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延平:论英国自由宪政文明的进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4 次 更新时间:2013-03-11 15:52:27

进入专题: 自由传统   宪政主义  

齐延平  

  

  摘要: 以自由涵养政治、以法治佑护自由是英国宪政贡献给人类最宝贵的财富。这一传统的形成固然与英吉利独特的地理环境、民族气质、文化传统、生活与宗教方式以及社会管理模式密切相关,也与法律职业群体尤其是宪政主义者充满勇气与智慧的创造密切相关。

  关键词: 英国史;自由传统;宪政主义

  

  在跌宕起伏、潮起潮落的人类文明舞台上,若论历史之久远、根系之深邃、命脉之绵长,英吉利文明是无法与华夏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埃及文明相提并论的。当这些文明体早已光芒四射、声威远播的时候,英吉利文明乃至整个日耳曼文明尚在荒蛮幽深的丛林深处刚刚开始起步。但是,当血管中流淌着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鲜血、双眼中闪耀着北欧海盗特有的勇武与蛮性的日耳曼人冲出丛林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世界历史掀开新的一页的时刻已经来临。取代不可一世的罗马文化登上西欧文明舞台的日耳曼文化为欧洲大陆带来了一股自由而清新的气息,这股气息改变了欧洲文明的进程和方向。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五百余年后,欧洲大陆西北角的诺曼人征服了隔英吉利海峡相望的不列颠岛,由此开启了英吉利作为独立统一的文明体进步发展的历史。仅仅数百年以后,英吉利民族就带着自己的雄心和梦想从不列颠出发走遍了整个世界,并占据了世界文明的中心舞台。当其他文明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或日趋衰微或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英吉利文明却横空出世,将自己的儿女连同自己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法律制度乃至语言与信仰输送到了世界的角角落落,从而几乎独享了近代以来人类全部的财富、尊严和荣耀。

  17世纪之前的英国仅是西欧封建国家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思想文化乃至语言与社会潮流等方面,英国都是跟在西欧大陆的后面亦步亦趋的,英国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足以成为世界领导者的资本。但是,从17世纪大门开启的那一刻起,英吉利民族就爆发出了冲出不列颠、冲出西欧、走向世界的不可遏止的力量与能量。在人类历史上的诸种文明对世界的影响都没有达到英吉利文明所达到的程度。英吉利文明是真正影响了世界的文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英吉利民族创造了世界性的文明。因为,就“世界”这一知识本身而言,就是由英吉利民族开拓、创造的。在葡萄牙、西班牙、英吉利的商船与舰队驶离大西洋水域之前的人类知识说到底都不过是地方性的知识,在殖民舰队抵达各大洲之前的文明说到底都不过是文明的散片。是西欧诸民族主要是英吉利民族面对风浪勇往直前,用寸寸航线将这些文明的散片联结了起来,勾织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世界图画,人类从此才有了完整的世界的概念和意识。在今天,这个民族的后裔美利坚民族又在凭借交互电信技术勾勒了一个新的世界文明图景。所以我们可以断言,近代以来的人类文明是以英吉利文明为中心展开的;不列颠岛是这一文明的中心波源地,由此发出的文明之波改变了并仍在改变着整个世界。

  在群星闪烁、浩瀚深邃的人类文明星空上,有的星体发出刹那间的耀光之后便立刻归于沉寂,永久性地消失在宇宙的深处;而有的星体却能够在纵横交叉的宇宙引力场中找到适合自己质量的轨道与运动速度,得以较长时间地维持着自身的平衡,向四周辐射着自己的璀璨。自17世纪开始一直到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英国的世纪。在此期间,大英帝国独步世界、纵横驰骋,可谓所向无敌。人类历史刚刚进入20世纪,大英帝国就流露出了衰败的端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取代其地位成为了新的世界领导者,从此英国永久性地丧失了领导世界的地位。英国文明的兴衰史充分说明,一个民族的成败显然不在一时物质之繁荣、军事之强大、地位之显赫,而在精神之健全、文化之恒久、制度之先进。在今天,英国在世界文明舞台上的影响虽然已经是黄昏落日,但是早已超越了国界的英吉利文明却还没有退却的任何强有力的证据,虽然有了些许迹象和征兆。当大英帝国达到其鼎盛时,她通过其文明精神的输出成功躲过了其他文明注定要被历史湮灭的厄运,英吉利文明通过在其他文明体中的再生而获得了永恒。帝国衰落了,但是英吉利文明的精神却犹如一只浴火凤凰在黄昏时刻腾空而起,划过渐暗的长空,飞向宇宙的深处,成为永恒。

  

  一、英吉利文明的发祥

  

  英吉利文明的发祥地是大西洋中的不列颠岛。最早从欧洲大陆来不列颠岛居住的是伊比利雅人(Iberians)、克尔特人(Celtics)。[1]公元1世纪前后罗马帝国的铁蹄踏上了不列颠岛,古罗马文明在这片土地上驻扎了下来。从公元5世纪中叶起,日耳曼部落的盎格鲁人、萨克逊人和裘特人乘西罗马帝国衰败之机,从欧洲大陆北部入侵不列颠,填补了罗马人撤退后留下的空白,并逐渐掌握了对不列颠的统治权。至公元9世纪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盎格鲁萨克逊王国,此即英格兰王国。[2]在此后不久,盎格鲁萨克逊的统治权还曾一度被丹麦人所劫掠。公元11世纪初,大不列颠又恢复了盎格鲁萨克逊的统治。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不列颠,英吉利民族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西欧政治舞台。“1066年诺曼征服后的英格兰历史是一部努力摆脱作为欧洲大陆无关紧要的一个岛屿而成为一个向全世界输送它的人民、语言和法律的伟大国家的历史。”[3]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卷上,色彩纷呈的是每一个民族各异的性情。就每一个民族历史的形成而言,其民族的族性显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它就变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在“蝴蝶效应”中,蝴蝶翅膀的扇动力是极其弱小的,但它却转化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决定性因素。作为人类的成员,各个民族本无质的差别与分野。差别在于细微处,所谓“细微处见精神”。正是那些不易被人们所觉察的细微差异导致了各个民族发展的不同路径和方向。德意志人善思辨,法国人爱浪漫,中国人喜中庸,于是有了德国人的理性严谨,法国人的多情浪漫和中国人的随遇而安。不同的民族性情,演绎出了不同的民族历史;不同的民族历史又锻造着不同的民族性情。日耳曼人的祖先是居住在斯勘的纳维亚半岛的一个部落,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从日耳曼人的后裔中看出斯勘的纳维亚人特有的自由天性的影子。英吉利民族又是文明杂交优势的产物。恩格斯认为该民族是由日耳曼语族的民族和罗曼语族的民族构成的,对其民族的特征,恩格斯做过经典阐述:“日耳曼成分和罗曼成分并列地发展,最后形成一种具有不可调和的两个片面性的民族。日耳曼唯心主义保留有那样多自由活动的余地,它甚至能够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即转变为抽象的外在性;妻子儿女仍然可以被合法地出卖以及英国人的整个商业精神,肯定应该归之于日耳曼成分。同样,罗曼唯物主义也转变为抽象的唯心主义,转变为内在性和宗教笃诚;由此就产生了日耳曼新教内部持续存在着罗曼天主教这种现象,产生了国教会、世俗君主的教皇权势以及使宗教拘泥于仪式这种彻头彻尾的天主教作风。英吉利民族的特征是存在着未解决的矛盾,是截然相反的东西的合一。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信宗教的民族,同时又是最不信宗教的民族;他们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关心彼岸世界,可是与此同时,他们生活起来却好像此岸世界就是他们的一切;他们向往天国丝毫不妨碍他们同样坚信这个‘赚不到钱的地狱’。因此,英国人怀着持久的内心不安——一种无法解决矛盾的感觉,这种不安促使他们走出自我而行动起来。矛盾的感觉是毅力的源泉,但只是外化了的毅力的源泉,这种矛盾的感觉曾经是英国人殖民、航海、工业建设和一切大规模实践活动的源泉。”[4]

  恩格斯对英吉利民族特征构成的解析应该说是十分独到的。日耳曼成分为一极,罗曼成分为一极,两极分别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化合而成了该民族的独有个性:既是最笃信宗教的,又是最不信宗教的;既是最保守的,又是最开放的;既关心着彼岸世界,又时时不忘此岸世界。但是,如果说英吉利民族存在着未解决的矛盾,是笔者所不能同意的。在英吉利民族性格中的两极乃天合之作,本不存在解决不解决的问题。如果不存在这两极间的矛盾,或者这两极间的矛盾被解决掉了,英吉利民族也就不存在了。正是因为有了这对立的两极间形成的巨大张力,才弹射出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为瑰丽的文明智慧之光。如果说英吉利民族长期存在着巨大的内心不安,那也仅仅意味着该民族拥有最先发现这种不安的智慧和力图去解决这一矛盾的勇气。其他民族内心安宁的获得往往是因为心智的未开或早衰使然。

  英吉利民族的两极对立本质最终会展露于其性情与生活的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实用主义与经验,另一方面是形式主义与宗教。这一特点在当今英国的政治中有最典型的表现。我们知道英国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实用主义,所以在议会大厦,在野党与执政党坐席相向而设,很便于双方的辩论。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平民院有600多议员,但议席一直保持364个的传统。是故,若议员全部参会那有人就得坐到旁听席上去。另外,我们知道女王在英国政治中基本是摆设性的,但没有女王便不能开会,女王在议会的表现就是去宣布开会、散会,并把象征其王室权力的权杖放在议员们面前,然后自己去游山玩水就行了。议员们讨论什么女王根本不管,事实上她也无权过问。有人形象地说:如果议会通过处决女王的议案,她也必须签署以示王室对议会至上原则的认可。但即使这样,《上帝佑护女王》的国歌声一起,英国人还是会热血澎湃。实用哲学与戏剧化的场景就这样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在对生活的态度上,英吉利民族也表现出了其独有的特征。一方面他们对财富有着不可遏止的欲望,就是这种欲望的涌动引导了他们四处殖民扩张;但另一方面,英吉利人又是世界上生活最为节俭的民族之一,不善铺张、不喜奢华。但进入教堂,他们性格的另一极端就会表现出来,那就是追求教堂建筑气势的恢弘、教士服饰的考究、宗教程序的繁琐。英吉利民族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矛盾和戏剧性的民族。他们会对一日三餐敷衍了事,然而却能一本正经地去铺张形式。英国人对就餐礼仪的关注程度要远远高过对所吃到的东西的关注程度。他们会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形式上,通过形式的排演,努力缔造一种恐怕他们自己也不信的人造“实在”亦或“一本正经”;另一方面,他们又会把在我们看来本应一本正经的事情戏剧化,最典型的恐怕要算在议会议员通过大呼小叫表示同意或反对的情形了。也许正是这种特殊的民族性情孕育了英吉利文明。大不列颠岛的丰美沃土,大西洋温润而又不算暴虐的海风,或许应再加上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血统和基督教精神的锤炼锻打,共同促成了英吉利文明的发萌孕育、演化成长和走向辉煌。回首数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史,我们会发现,任何一种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其他文明都往往是在血与火中诞生,在血与火中绵延,而最终又在血与火中走向凋零的。在不列颠岛,无论古代还是近代,也曾硝烟弥漫、战火连绵,但战争从未对这里的文明造成过致命的伤害。英吉利人独享和平与自由的历史命运是与其得天独厚的岛屿环境密不可分的。不列颠岛隔英吉利海峡、多弗尔海峡及北海与欧洲大陆相望,这道并不算太宽的海域在传统征战模式中构成了强有力的抵御外来入侵的天然屏障,其社会的发展与秩序的演进受外力的干扰就比较小。自诺曼征服后真正统一的英格兰正式立国以后,就一直保持着较为和平的文明发展轨迹;这道海域既具有天然的防御功能,但又不是太宽以至于成为与外界文明交流的障碍。所以它阻挡了战火但并没有阻挡基督教精神的传入,也没有阻却文艺复兴运动的波及。阿克顿勋爵讲到:“当苏格兰的詹姆斯国王成为英格兰的詹姆斯国王时,这个国家所得到的好处是成为一个由海洋护绕的岛国。不再有敌对和好战的邻国,也没有强制的战备和集权,正是这些东西造成了外国政府的专制主义。”[5]与英格兰相比,欧洲大陆和遥远的东方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在欧洲大陆,种族交错、民族混居、教派林立、战火不断,文明与文明在不断的厮杀中往往会两败俱伤。在遥远的东方,情形又有所不同。自秦统一六国始,就形成了中华帝国中央高度集权、皇帝一统天下的政治局面。在此之后,虽有朝代更替,也有外族、外敌入侵,但基本上没有对中华帝国自我封闭发展模式产生多大影响,文明在惟我独尊的陶醉中、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延续着。英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再加上诺曼征服后形成的封土制与封君封臣制和长期跨海而治的统治局面的影响,以及基督教会组织对世俗王权与政治权力的牵制,或许还应加上盎格鲁萨克逊人以及诺曼人从原始状态到中世纪文明间的大幅度跨越,终于促成了具备新型的分子排列顺序的文明晶体。各种不同的因素自由地碰撞磨合,各种不同的规则冲突竞争、交互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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