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枫:自由是个好东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20 次 更新时间:2009-03-24 12: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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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枫 (进入专栏)  

  

  据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可是,似乎没有多少人否认过民主是个好东西呀,这个命题像是一句大白话。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民主,以及是否敢于实行民主,或实行民主的条件是否成熟,等等,而不在于民主是不是好东西。民主是被公认的好东西,很少遭受异议,即使是极权主义者或专制主义者,也会声称他们才有真正的民主。民主是我们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追求目标,“五四”时期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就是民主,连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也是把民主作为与蒋介石斗争的手段来诉求的,在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竖立起来的是民主女神像,而不是自由女神像。这一切都说明,“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人的表达中几乎都是褒义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仅不会有多少异议,而且如果谁提出异议,就会使自己处于道义上的下风。

  

  相较而言,自由的待遇就很不一样了。自由在蕴育出自由主义的地方是人们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东西,是他们尊严的象征,甚至是许多其他东西(包括民主)的终极目的价值。可是在我们这里,自由通常是与各种不好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中对自由的漫画,尽管与自由风马牛不相及,但是都被毛泽东归在自由主义名下。在年龄稍长的一代人那里,《反对自由主义》给他们留下的后遗症是一听到“自由”二字,腿都会发软。自由之于罪恶就如同人体之于羞耻,几乎是国人本能的反应;理由是不需要的,需要的是对自由与罪恶感之间的条件反射。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自由化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打压(这是一个矛盾,它奠定了后来中国发展的畸形和乖谬)。在邓小平那里,自由化(等同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比较明确的政治上的意指,但是,这个词的日常含义远不止是政治的,它涵盖了生活上、精神上的诸多义涵,只要看看“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的指向便可明白。“自由化”与其说是一个贬义词,不如说是一个带有恐惧情感的威慑词,它让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这是在中国,而不是别的其他国度,我们中国和那些国家不一样,不要有非分之想!

  

  自由似乎不属于中国人,自由从来不是中国人的口号,它被认为与中国的传统不相符合,也因现代中国的救亡目标而被压倒,而如今,人们的理由是,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的素质不适合自由在我们这里成长。在许多人看来,中国是一个如此复杂、问题极其棘手的国度,谈论自由实在是太奢侈,中国人享受不起自由,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吃饱饭、发展和强大。在人们的观念中,自由是西方人的玩意儿,围绕着自由而浇注的一套宪政制度和人权观念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讲是那么的陌生、那么的疏远,尽管它们已近在家门口(台湾、香港)了。中国的普通人连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想象能力都丧失了,也就是说,要他们设想一下自己有一天不会因思想、言论等的原因而被惩罚,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状态,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这种自由的经验。中国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要是在文革,你这样的人早就挨整了。”其坐标和眼界从来都只是中国的经验,言下之意是,如果不学会自保,你就仍然可能挨整。我有一位学生,08年因参与一个签名而被其父母知道,其母匆匆赶来北京,见面后不由分说,就是给这位学生一个巴掌,然后是一通教训。在这位母亲看来,自由这个东西是中国人的非分之想,连想都不要想。这是我们所有人多多少少的常识和经验,恐惧(自保)几乎是中国人的本能,渗透在我们的血液中,浇注在我们的骨髓里,但它是一种生存能力,缺乏恐惧就易于受伤害。所谓中国人的国民素质就是这么形成的,这正应验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大意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配有什么样的国家。反之亦然。

  

  可是,我们中国人混淆了两件不同的事情,把自由在中国环境里是否可行与自由是否好东西变成了一码事。我们的推论是,自由不适合中国,因此自由不是好东西。这个推论是有问题的,因为,一个东西本身的好坏与这个东西是否被人们接受、是否可行、是否具备条件等等未必有关系,一个东西的价值不一定是从人们的实际行为及其处境的描述中推出来的,它可能完全出自于事实之外的标准或根据。因此,有可能是,当人们拒绝某个有价值的东西时,他们并未驳倒这个东西所构成的规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因为人们也许只是没有去遵循这个规范而已。规范在事实之外产生,并对事物给予评价,所谓评价就是要求对象符合价值,这和科学活动的方向正相反,科学是要求观念符合对象。评价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活动之一,如果没有这种价值之维的活动,人类就和动物没有什么两样了。这本是我们中国传统思想中最有意义的一种活动,也是当今西方政治哲学复兴的整个人类行为背景,也就是说,西方思想得以从冷战意识形态和实证主义的价值虚无主义中摆脱出来,正是意识到价值活动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政治哲学的复兴就是对人类传统(古典时代)活动的复兴。而政治哲学的特征正在于,它是从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下展开政治问题的讨论的。

  

  在我们中国,对自由的拒绝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都意味着作为人的本质的活动的式微,因为,自由是人的尊严的体现,是一切价值中的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对自由的放弃意味着降低做人的标准。自由是一个好东西,这不取决于我们要不要它、怎么看待它,也不取决于实现它的条件是否成熟,那都是另外的问题,也即自由是否可行的问题,而不是自由是否有价值的问题。如果不对这两者作出区分,我们就会落入价值虚无主义。长期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灌输,使我们中国人失去了一种对神圣东西的崇敬感,一切美好的价值都化为阶级的或历史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道德价值都是历史的产物,根本不存在独立于阶级、时代和历史条件的道德价值。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认为,用现代人的自由平等观念去批评古代人的奴隶制度是可笑的,因为道德不是根据于所谓合理的规范,而是根据于当时的经济状况。这就是说,只要不自由的制度是当时社会生产力所制约的,或是时代条件所限定的,那么我们对之加以道德谴责就是一种可笑的行为。这样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作为一家之言当然是没问题的,但是作为一种人们的观念定势,其结果就必然是道德虚无主义。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为赢得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的斯巴达克斯起义也是可笑的?难道在任何时代,对自由的否定和践踏不都是可以理直气壮地加以道德上的批判?像自由、平等这类价值与人的终极生活意义相关,为有尊严的人类生活所不可或缺,它们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都应当是一种道德要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由、平等价值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压倒其他价值,而是说,在正常情况下,如果违背这类价值,我们就可以对之给予谴责。

  

  一个东西有价值与这个东西有理由要求或命令人们接受也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这里涉及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种价值(尤其是像自由、民主、人权这样的公共价值)的接受多半不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不是命令和服从的康德式的简单关系,而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习惯过程,它涉及到复杂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条件问题。因此,即使一个好东西也有一个适应和接受过程,而普世价值的接受并没有一个普世过程。但是,这涉及的仅仅是好东西的接受过程,而不涉及该东西是否好。好不好不是一个文化、社会和历史的问题。因此,价值的评价活动也不等于价值的实现活动,后者考虑的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必须对文化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条件作出考量,而前者却是一种纯粹的批判活动,它秉持道德理想主义,坚守好的东西、捍卫好的东西,因此它是一种超越社会和历史而直指良心的活动,这类活动应由一些超凡脱俗的公共知识分子来担当,他们是普世价值的代言人。一个社会是否有这样的人存在是衡量这个社会是否足够文明的标志。

  

  第二种情况涉及伯林提出的价值冲突这个当今人类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之一。自由是个好东西,但是好东西不只自由这一个,按照伯林的观点,各种不同的好东西能够同时存在,它们都是客观的、普遍的、公认的价值(因此不会落入价值相对主义),但是,它们(关键是)可能是对立的、冲突的。当价值之间发生冲突时,我们被迫要作出选择,两种价值之间不可公度、无法换算,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一种价值而牺牲另一种价值。因此,当自由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自由未必是被选择的价值,它可能是牺牲的对象。自由是个好东西,但是当面临更急迫的价值需要时,它完全可以被合情合理的压倒,如发生饥荒、战乱和自然灾害时,自由权利就应当为吃饱饭的权利或生存权让路,生存权毫无疑问可以凌驾于自由权之上。再有,一个充分自由的社会一定是一个财富或资源分布不平等的社会,因此在运用同等的自由权利时,人们之间的能力、手段等是非常不平等的。为纠正这一社会缺陷,自由不可能是完全放任的,为了平等价值,国家对自由的某种干预是不可避免的。此外,追求和维护某种共同体的善,如民族精神、国家整体目标、文化传统等等,都会成为限制个人自由的理由,尽管这些理由经常遭到自由主义的反驳。

  

  由此可见,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自由都不可能是压倒一切的价值,人们有许多需要满足的价值,各种价值之间必然会是一种竞争关系。但是,这并不等于自由的价值与其他东西的价值之间没有一个标准来裁定哪个更应优先满足。由于自由涉及人性的尊严,对它的限制和践踏为人们的情感、理性和意志所不能容忍,因此它成为所有价值中优先的价值。这并不是说其他价值的否定就可以容忍,而是说对自由的否定触及到我们人类道德的底线,因此更加不可容忍。一个漠视和容忍自由被践踏的国度一定是一个道德水准低下的国家。对自由的辩护归根到底只能是道德的,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理由来在各种竞争性的价值之间为自由辩护,哈耶克以人类的无知为自由辩护,伯林以各种价值竞争的条件来为自由辩护,但是这些理由都可以被诸如民族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文化多元主义者等驳倒。自由主义的成长史是以现代性道德(其核心是人道主义)为坚强背景的,没有这一背景,自由主义早已被取代。在各种价值的竞争中,自由这一价值实际上是很脆弱的,要是没有一种道德的保护,它不可能得以持存,并以一套凝结这一道德的宪政制度来保障。

  

  可能有人认为这里自相矛盾了:一方面承认自由应当为诸如生存权等急迫的价值让路,另一方面又认为自由优先。这确实是矛盾,但又不是矛盾,因为自由优先是相对于非急迫价值而言的。罗尔斯以自由权利的优先性来建构一种正义原则,并认为这一正义原则优先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原则。他指出,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能以牺牲任何人的自由为代价来获得,这是一种自由对最大化的善的绝对优先,在此没有任何条件可言。但是,他又认为,正义原则是有条件的,这就是秩序良好的社会,如果没有这一良序的前提,谈论自由就是一种奢侈。确实,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为人们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那么自由就没有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以求善为由限制人们的自由,这是道德所不允许的,但是如果人们面临着诸如生命、安全和生存等方面的的基本恶,则对自由的限制是可以容忍的。这仅仅是因为有更大的恶要避免,我们才容忍、原谅和允许了不自由的发生。

  

  但是尽管如此,限制自由仍然是道德上错误的,只不过这种错误被允许了。我们经常有意无意地忽视对自由的侵犯本身在道德上错误的性质,仅仅因为有更急迫的或根本不急迫的价值要追求而就把对自由的侵犯视为是正确的。于是,行为没有自身的道德价值,道德价值来自于行为的效果,这样,原则上我们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事情,只要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好的效果。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道德观。显而易见,某些行为在本质上就是不正当的、错误的,如践踏自由、侵犯人权等,它们在道德上并不是中性的,当这些行为不得不实行时,并不说明这种错误性消失了,而只说明这种错误性被原谅、被允许了。在某些环境下,自由可以合情合理地受到侵犯,但这仍然是错误的,而不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否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纵容和鼓励这种侵犯,同时会削弱在发生有理由的、必要的侵犯时本应该保持的不情愿、歉疚和只要有可能就加以纠正的态度。侵犯自由显而易见地是错误的,只不过这种错误有时被容忍了,这不等于侵犯自由就是正确的。这意味着只要有可能,就应当停止侵犯自由。

  

  因此,对自由的压制和侵犯并不可怕,因为有时我们为了其他价值(急迫的甚或哪怕是不急迫的)确实需要权宜之计,自由价值被压倒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可怕的是把对自由的压制和侵犯正常化、永久化、制度化,并且毫无良心上的歉疚和不安。这只能说明在我们这个国度里,道德和文明已经衰败到何种程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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