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显明 齐延平:转型期中国法理学的多维面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2 次 更新时间:2015-01-28 14: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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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显明 (进入专栏)   齐延平  

   摘要:中国法理学要完善其中国性、问题性、实践性的品质,在研究思路上要坚持全球视野、中国意识和人本关怀的三维面向;在研究主题上要坚持主流集中与多元分支的原则;在研究队伍上要坚持专门化与多样化的并存;在研究方法上要坚持规范分析与微观论证的相互支撑。

关键词:法理学|社会转型|学科发展

   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社会转型是当下中国面临的最为艰巨的现代性课题。作为为社会发展提供理性解读和智识支撑的社会科学,面对转型万象必然不能失语,法学特别是法理学恒久关注的是自由、权利、公平、正义等关键词。2007年的中国法理学研究更加深入自觉地回应了社会转型的趋势,学术话题、学科品位、研究空间、研究方法进深发展。本文试图在客观呈现2007年国内法理学研究的新发展基础上,找寻法理学研究面临的问题与可能出路。

一、法理学研究概况

   与前几年相比,2007年的学术著作出版的数量保持平稳态势,比较有份量的著作有50余部。国内学者出版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一种历史实践--近现代中西法概念理论比较研究》(刘星著)、《自由大宪章研究》(齐延平著)、《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张冠梓著)、《法边际均衡论--经济法哲学》(刘少军著)、《权利正义论--基于法哲学与法社会学立场的权利制度正义理论》(戴剑波著)、《契约伦理与权利--一种理想性的诠释》(强昌文著)、《谁是纠纷的最终裁判者--权利救济原理导论》(贺海仁著)、《法律方法论》(陈金钊主编)、《法律事实的解释》(杨建军著)、《法律规范理论之重述--司法阐释的角度》(李旭东著)、《性别与法律: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周安平著)、《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刘雪松著)、《法律与人文》(林来梵主编)、《良好秩序观的建构:朗。富勒法律理论的研究》(邹立君著)、《权利发展与公民参与--我国公民资格权利发展与有序参与研究》(储松燕著)、《当代中国法治的主体基础--公民法治意识研究》(柯卫著)、《结社自由及其限制》(刘培峰著)等。上述著作的主题至少体现出了两个特点,一是法理学的研究视野具有交叉性、融贯性、探索性,研究成果力求专、深、精,这与以往的著作要么囿于狭隘学科视域、要么宛若巨制实则虚弱的倾向相比有了长足进步。二是许多著作颇具回应价值,法理学并没有消极看待社会转型问题,而是愿意为之提供学术关怀,这才是学术的终极担当。

   这一年还出版了十余部翻译作品。美国法学家罗斯科·庞德的四卷中译本《法理学》得以与我国学人见面,德国法学大师拉德布鲁赫的《法律哲学概论》和美国霍姆斯大法官的文集《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也大大丰富了汉语法理学的阅读视野。其他具有较高价值的翻译作品还有:《法律的限度--法治、权利的供给与需求》([美]尼尔·K·考默萨著)、《论公正》([法]保罗·利科著)、《法学导论》([德]莱因荷德·齐柏里乌斯著)、《看不见的法律》([美]迈克尔·瑞斯曼著)、《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德]海因里希·罗门著)以及《法律中的社会科学》(第六版)([美]约翰·莫纳什著)等。

   根据索引资料的统计,2007年全国学术期刊发表的法理学论文约有450篇,其中,21种法学类CSSCI源刊发表的法理学论文有230余篇。通过对这些论文主题的大致观察,可以发现,法理学界依然十分关注中国法治问题的研究,十分关注权利范畴的研究,十分关注法学学科研究路径特别是新兴法理学门类的发展。

二、法理学研究的主要观点

   2007年的法理学研究涌现出了大量理论新观点,法理学的田地里呈现一片陆离的色彩和收获的繁忙。这种景象一度愉悦着我们的视神经,但必须要问的是,法理学研究进入完全专业化时期了吗?这种研究是否又受到专业槽的图限?价值分析与规范分析是否呈现隔膜或冲突?隔膜得以破除或者冲突得以平复了吗?哲理省思与社会关照是否愈行愈远?二者真的不能平和互融吗?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全面反映这一年法理学界的关注与收获。为此,我们选取部分较高层次的学术期刊为分析对象,其中以法学类CSSCI源刊为主要根据,兼及部分比较重要的论文,以专题形式就2007年法理学研究热点做一挂一漏万的缕析。

   (一)人本法律观与和谐法治研究

   "人本法律观"是2007年全国法理学年会的主题,也是广受学界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许多知名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观点。郭道晖指出,"以人为本"应当是执政者的政治理念和行为准则,它在宪政体制上的体现应当是以"全民为本",以及以每个个体人为本,即每个人与所有人的基本人权至上。"以人为本"根本上是以人的"最高本质"即人的自由发展为本。

   孙莉论证了人本理念的过程意义,认为人本理念的精髓在于通过过程本身的正当实现结果和目的的正当。人本的过程性要求过程本身的人本性,特别是公权力运作过程及程序本身的人本性。过程与目的的一致性成为国家或政府行为合法性、正统性的基础,这使人本的过程性与法治特别是形式法治暗合。

   郑成良和杨力指出,在法治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应通过法律尊重和保障人的正当权利。权利公理的证成及"积极福利"理论的兴起都要求关注权利的程序性规范问题。在司法过程中,司法公正的特殊品质决定了程序公正优先,它是走出"丛林正义"、迈向法治社会的先决条件。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法学研究需要认真回应这一时代主题。对此,韩杼滨指出:"法学研究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和谐这个主题,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大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问题为研究重点,把促进社会和谐作为衡量法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标准,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生命线。"

   和谐社会要求和谐法治。和谐法治不仅引领我们转换法治话语体系,而且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法治观念和法治实践。张文显指出,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机制,要围绕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中国与世界的和谐四方面发挥法律的引导和维护作用。和谐法治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法治的内部和谐,即法律规范体系与法律价值体系的和谐、法律运行各个环节的和谐。二是法治外部的和谐,即法与社会的和谐,也就是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三是法治以和谐社会为目标,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学者们对和谐法治的关注不仅表现为其提供学理上的正当性论证,也表现为对某些制度实践的批判上,如有学者就细致探讨了"当场击毙"问题,有学者探讨了和谐社会中媒体与官员的关系问题,有学者批评了游街示众这一不和谐现象,等等。

   朱苏力继续强调要寻求法治的本土资源,认为中国的法治一定要能够有效回应中国公民日常生活中的重大常规问题,必须与中国普通公民内心关于何为社会正义和良好秩序的感受基本一致,必须在中国现有资源和财政条件下能够长期实践。事实上,从本土积淀寻找制度资源,以历史文化鉴镜当下发展,是朱苏力一直秉持的研究进路,而这种努力不仅惠泽中国和东方,也不仅助益思想传播本身,正如他在一篇探讨儒家的制度性理解的文章中写到的:"儒家关注和回应的那个根本、复杂和顽固的秩序问题属于人类,而不限于中国,以及,儒家的意义在于制度,而不限于思想文化。"

   和谐社会、和谐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合法合理地解决社会纠纷。但在我国现实社会矛盾作用下,出现了一些溢出了常规性司法的专业化及技术化范畴的非常规纠纷。顾培东指出,解决这类纠纷需要广泛动员并利用政治、司法及各种社会资源,这是提升我国社会纠纷控制与解决能力的关键所在。顾建议建立统一的社会纠纷信息收集、分析和协调平台,强化司法审判解决纠纷的能力,完善非司法纠纷解决机制,并以专门措施和必要机构重点解决较为集中的群体性纠纷。

   在群体性纠纷中,房屋拆迁问题是我国当前非常突出的一类。冯玉军从法律和经济分析的角度指出了造成该难题的原因,由于现行拆迁法规的有效供给不足,以及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这类强势地位者基于其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导致法律话语权基本被垄断了,利益当事人正当、公平的消费需求难以满足,这种消费需求的偏差和不对等导致了交易行为的非常态运作和激化,以致我国拆迁法规的非常态适用。为此冯玉军提出了完善现行房屋拆迁制度的六项立法建议与对策。

   (二)法制现代化与中国法治问题

   本年度,法制现代化研究继续受到学者关注,《政法论坛》还专门开辟了"中国法制现代化与现代性"主题研讨专栏,刊发了一系列具有反思精神的文章。

   黄文艺反思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论,认为新时期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呈现出供给主义、威权主义、精英主义的基本特征,它们构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既有成功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正在和将要面对的困难症结之所在。

   中国法制现代化一方面要摆脱传统的束缚,另一方面要审慎借鉴西方。齐延平认为法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法律精神现代化,中国的现代性变革以反叛自身传统为前提,反叛的首先是传统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这还有赖研究范式的转化,最重要的是实践性问题意识的确立和分析理性的提升。"现代性"意义上的法制是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的,对人性的充分肯定、对人的欲求的深切关怀应当成为法制现代化的开端。

   有学者对比了中西法制现代化模式,提出审慎对待西方理论。杨阳和李筠认为,与欧洲特别是英国"顺势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属于"逆势现代化",其复杂和艰巨性在于要在现代化的启动初期就共同体的宏观层面解构传统秩序模式。王小钢提出要认真对待西方第二次现代性理论和法律范式转换理论,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当下反思性法制现代化观点基础上建构真正具有中国立场和中国品格的自反/反思性法制现代化理论?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问题颇受关注。马长山分析了这一进程中的法治变革趋向,认为现代法治形成了法律多元主义的规则秩序、互动平衡的功能取向、反思回应的程序主义诉求等发展走向。审视和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只能以现代性反思和重建的思路,其主体是现代性的,同时避免西方现代法治的失误和克服现代性法律本身的弊害。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关涉面极为广泛的问题,有学者提醒我们当代中国的法学话语所处的冲突和断裂境地使中国法治现代化陷入困境,还有学者评析了国民心理对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产生的影响。

   中国法治问题依然是法理学界关心的热点。李步云回顾了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进程,指出要在未来几十年里将我国建成法治国家,需要在法制完备、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力制衡、法律平等、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正当以及党要守法等十个方面取得进展。

   李林论证了民主和法治的关系,认为在二者存在着上下位阶中的决定关系、并列位阶中的互动关系、下上位阶中的从属关系。社会主义法治通过对民主的确认、引导和规制三种主要形式,实现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

卓泽渊从基点、区域、文化和性质四方面对中国现代法治提出了反思,认为中国现代法治既应是世界的更应是中国的,既应是城市的也应是农村的,既应以传统为基础也应以现代为目标,是经历革命后在现代的更新和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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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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