左派的理论资源所具有的杀伤力,实际上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定势深深浸染上了这套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模式。历史唯物主义否认具有超然于实际利益冲突之上的普世价值,归根到底在于否认政治具有独立于经济之上的自主精神,它把政治还原为经济,也就消解了在政治中追求正义的可能性,而没有正义,就没有真理,就没有我们追求自由民主所赖以为根据的道德支柱。政治是否能够独立于经济领域而保留它的最后剩余物,关系到人类道德的存亡。普世价值依赖于康德所定义的的理性自律和意志自由,也即精神的力量能够抵挡物质的力量,实现精神的自律。正义依赖于自律而非他律的理性自主,这里的他律即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如果不能从道德中排除出经济的或物质的决定因素,道德就不可能自我成立,普世价值也就不可能确立。今天中国盛行的各种理论对普世价值的丧失信心,其实质是对理性的丧失信心,是一种精神的深刻危机。

  汉娜•阿伦特在《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的访谈中说到:“所有的经验都告诉我们,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开始的征收(expropriation)过程,并不随生产工具的征收而停止,只有独立于经济力量的法律及政治制度以及制度的自动运作,能控制及防止这一过程内在的畸形恐怖潜力。能保护自由不受侵犯的是政府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区分,或用马克思式的语言来说,就是国家及其宪法不属于上层结构的这个事实。”上层建筑这个术语在马克思那里指的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结构,但是阿伦特认为国家及其宪法应当超然于上层建筑,不受经济力量的摆布。这怎么可能做到?只有把国家及其宪法视为一个独立于经济力量的道德自主领域才能做到这一点。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政治确实是一个利益争夺的战场,政治充满了算计、攻讦、讨价还价和对资源的争夺等等,可以说,没有利益的冲突,就没有政治。但是,恰恰是政治的这种性质,才需要有一个政治的道德规范领域,避免政治被操纵在权势人物手中,成为玩物。这一体现在宪法、浇铸于自由民主制度中的道德精神的核心是,保护人的基本权利,抵御对自由的侵犯。如果没有政治中的冲突,没有对人的自由的可能侵犯,也就没有政治的正义。马克思说对了一半事情:消灭了冲突也就消灭了正义(这反映了他理论的乌托邦空想性质);但是,另一半事情他显然说错了,他认为,在冲突存在的情况下,正义徒有其名。这一定论来自于他的唯物主义,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也就否定了道德的独立性,否定了政治的道德终极根源。实际上,正是政治充满了支配、操控和玩弄,自由民主制度所依据的普世道德价值才是如此的重要和真实,否则我们就只能生活在永劫不复的专制暴政之下。即使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虚假的,是被玩弄的对象,那么我们应该做的恰恰是去纠正这种现象,使它们的精神真实地实现,而不是拒绝它们。

  拒绝普世价值的思维是荒谬的,更是可怕的,因为它以物质的力量来抵制道德精神的要求,虚无化道德价值,以虚无主义的眼光看待政治,甚至看待一切。在这种眼光里,像埃及这样的革命不过是资本主义和西方的又一次胜利,它无法从埃及革命群众的行为中看到人类共有的某种渴望、人性共通的某种心灵世界。这种共有和共通的东西把埃及革命与古往今来所有对自由、民主的追求联系在了一起。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总是以为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包藏着什么祸心,那么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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