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研究还是读后感:关于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的几点看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6 次 更新时间:2019-02-12 21: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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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路  

  

   [摘要]学术研究应注重文献的掌握:一手文献是基础;二手文献是起点。在此之上,努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做到这两点,不一定能够提出新的见解;做不到这两点,创新就是一句空话。阅读文献应注意三个层次:一是读懂说的是什么;二是读懂为什么这样说;三是评价说得对不对。只有在前两个层次的基础上,才能作出正确的评价。本文以邓晓芒教授关于康德著作的解读为例,对以上问题作出详细说明,并指出,缺乏二手文献的论著,不是研究,而只是读后感;而缺乏严谨的态度,读不懂文本说的是什么和为什么,就不会获得正确的文本解读。

  

   [关键词]句读;是什么;为什么;对不对

  

   邓晓芒教授以“句读”为题出版了多种多卷本著作,句读对象为康德和黑格尔等的名篇,成书方式是在讲课录音的基础上,由学生整理,经本人修改。所谓句读,指的是“逐字逐句、连一个注释甚至一个标点、一个重音都不放过的解读”,邓教授自诩“这种做法在国内的西学界恐怕是前无古人的”[1](P1)。这里所说的“做法”,大概可以有两个意思:一指授课;一指出书。在我看来,以这种做法教授西方哲学的大有人在,而以这种做法出书,邓教授大概确实是第一人[1]。以什么方式讲课,大概无可非议,但以整理讲课录音的方式出书,我是不赞成的。简单地说,讲课毕竟可以随意一些,而出书必须严谨。虽然说统稿时可以作一些修改,但基本框架和内容已定,修改其实起不了多大作用,一如整容。更为重要的是,专著是一种学术成果的体现,包含着对学术及学术研究的认识和理解。这里,我想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以下简称《句读》)为例,谈一谈关于学术研究的看法。

  

一、一手文献与二手文献


   专著是研究成果的体现,是作者付出辛劳的东西。所谓研究成果,指的是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说出新的东西。新,即与已有的东西不同。这新的东西可能是整体性的,也可能只是局部的,可能是核心部分的,也可能只是边缘性的,但无论大小多寡,新乃是必要的。以研究康德为例,至少有三个层次:一是康德本人的著作;二是研究康德的论著,即通常所说的一手文献和二手文献;三是研究者的认识。研究康德若想出新,则必须做到:首先对康德著作有很好的把握,其次对二手文献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然后在这两点之上,努力出新。也就是说,有了对一、二手文献的把握和认识,不一定能够在研究中出新,没有则肯定无法提出新的认识。

  

   国内学术界历来重视对一手文献的把握,这是非常正确的。一手文献是研究的基础。假如对康德著作没有很好的研究和把握,研究康德就是一句空话。但是,许多人对二手文献的研究重视不够,这是不对的,因为二手文献是研究的起点。它们展现了有关康德的研究达到什么程度,取得了哪些成果。基于这些文献,才可以知道,关于康德著作人们有些什么样的认识,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哪些已经是常识性的,哪些仍然有分歧和争议,分歧和争议的原因是什么,对这些原因有没有形成共识,如此等等。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人们才能提出新的问题和看法,从而形成研究成果。没有关于二手文献的研究,谈论康德的著作,充其量只是读后感,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认识他人是否已经说过,自己认为正确的认识在他人看来是否有问题,自己津津乐道的问题在康德研究中是否已经是常识性的或者甚至根本就不是问题。换句话说,缺少二手文献的文字,无疑是劳作的产物,是心得,是文章、著作,但不是研究成果,至少不是好的研究成果。因为它缺乏新的认识,缺乏获得新的认识的保证。

  

   有人说,现在强调了解研究状况,不少学者关于二手文献知道得很多,但关于康德所说的反而不清楚了。这是对轻视一手文献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对康德著作若是了解得不够,又如何能够评判二手文献的相关论述是不是有道理呢?但是,假如这里会有轻视二手文献的意思,则肯定是错误的。

  

   《句读》所呈现给我们的,乃是一个读后感式的东西。其中几乎看不到任何二手文献研究成果,从头至尾几乎就是作者一个人在那里自说自话。作者说,自己当年读康德时希望有人一句句讲给自己,因此希望读者也这样想[2]。这显然不是一种研究者的态度。

  

二、严谨

  

   句读是一种解释方式,其前提是严谨。但是,《句读》本身却是极不严谨的。比如,引文中出现的康德用语是“因为”,解读中使用的表达是“反之”,给出的说明却是:康德“这样用也没有错”[1](P261)。这显然是将自己的理解(“反之”)置于康德的理解之上,而不是基于康德的文本(“因为”)来阐述康德的思想。又如,康德在谈及真理的逻辑标准时说它“是一切真理的必要条件,因而是消极的条件”,《句读》也要解读为“形式逻辑上的普遍标准只是真理的必要条件或消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和积极条件”[1](P263)。康德先是肯定逻辑标准是一个必要条件,然后补充说明它是一个消极条件,但按照《句读》,康德的肯定被弱化,而他的补充说明被强化,使得康德的论述变为只是对逻辑的负面说明[3]。类似的解读到处可见。为了能够比较典型地说明严谨对于解读的必要性,让我们完整地引用一段话:

  

   【《句读》1】康德说:对真理这个名词的解释是:真理是知识和它的对象的一致,这个解释在这里是给定了的前提;但是人们还要求知道,任何一种知识的普遍而可靠的标准是什么。“真理是知识和它的对象的一致”,这种对真理的解释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来的……(1)无论如何,在康德看来这种“一致”是一个“给定了的前提”。不过他认为,人们并不满足于对真理的这种定义,而且还要求知道“任何一种知识的普遍而可靠的标准是什么”。(2)这种标准应该是“普遍而可靠的”,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会动摇的,也就是不会受到经验性的情况变化而改变的。(3)注意这里的表述“任何一种知识”的标准,这意味着它们谈到真理的标准时可能会发生歧义,或者我们是在“真理”的上述意义下谈“真理的标准”;或者我们不涉及对象,而只是我们的一般知识的普遍而可靠的标准,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只是一个知识的逻辑标准,只是用来检验我们的任何知识相互之间是否相符合。(4)所以,当人们提出“任何一种知识的普遍而可靠的标准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这里面隐藏着某种陷阱,是不得不预先加以澄清的[1](P259—260)(序号系引者为讨论方便所加)。

  

   这段话中划线部分是康德引语。删节号处是《句读》关于亚里士多德以来相关论述的说明,它们大都与引语无关,因此从略。我们只看随后的四句解释。它们显然主要是解读“任何一种知识的普遍而可靠的标准是什么”这一句:完整的引用两次,省略的引用一次。很明显,这是一段包含两个层次的论述:一是康德的论述;二是关于康德论述的解释。

  

   从字面儿上看,康德的话有两个意思,先是关于真理的解释,后是关于一般知识的标准的询问。进一步思考则可以看出,这两个意思是不同的,甚至是不相关的。前一句说真理是知识与对象的一致,后一句询问知识的标准。二者共同的东西是知识。其区别在于:在前者,知识被用来说明真理;在后者,直接询问知识的标准。再进一步思考,还可以看出,这里似乎有从前者向后者的过渡:前者是一般的认识,后者是人们的进一步追问。由此也就可以看出,康德的话其实是有问题的:两个明显不大相关的意思,如何从前者过渡到后者呢?也就是说,从关于真理的名词解释如何可以过渡到关于知识的标准的追问呢?

  

   现在我们看《句读》的解释。(1)是重复,没有新意。(2)是语词解释,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有关经验这一句显然超出了康德的论述。无论如何,前两句问题不大,(3)则不是这样。它与关于“任何一种知识……的标准”的理解相关,《句读》给出了好几种解释。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解释都比较离谱。首先,“知识的……标准”这一表达与真理没有什么关系,如何会意味着谈论真理的标准时会有歧义呢?其次,既然与真理的解释没有关系,因此无论如何理解,它怎么会与在什么意义下谈论真理的标准相关呢?此外,知识的“逻辑标准”是从哪里来的呢?谈论这一标准为什么又是可能的呢?“或者”一词的使用当然可以保证这些解释只要有一种成立即可。但是,这同时也就表明,“任何一种知识……的标准”一句可以有多种理解,至少《句读》作出了多种理解。问题是,康德这句话的意思难道不是清楚的吗?难道它会有如上三种无法确定的意思吗?如果是这样,康德的论述岂不是有歧义了吗?不是说康德的著作没有歧义或不可以有歧义,问题是这一句是否有歧义?我认为没有。所以(3)是完全无法理解的。(3)有这么多问题,(4)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是从(1)至(3)得出来的。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问:康德只是要求知道知识的普遍标准,由此如何能看出这里隐藏着陷阱呢?这里的“陷阱”一说究竟是康德的意思,还是作者的意思呢?

  

   除这些问题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前面关于康德引文提出的问题,即第一句到第二句的过渡问题,《句读》并没有提出。也就是说,在《句读》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那么这究竟是不是一个问题呢?让我们参考一个现有的中译文(李秋零译本,以下简称“李译本”):

  

   真理是什么?对真理的名词解释,即真理是知识与其对象的一致,在这里是被赠与和预设的;但是人们要求知道,任何一种知识的真理性的普遍而且可靠的标准是什么[2](P87)。

  

   非常明显,康德的第二句话,李译本与《句读》是不同的。李译本说的是知识的真理性标准,而不是知识的标准。这样,关于这两句话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消失了。前一句说的是真理的含义,是预设的前提,与知识相关;后一句是进一步的要求,即询问知识的真理性标准是什么。尽管真理性与真理有区别,毕竟在字面儿上还是有联系的,因此从前者向后者的过渡还是可见的,因而是可以理解的。

  

   对照一下德文可以看出,后一句说的确实是“真理性的标准”(Kriterium der Wahrheit)[3](P102)。假如《句读》如其所说,一句一句对照原文(参见《句读》第1页),当不会出现此处的漏译。假如《句读》能够参照一下现有的其他译本(后者也属于二手文献),也会发现这里的问题。即便从一个有误的译文出发,如果仔细阅读理解,像我们那样对这两句话的关系提出疑问,也是不难做到的。但我们所看到的多是作者想象和联想的东西,也就是说,多是作者头脑中的东西,而不是康德文本中的东西。这样的句读,与严谨无关,距研究尚远,是根本无法令人满意的。

  

对照德文可以看出,与李译本中相应的“真理”和“真理性”,在德文中是同一个词“Wahrheit”。由此可以看出,康德的两句话非常清楚:前一句是关于Wahrheit语词解释的说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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