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延平 何晓斌:算法社会言论自由保护中的国家角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 次 更新时间:2019-12-01 17:36:00

进入专题: 算法社会   言论自由   国家角色  

齐延平   何晓斌  

   作者简介

   齐延平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智能科技风险法律防控工信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何晓斌  中国政法大学、德国汉堡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目 次

   一、算法社会言论领域公共风险加剧

   二、算法社会言论自由保护的模式选择

   三、算法社会言论自由领域的过程性规制

  

   摘  要

   算法社会的言论同温层不断强化言论社群的割据与封闭性,伴随算法的精密化形成规模相对更为小众的“言论飞地”,造成了言论场割据的加剧和信息多样性的丧失,从而致使公共风险加剧,公共决策更难实现。言论自由需要的开放性在网络世界并不比物理世界更为可期。面对算法带来的公共风险和以平台为代表的社会权力对言论的威胁,国家权力在言论自由领域应变传统的“消极”角色为“积极”角色,积极履行规制职责。国家的实体规制是对公共风险的点状修补,而过程性规制改变了“行为主义”规制下的个案审查,将规制范围覆盖所有接触相关信息的言论社群,通过打破言论社群的封闭状态,鼓励言论社群内部以及不同言论社群之间的沟通交流,避免社群的极端化倾向。过程性规制主要是确保算法价值观的平等和网络空间的开放,过程性规制一方面可降低国家干预的宪法风险,另一方面也能更为有效地破解言论领域的公共风险。

   关键词:算法社会 信息割据 言论自由 公共风险 过程性规制

  

   一、算法社会言论领域公共风险加剧

  

   算法社会的到来,给言论自由领域的传统命题带来一系列变化,言论表达更加依赖作为基础设计的网络,代码及其衍生品为新的言论类型,言论传播受算法技术架构影响。这些变化并不都是积极的,算法与数据处理技术颠覆了传统言论自由的权利保护结构,引发一系列公共风险。言论自由包含信息获取自由和言论表达自由两项核心要素,前者用于形成内心确信,后者则用于意见展示,二者构成言论自由的两个基本维度。我们从这两个维度出发分析算法对言论的影响。

   在信息获取上,算法的分类、聚类、回归、关联方便了人们的信息获取,但言论主体对算法的过度依赖,比如定制新闻,势必造成信息的垄断与割据,信息源的人为筛选与格局将导致作为言论自由前提的信息多样性的丧失。“通过网络内嵌算法建立的同温层(filter bubble)阻挡了社会中重要但复杂或者令人心生不快的信息。”由于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心理机制的影响——当人们遇到证实自己观点的信息时会产生积极的感受,异见则会带来消极压力,在“同温层”相对稳定的空间结构中,人们倾向于接受强化其原始观点的信息和讨论,并塑造与自己价值观相近的信息池。平台基于自身利益(经济的或非经济的)考虑,也乐于或急于满足用户的此类需求以增强用户黏性,借助数据共享形成的数据画像以及算法对信息的编排和过滤,不断强化着“以用户为中心的信息分割的形成”,就成为其核心价值观和基本作业目标。

   伴随信息割据而来的,是言论社群渐加剧的封闭倾向。算法为具有相同或相似习惯、爱好与利益的社会群体聚集提供了便利条件,塑造起千姿百态但又相对封闭的言论社群。有研究团队分析英国大选期间推特上的115万条相关消息,发现信息传播呈现“明显的党派划分,用户更倾向于转发与自己党派有关的积极信息”。一项对2009年德国联邦选举中推特言论影响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除了依附种族、宗教、政党等形成的大规模言论社群,随着算法的精密化和细分化,社会群体的聚集与划分也越来越精细,进而形成规模相对较小的“言论飞地”。言论社群当然有其积极作用,可以增强社群成员的内心确信并扩大群体声音,但基于算法技术形成的言论社群也必然有其固有缺陷、问题和风险。一方面,社群内部的言论表达成为本社群成员的重要信息来源,进而与信息获取中的个人信息过滤相呼应。“普遍性的从众,导致公众丧失了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多元信息机制的缺失非但损害了社群言论的丰富性,也将进一步在整体上削弱言论的说服力。另一方面,言论社群内的群情激荡给社群成员造成掌握真理的假象,他们拒绝妥协且难以与其他社群沟通。研究证明,言论社群促使态度温和的个体在遇到相反言论时表现得更为极端,且群体容易出现极化倾向。言论自由需要的言论场开放性在网络世界中并不比物理世界更为可期。

   数据化信息关联也为稀释、污染信息源和干扰、破坏信息获取大开方便之门。部分社会成员利用算法的信息关联性稀释核心信息,比如代入相同的关键词或标签注入大量无关紧要的内容,造成所获信息质量的下降和获取高质量信息成本的增加。2011年叙利亚内战发生后,记者、政治家和公众纷纷使用“#Syria”标签对该事件进行追踪。但不久社交平台上出现大量程序机器人(bot),它们伪装成社交平台用户,并利用“#Syria”标签推送大量与叙利亚有关却与其内战毫无关联的内容,比如叙利亚电视剧、叙利亚诗歌、叙利亚足球俱乐部,企图淹没与叙利亚内战直接相关的信息;同时,它们跟随关注叙利亚事件的用户,并在讨论中插入无关信息,扰乱他们对内战的严肃讨论。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除了有剑桥分析公司通过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获取用户的行为偏好,并据此制定宣传策略以外,在社交媒体上还出现了众多程序机器人,通过预编程脚本自动发布的机器人账户发布支持特朗普的言论。它们在社交网络上冒充拉丁裔选民,发送大量重复信息离间该投票社区,并在选举后从社交平台消失。如果说上文信息“同温层”揭示的是网络言论场的自然状态,那么此处两个典型案例反映的则是对网络言论场的有目的、有计划的干扰与控制。

   从言论表达的效果来看,算法将言论效果的决定因素由传统的资源占有变为受众注意力。传统媒介下的言论表达以言说者为核心,言说者在知识储备、资源占有等方面的优势决定了言论的影响力,因此形成言论表达的卖方市场;但算法社会言论的功能发挥则更多取决于言论的受众,言论的影响取决于多少人会关注该言论,并由此形成了言论的买方市场。简言之,数字时代的言论不再关注带宽的稀缺性,“而是观众的稀缺性,特别是观众注意力的稀缺”。算法按照言论的点击量、阅读量、转发量等数据指标对言论进行推送和排名,进一步造成言论表达上的管道垄断和“赢者通吃”局面。

   算法的上述影响,意味着通过言论维系社会共同体以及通过网络实现言论自由的愿望并不能由网络自动实现,自由且有效的沟通变得更为困难了:人们仍然可以表达,但没有听众;或者有听众,但无法得到对方理解;又或者理解了,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这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风险,并威胁到公共价值的形塑和公共决策的制定。

   首先,基于算法的信息垄断与社群割据效应致使人们丧失共同生活经验,导致公共价值形塑的困难和公共决策的难以实现。网络发展初期的“网络社区”曾带给人们互联互通的美好想象,但算法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干预并没有进一步增进理解和沟通,“网络上的单链条式互动导致网络社群的碎片化”。尽管个体化的数字生活正成为常态,但人们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没有消失,通过协商进行公共决策的社会治理模式并没有改变。如果我们不能采取措施补足人们在共同生活经验上的缺失,“作为公共决策机制的基础结构”的言论自由将会失效,激化包括公共资源分配在内的社会纠纷,原本通过协商得以缓解或解决的社会矛盾不仅不会消解,反而会进一步加剧。

   其次,信息割据容易造成群体极端化,冲击社会稳定结构。当群体中的个体均具有同一倾向,尽管程度存在差异,飞地协商的结果往往超出群体中所有个体的原先判断,并走向极端。言论社群在各自主张上的极端化,加剧社会分裂的同时也“进一步滋生极端主义,甚至仇恨和暴力”。伊斯兰国的网络宣传和招募正是通过封闭言论空间的极端化倾向提高自己的号召力:一方面,通过网络社交媒体上的标签功能提供信息、聚焦关注,形成自己的网络扩音器;另一方面,通过网络聊天室、应用程序等制造相对封闭的言论社群。通过定义、关联、模仿、差异强化等一系列过程,个体抛弃原有观念并开始理解极端主义,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甚至对该社群产生归属感。

   信息垄断与割据导致多元信息纠偏功能不复存在和不同言论社群协商功能丧失,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国家传统治理手段作用发挥和治理效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平台能够补充由此产生的权力空白,平台自身属性决定了其不可能承担言论自由保护的法理责任。言论的上述公共风险源自算法分类、聚类、推送、排名等算法技术,而这些技术服务恰恰是平台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强化算法技术架构更符合平台的各类利益诉求。算法社会言论自由公共风险产生所依赖的数据处理和算法不仅具有可规制性,而且也必须要规制。当前国家在算法面前的应对不足只是一种滞后,而绝非无能为力,当然更不应因此而退居幕后,而应该重构其角色定位。

  

   二、算法社会言论自由保护的模式选择

  

   面对算法社会言论技术条件的变化,有学者认为可以实现言论自由保护从国家权力模式到社会权力模式转型。一方面,他们认为平台在言论自由保护中的角色日益重要,社会权力模式将是算法社会中言论自由保护的主要模式。另一方面,算法社会“自然淘汰了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削弱了国家集权的控制能力”。而通过上文梳理的网络言论场的公共风险,我们认为应对之策并非国家的退场,恰恰相反,需要国家在言论领域由传统消极角色转向积极角色。

   (一)网络言论中的国家权力在场

   传统上国家权力对言论领域事务的管理主要借助于对信息传播有限资源的配置来进行。以电波频率为例,由于无线电频率资源的稀缺,国家对电波的管理和规制往往被认为符合公共利益,并不侵犯言论自由。我国台湾地区大法官解释认为,“电信法”实施事前许可制固然限制人民使用无线电波频率的通讯传播自由,但无线电波频率属于全体国民的公共资源,为避免无线电波频率使用互相干扰、确保频率和使用效率,以维护使用电波秩序及公共资源,增进重要公共利益,政府必须妥慎管理,并不违反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有学者认为,传统媒介资源的有限性使国家有充分理由(比如资源分配和管理)介入言论管控,但算法社会言论的数据化挤压了国家干预的空间,或者说言论传播资源有限性的局限的解决,已使得国家干预没有必要了。

   言论的数据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家通过资源分配干预言论的可能性,但超物理状态的网络结构无法割裂算法运行与物质实体之间的联系,更无法脱离其所处的社会场景。数据化网络也是一种资源,并且也是有限的,国家虽不一定是资源的所有者,但却是网络这一“公共品”秩序维护的义务主体,仍然是网络资源最重要的分配者和管理者。即使推崇“代码即法律”的莱斯格教授也不得不承认,代码组织运行的网络空间同样存在国家权力的影子,政府可以通过直接管理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商(ICPs)和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ISPs)的方式达到间接管理网络的目的。同时,算法社会的言论风险需要国家的干预。由于数据化言论场的去界化开放性、规模化交互性,言论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强度绝非个体或平台所能控制,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与监督是更为必要的。

国家既可以通过设立信息服务资质标准或服务许可等方式将平台纳入监管体系,也可以禁止网络服务提供商为某些言论的传播提供服务,实现直接规制言论的目的。各国对互联网领域言论的规制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算法社会   言论自由   国家角色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9251.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