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枫:近代社会契约论中的个人主义及其马克思的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6 次 更新时间:2015-05-22 16: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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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枫 (进入专栏)  

  

   提要:古典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并非科学实证研究的产物,而是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批判色彩的规范模式。它所表达的自然权利诉求为自由主义的工具性国家观提供了根据,从而成功地改变了现存政治制度的基础。但是其非历史的抽象哲学论证和个人主义的前提假设深受质疑。马克思主义者麦克弗森以"占有性个人主义"之名批评之,而马克思对近代抽象的人的观念更是批判有加。马克思以他的现实的个人来批判那种抽象的、超历史的个人。但是,他对近代个人主义批判与众不同之处是他的意识形态揭示色彩。他认为所有那些持有抽象人性论的近代思想家都把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所看到的资产阶级本性,误以为是恒古不变的人类本性。但是本文认为,古典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是被用来对政治权力施加限制或证明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的,其中的政治主张与资产阶级的利益追求没有关系。自由主义所包含的某些普遍原则超越了一切阶级利益,普适于全人类。

  

   17、18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大都是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他们从个人出发来论述国家权力的起源、性质和范围。在他们看来,个人是国家的根据,国家没有自身存在的理由,其存在的理由在于个人。由这种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出发,自由主义者坚持,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前提,个人权利限定了国家权力的范围,设定了国家权力的目标。

   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多是辩论的产物,极具号召性,但缺乏科学实证研究的色彩,这尤其表现在他们采用的"自然状态"说上。近代社会契约论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与其说是一个历史的或经验的研究对象,不如说是为了得出某种结论而虚设的推论工具。它要回答的问题是:国家权力是如何产生的?其权力根据何在?它的结论是,国家权力是由自然状态中的自然人通过合意行为而形成的,政府纯粹是人为的建构,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或委托。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学说激进的色彩。提出如此强的、极端的个人主义理论显然是有意如此的行为(而不可能会真实地认为如此),其意图是要达到某种政治上的目的,而非作一种科学实证的描述。正如斯蒂芬·霍尔姆斯指出的,"洛克在此抬高了一个规范性的标准,而不是提出一个实证的或历史性的主张。……同样,康德运用最初契约的故事时也不是把它作为历史性的描述,而是把它当作'使我们思考国家的合法性'的一种标准或理想。康德的契约主义和洛克的一样,有着政治的而不是描述性的功能。它也是规范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霍尔姆斯,第271,272页)因此,有关社会契约论而争论的重点,不应是其描述真实与否的问题,而应是其政治规范是否合理的这样的问题。

   洛克作为启蒙时代最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所持有的社会契约论影响最为深远。它把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置于个人对其认可的基础上,这种观点假定,个人的一致同意是政治权威得以成立的根据。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不是天然确立的,而是人为的构造物,国家的建立基于社会契约,人民的同意才是政治权力形成的基础,政府的权威依赖于人民给予的同意,旨在保护个人追求其利益的自由和权利。洛克把社会契约论从霍布斯那里拿过来作了自己的解释,但是,即使在霍布斯那里,社会契约论里所包含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就已经推演到了极致。登特列夫在《自然法》中写到:"社会契约是一个框架,也是一份蓝图,对它的各种不同的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的起点都是个体。"(登特列夫,第64页)所谓社会契约,乃是个体意志之表明或有关个体之间的协议,这个意志或协议的目标就是要根据自然法来建立一种相互的义务关系,从而摆脱自然状态的不利之处,过渡到政治社会。尽管洛克与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个人主义这个基点上他们没有太大的不同。

   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社会契约论的政治意图是明确的,他们想要证明,个人具有先于社会的天赋权利(也即"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这种天赋权利是原始的、先在的,它们的拥有者之所以要组成社会,建立国家,是要拿它们来"交换同等或更大价值的东西--社会之利益及政治组织之安全。"(登特列夫,第65页)但是,既然国家权力是由个人转让出来的权力构成的,属于个人的权利最初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那么国家就非但不能创造它们,而且只能承认它们。这种个人先于社会、社会先于国家的观念模式,可能缺乏历史的根据,但却成功地改变了现存政治制度的基础。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然后缔约组成社会,而后创立政治共同体,因而,国家就不能毁灭和镇压其创造者,相反,个人之所以创建政治国家,正是为了让国家服务于个人的。国家仅仅是人们利益的受托者或代理人,此外别无其他目的和意图。这种观点在当时极具革命意义。

   关于"天赋权利"所包含的意义,美国的《独立宣言》中有更加清楚的表述:"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无论何种形式的政府,若无视这个目的,则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的政府。"其中所谓"不可转让的权利",是以这样一个哲学前提来支持的:个人具有先于社会的、既定的目的、愿望和需要,社会及其政治制度是个人为了满足其自身目的或需要而通过协议建立并维持的。也就是说,生而平等并为了保障他们与生俱有的权利而组成公民社会的每一个人本身不是被构成的;相反,他们是先在的、自然的、终极的,他们是社会和国家的构造者,国家权力来自于个人的天赋权利。古典自由主义从个人的利益和权利中推出政治权利和义务的体系,推出国家权力的性质和范围。 按照一些人的说法,这种个人是原子式的存在。

   为使这种哲学意涵得以成立,社会契约论者设计了一个先于社会的自然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里,人与人之间是完全平等的,任何人都不享有多于他人的权力,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和自足的,除了服从自然法外,不听命于任何他人的权力。按照洛克的说法,"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洛克,第5页)洛克对自然状态的说明不是一个历史的描述,而仅是一个模型。通过突出这一模型,他希望取代传统上将自然状态描述成天然等级秩序的画面。他之所以刻意将人类的自我理解"原子化",也是为了达到这种政治目的。在洛克那里,自然状态是不存在依附性的状态,既没有顺从也没有征服,人们生而自由、平等,这与传统上为自然不平等和政治优越权作辩护的观点完全相反。洛克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理论的旨意,实际上是拿一种理想模式去批判不平等的、强制性的社会。(参见霍尔姆斯,第270-271页。)

   这种自然状态里的个人显然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社会(政治)动物,但是,其存在注定是、也仅仅是成为社会(政治)动物。也就是说,自然状态只是社会状态的一个推演前提或逻辑假设,它先于公民社会的确立,社会契约论者通过自然状态来说明公民社会的建立及其性质。没有自然状态(其核心是自然权利)这一前提假设,就无法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工具性的国家观提供说明。人生而自由,个人权利是天赋的而不是来自政府的法律,相反,政府的唯一目的是用以保护个人的权利,这一切说法都依赖于自然状态理论。如果认为个人权利不是自然享有的,而是来自于政府所制定的法律,那么这样的个人权利的存在就只是一种虚设,毫无神圣性可言。但是,如果认为人天然就是政治动物,那么个人权利就不可能是自然享有的;而如果没有一个前社会状态--自然状态--的设计,则人就天然地是政治动物,因而谈不上还有什么自然享有的权利。

   可见,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自然权利(天赋权利)就是作为人本身而享有的权利,而不是作为国家成员或某一共同体的成员才享有的权利。自由主义者否认个人的价值及其权利是由他对集体的目标的贡献来决定的。这种权利是属于人本身的,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享有作为一个人所固有的权利。因此,自然权利理论包含着个人主义的同时,也包含着普遍主义。而这是通过抽象来达到的--自然状态剥离了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属性,因而也剥离了其中的人的种族、阶级和宗教等背景,由此才能呈现出作为人本身的人来。没有这种抽象的人的呈现,就没有展现于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也不会有随之而来的古典自由主义以及启蒙时代的人道主义,因而就很可能根本没有我们今天的现代文明的价值基础。

   但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非历史的哲学论证和抽象的人性前提假设深受质疑。自由主义的一位著名的批評者麦克弗森(1911-1987)将此种个人主义定义为"占有性个人主义"。 按照他的这种定义,所谓"占有性"个人主义是指市场社会下的一种人的特征,这种人只追求合理地扩大自己的利益,他们对物品(表现为商品)有着贪婪的占有欲和消费欲,不断地去占有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进入社会关系纯粹是为了自私的目的,在他们之间展开着为利益和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在此种社会下,一切所有物,包括人的精神在内,都是商品,市场价值主宰了对一切事物的评价,包括对人的身份、荣誉和尊严的评价。麦克佛森认为,这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别人行使权力、为权力而争斗的景象,正是对竞争性市场社会的描述。

   在麦克弗森看来,"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或'自然的人类境况'其实并非与文明人相对而言的'自然'的人的状态, 而是特定时代的文明化了的人的状态",(Macpherson , p.18)即占有性市场社会状态,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状态。他认为,霍布斯所描述的人性不过是特定的文明社会造成的,并不具有普遍性。所谓自然状态,不过是霍布斯所观察到的同时代人的那个社会的人的状态,其人性假设主要是从那个时代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背景中推断出来的;正是从这种特定时代的人性出发, 他才构想出自然状态的。据此,麦克弗森断定,霍布斯的政治思想来自于他对人性的深刻分析,而这其实不过是对资产阶级的人的分析。

   麦克弗森不断强调霍布斯、洛克的自然状态和自然人性论的抽象性质。然而,麦克弗森自身并没有摆脱对问题的抽象分析。他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其要点是,将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化约为利益关系,然后归结为市场社会中尔虞我诈的竞争性经济关系。这种分析其实也是一种狭隘的抽象,即把具体的、活生生的社会关系化约为一种市场中赤裸裸的交易和竞争关系。正如柏林指出的,这并不能反映十七世纪社会生活的特征。柏林在对麦克弗森的批评中认为,麦克弗森对霍布斯著作的分析曲解了其中的含义,十七世纪的英国被政治革命和动荡、剧烈的经济转型、宗教组织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所撕裂,这一切皆被霍布斯所讨论,可是,麦克弗森却将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霍布斯的前提和结论归结为来自关于经济关系的某些假定,而将广阔得多的视域抹去。柏林指出,我们在十七世纪文献中与其说读到的是一个所谓"占有性市场社会",不如说读到的是一个为宗教和政治狂热所支配的真实的世界;霍布斯所意识到的自身处境与其说是在一个市场关系中,不如说是在一个多样而剧变的宗教关系中,在一些经济和政治的联盟中。(cf.Koerner,pp39-42)

但是,麦克弗森的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对事情的简单化处理,更在于他曲解了自由主义的性质。就这个问题,美国学者萨托利对麦克弗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萨托利指出:"麦克弗森……最为精巧地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了洛克的自由主义,……他的理论吸引了那些对自由主义特有的政治性质显然一无所知的读者。"(萨托利,第425页)萨托利强调区分开作为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和作为政治制度的自由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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