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亦鲁:社交平台公共性及其规制——美国经验及其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 次 更新时间:2022-08-12 13:42:36

进入专题: 网络规制   平台公共性   言论自由   断平台  

左亦鲁  

   摘要:  脸书和推特等平台封禁特朗普事件标志着如何认识和规制平台正进入全新阶段。在此之前,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3年是平台规制第一阶段,标志是以CDA第230款为代表的放任减负式规制;2003年至2020年是第二阶段,标志是以网络中立为代表的中立平等式规制。社交平台对公共讨论的巨大影响以及近年网络虚假信息、仇恨言论等内容的泛滥,使得放任和中立式规制难以胜任,传统公共论坛和私人论坛原则也很难适用。目前看来,解决这一困境的治标之策是以脸书监督委员会为代表的平台自我创新和自我规制,而治本之道则需要经典言论自由的转型升级,包括允许“基于内容”规制、重建分级分类体系和走向基于比例原则和盖然性的规制等。

   关键词:  网络规制 平台公共性 言论自由 断平台

  

   一、问题背景:封禁特朗普与断平台(de-platform)

  

   伴随着新技术和互联网发展,以及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和马斯克收购推特等事件,平台如何规制内容以及如何规制平台所拥有的权力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难点和热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20年底至2021年初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平台对特朗普的封禁。[i]马克斯·韦伯将权力定义为:“在社会关系中,不管基于何种基础,不顾反对贯彻自己意志的机会。”[ii]封禁特朗普事件之所以值得关注,因为这是平台第一次赤裸裸地展示权力,而这一权力之大几乎超出所有人预料。近年来,政府、媒体和学界对平台权力早有讨论,但之前处于平台对立面的多是普通公民或其他相对弱小的主体。在封禁特朗普事件中,面对平台的却是现任美国总统。当人们发现连美国总统面对平台都如此无力时,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平台权力的可畏。

  

   “断平台”(de-platform)一词也随之走红。[iii]断平台是指:“阻止持有某种不被接受或冒犯性观点的人加入某一论坛或辩论,尤其是通过屏蔽特定网站的方式。”[iv]简言之,就是彻底切断某个用户或账号与平台的联系。将“de-platform”翻译为“断平台”是要传递两层含义:第一,“断平台”的“断”与断水、断电和断网一样,意味着完全切断;第二,社交平台已经跟水、电和网络连接一样,成为了生活必需品。正如现代人无法已经想象断水断电的生活,对想要参加公共讨论的人来说,被“断平台”就相当于被踢出了公共生活。近日,马斯克收购推特以及美国最高法院关于是否可以禁止社交平台删除言论[v]的讨论,则是这一争议的最新发展。

  

   在封禁特朗普前,社交平台近年一直因在规制仇恨言论(hate speech)和假新闻(fake news)等问题上的“不作为”而倍受攻击。平台本以为封禁特朗普是顺应民意,但舆论却并不买账。[vi]最突出的是来自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批评。默克尔认为平台封禁特朗普账号的做法侵犯了“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 to free speech),[vii]美国应像德国一样尽快通过相关立法,而不是任由推特和脸书制定规则。[viii]马克龙则表示,网络巨头“封杀了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可能发声的所有平台”,“我不希望生活在一个由私人主体和私人社交平台做出关键决策的民主下。我希望这些决策是由民主代表投票通过的法律决定。”[ix]简单来说,两人均认为平台包括“断平台”在内的权力必须受到约束。

  

   在解释对特朗普无限期封号的理由时,扎克伯格强调美国总统权力交接前的十三天是“非常时期”,因此必须采取“非常之法”。[x]扎克伯格此处的逻辑十分接近霍姆斯在1919年申克案中的经典论述——“当国家处于战时,很多和平时期可以说的话因其可能妨碍将士作战,任何法庭都不会认为其受任何宪法权利的保护”。[xi]在脸书看来,新总统就职前的十三天是一种“准战争状态”。特朗普的一些言论平时可以允许发表,但现在却不能;而像无限期封号和断平台这种极端措施在平时不能用,现在却可以用。脸书的做法相当于直接宣布国家进入了例外状态,根据施米特“主权就是决定例外状态”的论断,[xii]脸书等平台相当于行使了传统上主权者才有的权力。更进一步,平台通过例外状态制裁的对象——美国现任总统——才是传统国家主权的代表。宣布例外状态并制裁传统的主权者,这也是平台这次权力展示最惊人的部分之一。[xiii]今天不管是使用公共性、私权力(private power)、私治理(private governance)或其他概念,[xiv]各方其实都意识到平台早已颠覆传统“政府vs.个人”的二元模式,进入“政府—平台—个人”的三角模式。[xv]在传统公权力之外,平台已构成权力新的一极。

  

   本文选择从封禁特朗普事件切入,因为它标志着人们如何认识和规制平台可能由此进入新的阶段。如果说平台之前因不作为而饱受批评,但当它终于采取行动,却又因“断平台”而遭受更激烈的攻击。从维护公共对话和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平台究竟该不该管理内容?如果管的话,应该怎么管?平台对内容的管理又如何与言论自由相平衡?

  

   在诸多类型的平台中,因其对公共对话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本文聚焦兼具社交娱乐和信息咨询两类功能的社交平台。[xvi]之所以选择重点关注美国,原因有二:一、如前所述,封禁特朗普可能是迄今为止平台权力最彻底的展示,这种“极限挑战”会让相关理论在实践中得到充分测试,一些平日不易被发现的盲点甚至裂纹可能由此显现。二、平台如何规制内容以及如何规制平台的权力是各国都面临的挑战。美国作为在网络规制和内容管理上理论和实践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其正与反、得与失两方面的经验或许对探索平台规制的中国道路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历史脉络:平台规制的三个阶段

  

   如前所述,封禁特朗普之所以引发巨大争议,一个重要原因是平台如何规制和如何规制平台正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如果把如何认识和规制平台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兴起到2003年,第二阶段是2003年至2020年,而封禁特朗普事件可能代表着第三阶段的开启。

  

   (一)第一阶段:放任与减负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互联网开始进入人们生活。1994年4月,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成为国际互联网第77个成员。[xvii]1995年,当时的邮电部开始向社会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xviii]在20世纪末,弥漫着对互联网的乌托邦式想象。自由、开放、创新、无国界……,人们把各种美好的词语赋予互联网。约翰·巴洛(John Barlow)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最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情结:“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人人都可以进入这个世界,而不必考虑由种族、经济权力、武力、出生地而来的特权或偏见。”[xix]

  

   这种乌托邦式想象深刻影响了人类最早规制互联网的尝试。这一阶段网络规制的代表就是美国《1996年通讯风化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of 1996,简称“CDA”)。在早期网络乌托邦主义者看来,任何规制互联网的尝试都是对网络空间的干涉。互联网就应该是“法外之地”,不应该存在任何“旧世界”的干预。巴洛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就是针对CDA出台所写。但现实地看,互联网的确也带来大量问题,规制因此变得必然。第一代互联网立法者就夹在这种矛盾之中:他们一方面被乌托邦主义者视为网络世界的入侵者,但另一方面也深受乌托邦主义的影响。以CDA为代表的的第一阶段互联网立法就是这种影响的最好体现。

  

   “放任”和“减负”因此成为第一阶段规制的关键词。所谓“放任”是指,面对互联网这一新生事物,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什么都不管。“减负”则是作为一种次优选项出现——当不得不进行某些规制时,要尽可能把干预降到最低。CDA就是减负式规制的代表。这是美国国会第一次规制互联网的尝试,目的是应对网上日益泛滥的淫秽和低俗内容。但CDA刚一出台,就因侵犯言论自由被告上法庭。在1997年的雷诺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案[xx]中,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CDA中的部分条款。但CDA作为一个整体,特别是CDA第230款得以保留至今。CDA第230款规定:“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或用户,不应被视为其他信息内容提供者所提供信息的发布者(publisher)或发言者(speaker)。”[xxi]简言之,就是平台无需为用户发布在平台上的内容承担责任。这一规定背后的逻辑是:如果平台需要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平台大概率会在用户表达前后对内容进行严格审查。在这种制度激励下,安全和免责——而不是发展和创新——将成为平台考虑的首要因素。这种自我审查和寒蝉效应对互联网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因此,立法者选择通过这种减负和免责式规定来为平台和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送上定心丸。CDA第230款因此也被电子前线基金会(EFF)称为“保护互联网上言论自由和创新的最有价值的工具之一”[xxii]。如果没有像CDA第230款这样的立法保驾护航,以用户创造和上传内容为核心的web2.0时代很可能不会出现。

  

   放任与减负同样出现在内容规制之外的领域。如果说CDA代表着内容规制的第一代立法,1998年的《数字千禧年版权法案》(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简称“DMCA”)则是互联网时代规制知识产权的初次尝试。DMCA的“安全港规则”(safe harbor rule)与CDA第230款一样,都体现了对平台的减负和豁免。安全港规则又称“通知—删除责任”(Notice and-Takedown),即只要平台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后及时删除掉平台上的侵权内容,就可以免于承担相应的责任。[xxiii]与CDA第230款殊途同归,安全港规则同样旨在把平台责任降到最低。把两部立法放在一起,网络规制第一阶段的特征——放任与减负——跃然纸上。

  

   (二)第二阶段:中立与平等

  

   2003至2020年是平台规制的第二阶段,标志事件是2003年“网络中立”(network neutrality)的提出。[xxiv]伴随着互联网平台的飞速成长和扩张,其权力和黑暗面也逐渐显现。当玫瑰色的想象消退,人们开始思考应如何规制平台所拥有的新型权力。美国无疑是第一阶段网络规制的中心和先锋,但从第二阶段开始,互联网和网络规制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都日趋成熟和多元。选择网络中立只是因其非常典型地代表着第二阶段规制的特点。在美国之外,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和我国的《电子商务法》中,均包含了类似网络中立的要求。

  

网络中立是指基础设施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平等对待一切内容和应用,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平台中立的要求。[xxv]网络中立之所以被提出,正是因为人们看到了包括平台在内的巨头如果不中立地运用自己的权力,将会产生怎样的危害。比如平台A更支持甲党的政治主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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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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